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郑成功在厦门面临兵力、财力困难，转而考虑进军台湾的时候，曾在荷兰人手下做翻译的华人爱国人士何斌来到厦门，他向郑成功反映了台湾人民欢迎大军过海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愿望，并献上一份厚礼——一幅荷兰人在台湾军事布防的地图。郑成功如获至宝，更加坚定了收复台湾的决心。他不顾一些将领的反对，于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率大军二万五千余人、战船数百艘，从金门出发，克服了狂风恶浪的袭击，到达台湾西南部鹿耳门内的禾寮港。通往岛上有南北两条航道，南航道水阔港深，好开大船，但荷兰人早将航道堵塞，防守严密；北航道水面窄，礁石多，大船进不去，在这里荷兰人没有设防。趁着涨潮，在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从北航道进港，战舰一条跟着一条，悄悄地驶进海港，很快强行登陆。大军的到来，使台湾各族民众欢欣鼓舞，他们给大军送水送粮，提供牛车，热情帮助，使得郑成功大败荷军，将荷军压迫在赤嵌城和台湾城两个据点内。郑成功将赤嵌城紧紧包围，向荷兰殖民者提出严正警告，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现在你们理应交给她的主人。”荷军统帅揆一拒绝投降，于是郑成功下令发起进攻。在强大的攻势下，荷军头目扯起白旗投降了。剩下的台湾城，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中心，这里防守非常坚固。郑军士兵强攻，伤亡不小。因此，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切断荷军的水源和供给，围城长达九个月，荷兰总督揆一感到大势已去，开城投降。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受降仪式在郑成功军营里举行，郑成功高坐正中，揆一卸下佩剑，脱下军帽，毕恭毕敬地在降书上签字，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彻底离开了盘踞三十八年的中国宝岛，台湾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在明末清初的一片战乱和国家内部分裂破碎的大势下，郑成功却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复国土，成为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台湾收复后，郑成功在岛上建立了一府二县进行行政管理，并大力开发，实行屯田，奖励垦荒，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郑成功不幸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茶马古道
在我国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它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三千一百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三千八百多公里。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文化传播古道——“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高寒地带没有蔬菜，藏民们的主食是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等，这些食物热量高，不易分解。茶既能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喝酥油茶就成为藏民的一种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耕种、运送，以及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在成都、秦州设置了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洪武初年，连年征战，太祖朱元璋急需马匹，因此非常重视茶马贸易，并想通过以茶换马来稳定西部少数民族的人心，以巩固边防。于是，官府出面收购和储藏茶叶以备换马的需要，而商人买卖茶叶必须持有政府下发的“茶引”。洪武五年（1672），在秦州设立了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各项事宜。洪武三十年（1697），为了贸易的便利，撤掉了秦州茶马司，在西宁建茶马司。
但是这种由官府主持的贸易不能满足藏、汉两族人民的生活需求，所以两族人民往往突破政府禁令进行民间贸易。明朝政府也曾一度开放禁令。明代的茶马贸易，自洪武初年开始，与明王朝相伴始终。明中叶以后，由于朝政的腐败，奸商与边境官吏相勾结，以下等私马偷换上等番马，冒支上等茶叶，利用茶马贸易攫取不法利益，致使国家得不到优良的马匹，官方的茶马贸易每况愈下，倒是民间往来频繁，始终未断，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如今的茶马古道已经历经近千年的沧桑岁月，古道是壮阔的，而对于当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马帮来说，那却是一条充满了艰险的征途。西南地区山高水急，水上交通不可想象。而山道险峻曲折，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帮成为唯一适用的运输方式，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谋得生存奔波在雪域高原上，茶马古道实际上是一条用人力和马的脚力踩踏出来的道路。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激发了他们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又一个村寨，马帮们踏出了一条沟通各地的生命之路，成为联系大西南地区的纽带。这些马帮曾经驻足停留，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发展成为后来的城镇。今天的丽江古城就是迄今为止茶马古道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被誉为是“活着的茶马重镇”。
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广泛传播，一些民间艺术家在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还有一些被视为神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上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促使这些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等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四大奇书
小说是明代文学的代表，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的长篇小说，也叫章回体小说，是由宋元时期的“话本”发展而来的。话本就是说书人使用的底本，它将一段历史故事分成多次连续讲说，每次讲说之前用一个题目揭示这一段的主要内容，而每段故事结尾都会留下一个悬念，吸引听书者接着向下听，这个叫做“扣儿”。这些底本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锤炼提高，就产生了流传至今的许多经典小说，而明代最着名的长篇小说有四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
