臣听《尚书》说：“崇显道德而慎用刑罚，用刑务求慎重不滥！”《礼记》说：“君主易于侍奉，臣民易于了解，那么刑罚就不至苛繁。如果君上多猜忌之心，百姓就会困惑；如果臣民难于了解，君上就要操劳。”君主易于侍奉，臣民易于了解，君主不操劳，臣民不困惑。君主有专一的美德，臣民就不会萌生异心，君主以忠厚的诚心待下，臣下就会效辅佐之力，这样太平的基业才不致坠亡，“康哉”的赞颂就会响起。当今圣道遍及华夏和异邦，功高达于宇宙，无处不归服，无远不向化。然而言谈崇尚简要，心志贵在明察。刑罚赏赐的本意在于劝善惩恶。帝王之所以要划一天下，就在于不因亲疏贵贱而使赏罚轻重不一。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都适当，是非曲直以个人的好恶为准，赏罚的轻重视个人的喜怒而定。高兴时依法慎重量刑，发怒时则在事实之外寻找罪名。对于喜爱的人，不惜以皮上钻孔显露羽毛般的夸张去赞美，对于厌恶的人，则把瘢痕当做污点加以挑剔。瘢痕可以找到，刑罚就可以滥施，羽毛不难显露，赏赐便可以谬加。滥用刑罚，小人之道大张，赏赐失当，君子之道消亡。小人的恶行得不到惩处，君子的善举得不到鼓励，却希望天下安定，刑罚弃置不用，这样的事，臣没有听说过。
而且闲暇清谈时，都信奉、推崇孔子、老子；一旦发威动怒，则效法申不害、韩非。凭道义行事，也难保不会被三次罢官；危害他人保全自己，这样的事大约也有许多。因此道德的宗旨没有弘扬，而刻薄的风习大张。上面已兴起风气，下面就会不断滋生事端。人人争相追逐时尚，法度规章便不一致。稽考王者法度，这样实在有亏人君之道。昔日伯州黎与人串通做弊，楚国的法律于是败坏；张汤量刑轻重不一，汉朝的刑律便有偏差。臣下的偏颇，人们尚且不能申明他的欺瞒，更何况君主倚高倚低，将使下面何以适从呢！以圣上的聪明才智，应该无所不知。难道是神思有所不及，睿智有所不通吗？这是因为安于现状便不考虑刑罚须谨慎，乐于眼前便忘记先笑难免日后祸变。祸福相互依赖，凶吉连在一起，只在于人们自己招致，怎么可以不慎重考虑！近来对下责罚稍多，威怒稍盛，或由于供应物品不足，或由于不能顺遂自己的欲望，都不是达到天下太平所急需的事务，实际上是骄纵奢侈在渐渐滋长。由此可知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会到来，富足没有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会来到，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况且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祸乱灭亡的根源，应该是圣上明君所对照思考的。以隋朝的兵马，比当今的军力；以隋朝的库藏，比当今的储备；以隋朝的户口，比当今的百姓；衡量两者的长短大小，有多大的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国强兵而丧乱败亡，因为国家动荡；我朝却以贫国寡民而邦国安宁，因为国家平静。以静治国则天下安定，以动治国则天下离乱，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并非隐蔽不明显、细微难于觉察。但很少有人走平坦易行的道路，大多却跟从翻车的辙印，原因何在？就在于安定时不思虑危难，太平时想不到战乱，生存时不忧惧灭亡。往昔隋朝未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未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亡。因此屡屡兴兵打仗，徭役不止，以至于自身行将被杀受辱，竟然还不知道灭亡的原因，不是很可悲吗？
照看相貌的美丑，一定要去静止的水面，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吸取亡国的教训。《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又说：“砍伐树枝做斧柄，斧柄尺度并不远。”臣希望当今有所举动时，要把隋朝作为镜子，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便可以明白了，若能想到隋朝危机的原因，就会安定；想到隋朝祸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隋朝灭亡的原因，就会长存。生存还是灭亡就在于：节制嗜好欲望以顺从他人，减少游猎的娱乐，制止靡费华丽的兴作，停办并非急需的事务，小心因偏听而犯怒，接近忠诚敦厚者，疏远巧言媚宠者，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逆耳忠言，使善于钻营的人远去，使稀罕的货物轻贱。采用尧舜树立诽谤之木的做法；追念夏禹、商汤责罚自己的美德。珍惜民产，顺应民心，近取自身为则，以宽恕待人接物，想到勤劳谦和可以受益，不要因自满而招致损害。这样便能有所动作而万众相和，说一句话便千里呼应，超越前代人高尚的道德，为后世树立良好的风范。这是圣哲的宏伟规划，帝王的盛大功业。要做的事就是这些，只在于慎重保守成业而已。
保守帝王的成业容易，夺取它却很困难。已经取得难于得到的，还能保不住容易守护的吗？如果保守得不稳固，那是因为骄奢淫佚动摇了它。因此怎能不努力，做到慎终如始呢！《易经》说：“君子平定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全，国家也可以保全。”这些话千真万确，不能不深刻体会呀。臣唯愿陛下求善的心志不减当年，闻过必改的行为不逊于往日。若能在当今的太平之世，仍像往昔一样奉行恭谦节俭，那么尽善尽美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第四篇）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必定要依靠德和礼；君子所保有的，只是诚和信。建立起诚、信，臣下就不会怀有二心；有了德、礼，远方异国的人也会感通圣德。所以德、礼、诚、信是治国的大纲，父子君臣之间，一刻也不能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以礼使用臣下，臣下以忠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人都有一死，做人如果没有信义便会一事无成。”文子说：“同样的话有些能得到信任，可知在说话之前就有一个信义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有些就能够施行，可见在命令之外，还有一个诚意的问题。”这样看来说过的话没有被实行，是因为说话不讲信义；下达的命令没有被遵从，是因为命令缺乏诚意。不讲信义的话，缺乏诚意的命令，对上会使国家败亡，对下会危及自身，即使处在颠沛流离的困境，君子也是不会不讲诚信的。
自从实行帝王正道，天下美好清明，至今已有十余年，皇朝声威远播海外，万国前来朝贡，仓谷日益充实，土地日见宽广。然而道德却没有更加崇厚，仁义也不见一天天广博，原因何在？就在于陛下还没有完全以诚意和信任对待臣下，虽然开始时十分勤奋，却不见坚持到底的美德。所以会这样是逐渐形成的，而非一朝一夕的缘故。过去在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善言就为之惊叹，乃至五六年间仍以听从劝谏为乐。但从此之后逐渐嫌恶直言，虽有时勉强接受，不时加以容忍，但已不再有往日的豁达大度了。正义直言的大臣，慢慢开始回避陛下；阿谀媚宠的小人却大肆施展巧辩的伎俩，彼此同心的大臣被指为朋党，揭短告密者被说成大公无私，坚强耿直者被说成专权，忠诚正直者被诬为诽谤。被指为朋党的大臣，虽忠诚守信义仍受到猜疑；被说成大公无私的小人，虽伪善虚假也不受责罚；坚强耿直者畏惧擅权的非议，忠诚正直者担心诽谤的罪名，以至于猜疑成风，妖言惑众，正直的人不能畅所欲言，大臣中没有人敢于争辩。蛊惑视听、阻塞正道，妨碍教化，亏损道德，不正是如此吗？孔子之所以厌恶以巧言善辩颠覆国家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相同而内心不一样。君子替人掩恶扬善，危难临头不苟且免祸，而是杀身成仁。小人不耻于不讲仁，不畏惧丧失义，只要有利可图，就会危害他人以求自身平安。如果敢于危害他人，还有什么不敢干呢！现在要想达到天下太平，必定任用君子；事情有差错，有时又会询问小人，对待君子敬重而疏远，对待小人轻视而亲昵。亲昵就会无话不说，疏远就会情感互不相通。这样毁誉由小人决定，刑罚由君子担当，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安危，怎么可以不慎重对待呀！才智中等的人，哪能没有小聪明，然而才能不足以治国，考虑问题不深远，虽然全力以赴、忠心耿耿，仍不免失败。更何况内心奸诈贪利，善于察颜观色迎合陛下心意的人，这种人造成的祸患还不够深吗？因此孔子说：“君子中也有有时不仁的，但从未见到小人而具有仁的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可能没有小恶，但只要恶不积累多就不会妨碍正道；小人有时也会有小善，但善不积累就不足以树立忠诚。现在说一个人善，却又担心他不讲信义，这同竖立一根笔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不正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即使耗尽精神，殚思竭虑，依旧行不通，这也是十分明白的。
君王能尽礼，人臣能效忠，必定由于对内对外没有私心，上下彼此相信。君上不信任臣下就无法使用臣下，臣下不相信君上就不能侍奉君上，信的意义真是太大了！借此能得到上天的佑助，没有不吉不利的。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杯中发臭，让肉在砧板上烂掉，这不会妨害霸业吗？”管仲说：“这样做非常不好，但是不妨害霸业。”齐桓公问：“怎样做就会损害霸业呢？”齐桓公说：“不能了解人损害霸业；了解了而不去任用损害霸业；任用了而不加信任损害霸业；已经给予信任了而又使小人参杂其间也损害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过了一年仍不能攻克。间伦说：“鼓国的啬夫，间伦认识。请允许我不使士大夫们劳累而夺取鼓国。”穆伯没有答应。随从问：“不折毁一支戟，不伤害一个士兵，而鼓国可以攻克，您为什么不采用呢？”穆伯说：“间伦为人，巧于谄媚而不讲仁义。如果他攻下鼓城，我不能不奖赏，奖赏他，就是奖赏谄媚的人，谄媚的人得志，这会使晋国士人放弃仁而去做谄媚的事。这样即使夺取鼓国，又有什么用呢。”穆伯身为列国大夫，管仲是霸业的辅臣，对于信任人尚且如此慎重，远远避开谄媚之徒，何况陛下身为四海大国的君主，享千年之寿的圣上，岂能使巍巍盛德，又稍有不足呢？