《三国演义》，本叫《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影响最大的长篇历史小说。它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剪裁、加工而成，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争斗。文字浅显，语言通俗，从黄巾起义、刘关张桃园结义，一直写到晋国统一，按照时间顺序编制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关于政治的纵横捭阖和军事的韬略计谋的描述，更是成为后世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取法的范本，历史上很多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十分爱读《三国演义》。而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过关斩将等已成为我们常用的成语；群英会、空城计、赤壁之战等又成为后来戏曲、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的故事来源。其不足之处就是小说中宣扬了封建正统思想，奉腐朽的东汉王朝为正统，因此尊蜀贬魏，把曹操写得奸诈凶恶，贬斥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竭力颂扬了刘备、诸葛亮的仁政。这部小说的作者是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也有说他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生卒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只知他生活在元末明初。他是中国首先写作小说的作者，相传他一生写了十多种小说。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关于他的生平也有很大的争论，现在只能肯定他也是生活在元末明初，在杭州等地有他的活动遗迹。据说，为了写好武松打虎等情节，他冒险到森林中亲身观察老虎的一举一动，因此使这些关于打虎的章节异常精彩。《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政治腐朽，官逼民反，梁山英雄们劫富济贫的故事。它歌颂了农民斗争的正义，最成功之处是对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的形象描写，人物个性鲜活，情节曲折生动，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作品的结尾，作者选择了一个义军接受招安，并被统治者利用征讨方腊起义军，从而走向自相残杀，最终毁灭的结局。这实际上是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狠毒的手腕，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种深刻揭露统治者、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作品在我国小说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部《西游记》不知道倾倒了海内外多少华人，孙悟空的形象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标志之一。它是我国着名的神话小说，它的形成和《三国》、《水浒》一样，也历经了几百年在民间的孕育和流传，到明代后期，由吴承恩最终整理、编写完成。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他曾几次参加科考，但屡试不中，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考上贡生，直到六十岁才当上一个县官。他从小喜欢听书，并注意收集民间故事。《西游记》就是他在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小说叙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唐僧师徒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作者笔下的孙悟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个叛逆者，具有坚强的斗争意志和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藐视权威。面对如来佛祖的质问也敢大胆地说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些言辞看似诙谐，却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极狂放的民主思想。
最后一部经典是《金瓶梅》，这是一部备受争议，并一直以来被列为禁书的作品。它取材于《水浒传》中关于西门庆、潘金莲通奸这一段故事，进而扩展成为一百回的长篇巨着。其内容着重描写了西门庆这个破落户，不学无术，只喜好舞拳弄棒，善于赌博，后来发迹了，成为一个大财主，他一面奴颜媚骨地奉承朝廷官员，一面卑鄙残忍地榨取百姓血汗。他昧着良心专门干拐骗奸淫的勾当，谋财害命、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因此，在揭露明朝后期统治者和官绅阶层的荒淫腐朽生活和反映贫苦百姓的悲惨生活方面，《金瓶梅》是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而且，其中对当时市井生活的描写，形象生动，是反映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但因为它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和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其中对一些丑恶淫秽的情节也做了真实、大量的描写，以致该书被历朝所禁。《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但这只是个笔名，因为兰陵今属山东峄县，所以推测作者是山东人，但他的真实姓名一直无法考证。
四大科学家
明朝晚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限于科考的空泛义理的学习和控制，开始追求具有实际效用，可以经世致用的知识，其中尤为着名的有四大科学家，他们是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和徐霞客。而且他们总结前人，都写就了不朽的科学着作。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人。他出身在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较为富裕的家境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徐光启也勤奋好学，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学都有很高的造诣。二十岁时他考中秀才，三十五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但这时，徐光启还没有进入官场，而是在家乡等地教书。他辗转数千里，开阔了眼界，交游越来越广，在南京时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二人对对方的学识都十分佩服，成为知交。而在传统教育熏陶下的徐光启竟然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利玛窦授洗礼，加入了天主教。这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不仅需要抛弃从小的信仰，而且对传统礼俗的背叛更是为人所不能容的。比如，加入天主教就必须执行一夫一妻制，徐光启就必须舍弃他的小妾，而这对于几千年来多子多福的传承思想来说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因此，加入天主教对徐光启来说就是一个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