若要使君子和小人之间是非不致混杂，必须以德安抚臣民，以信对待臣民，以义鼓励臣民，以礼约束臣民，然后奖善惩恶，做到赏罚分明。这样小人就可以戒除阿谀奸邪的恶习，君子则会自强不息。陛下无为而臣民得到教化，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奖善而不能使善者进升，惩恶而不能去除恶者，有罪不罚，有功不赏，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就不好说了。又将如何指望把福运永久赐给子孙后代呢！
太宗手写诏书表示称赞，优礼采纳。又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初期，上书者有的说：‘人君必须独断威权，不能委任群臣。’有的想炫耀武功，使四方异族慑服。只有魏徵劝朕‘放弃武力，振兴教化，广布德政，遍施惠泽，中国安定之后，远方异族自然归服’。朕听从他的话，天下于是十分安定，偏远僻地的君长都来朝贡，各国行人辗转翻译着彼此的语言，在大路上往来不断。这都是魏徵的功劳。”
太宗曾经嫌上密封奏章的人太多，不合乎事实，想加以罢斥。魏徵上奏说：“古人立诽谤之木，想听到自己的过失，今天的密封奏书和古时的谤木是一样的意思。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就只能任人说短论长，如果所说切合实际，就会有益于陛下，不切合实际，也无损于国家。”太宗说：“这番话很对。”向他表示慰劳并送他离去。
后来太宗在洛阳宫，游幸积翠池，宴请群臣。酒兴浓时，每人以一件事赋诗。太宗以《尚书》为题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徵以西汉历史为题赋诗一首：“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说：“魏徵每次讲话，必定以礼约束我。”不久因魏徵修成《五礼》，应当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县男。魏徵请求把封爵让给亡兄的孤子叔慈。太宗凄然说：“卿这样的心，可以激励世俗。”随后批准了他的请求。
贞观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要下马，这种违反法令以表示尊敬的做法，有悖于礼的准则。”太宗说：“大臣们都自认为尊崇高贵，难道我的儿子就卑下吗？”魏徵进言说：“自古至今，亲王的等级在三公以下。如今三品官指的都是天子的列卿、尚书省长官和各部尚书，他们为亲王下马，可不是亲王应当承受的。查询以往的成例，没有凭据；实行到现在，又违背国家大法。”太宗说：“国家所以要立太子，就是准备让他做国君的。但是人寿命的长短，不在年长年少。假如没有太子，他的胞弟也会依次而立。以此而言，怎么可以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商崇尚质朴，有兄长死后弟弟取代王位的做法。周朝以后，立嫡子必定立嫡长子，以此杜绝其余子嗣觊觎王位，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掌管国家的人应当十分谨慎的。”于是太宗同意了王珪的奏言。适逢皇孙出世，太宗召集公卿赐宴。太宗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在乱世奔波周旋的，房玄龄的功劳不可推让。贞观之后，对我尽心竭力，奉献忠诚，使国家平安、百姓获益、敢犯颜直谏、纠正朕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了。古代的名臣又怎能比得上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魏徵二人。
魏徵因戴圣的《礼记》编排没有秩序，而编《类礼》二十卷，分门别类，删除重复，采用前代大儒的训注，择善而从。研究精辟而思考深入，经过几年编成全书。太宗看了给予赞扬，赐给魏徵帛一千段，又把书抄录了几部，赐给太子和各亲王，并将书收藏在秘书省书库中。
先前，朝廷曾派使臣到西域立叶护为可汗。使臣还没有回来，又派使节带上许多金、银、帛、缎到西域各国买马。魏徵劝谏说：“现在以立可汗为名，去西域，可汗还没有确定，又到各国去买马，各国一定以为我们意在买马，并不专为立可汗。这样即使立了可汗，可汗也不会十分感恩戴德。而各国听说这件事，会认为中国薄义重利。我们未必能得到马，却又失去了义。过去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汉文帝说：‘我因凶丧的事出行，每日走三十里，因吉庆的事出行每日五十里，銮车在前，扈行车马在后，我独自骑着千里马能安然处之吗？’于是赏还路途费用后让献马的人返回。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用千里马驾车，把宝剑赐给骑士。陛下凡所做所为，都远远超过三王之上，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要在孝文帝、光武帝之下呢？再有，魏文帝想买西域的大珠，苏则说：‘如果陛下的惠泽遍及四海，那么大珠不求自来，经过索求才得到它，也就没有什么可珍贵的。’陛下纵然不能追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能不以苏则的话为戒吗？”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而停派买马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