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国摇滚乐小样，从Sony、Maxell磁带，到四海、鹦鹉磁带，是一个去精英化的过程，而随着CD-R的出现和普及，又经历了一个恢复专业化的开端。包装的设计，从手写名称，到打印封套，再到印刷封套，再到丝网印刷盘面，实际上是一个小样向独立唱片过渡的过程。它的功能从1997年以来，就不再是简单的小样，这背后，是和西方不同的对传播渠道的呼唤。今天欧洲的独立厂牌，有一些用出售DAT母带和封面的方式，连同限量授权书卖给零售商发行；更多的也开始经营CD-R，像著名的Touch就设立了专做现场CD-R的系列。这些游击战术，其实和中国独立音乐绞尽脑汁的发明创造是一回事。低成本、有效的发行网络、松散的合约关系，是独立音乐的主要基础。也许那些正在销售小样的乐队、心动之间成立的独立厂牌，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些经验--钱永远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怎样从孤立的小样文化，走向海洋般的独立音乐世界。
方舟上的舞蹈--中国音乐杂志扫描祁京中国的音乐杂志一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不断上扬的成本让很多杂志小心翼翼、游离在生存的边缘；另一方面，读者日益增强的对于杂志的要求也让他们疲于应付；而相对狭小的读者群体也影响了广告商投放广告的热情，这也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可以说，中国诸多的音乐杂志是在方舟上跳舞，一不留神就会掉入洪水之中。
中国的音乐杂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热潮中开始出现的，最早不过是三十二开的、印刷粗糙的流行歌曲歌本，这些音乐杂志的雏形培养了一批的乐手、校园诗人、愤怒青年和卡拉OK爱好者，在他们之上，演化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四种取向：技术、感伤、愤怒和娱乐，而这也是中国音乐杂志的四个不同内核。
1987年10月，《音像世界》在上海创刊，它原本是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创刊的一本带有广告导购性质的杂志，但随后，它变成了国内第一份大量报道欧美流行乐杂志。也在这一年，"黑豹"乐队组建。《音像世界》为中国音乐杂志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之后无论任何音乐杂志都没有完全脱离《音像世界》所划定的范畴。早期的《音像世界》因为以介绍欧美流行音乐为主吸引了一批大学生，而该杂志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是在1992年，王晓峰和章雷在杂志上连载了"对话摇滚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比较完整的对摇滚乐进行介绍，虽然谱系并不完全，但也为摇滚乐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知识背景，而歌迷会内部刊物《popmusicbus》不但开发了中国摇滚乐的铁托传教士，也基本定型了中国摇滚乐评的文风。《音像世界》的黄金时期在1992年到1995年，最高销量达到了二十二万册，这个销量相当于内地中级城市报纸的发行量，但1995年12月之后，由于编辑的流失和经营的压力，杂志的水准开始出现反复。《音像世界》是国内第一个改用彩版的音乐杂志，结果不但成本升高，采编质量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直以来，《音像世界》都试图走一条流行和另类结合的中庸路线，它试用了所有的办法，但似乎效果一般。在强大的市场压力前，终于在发行和采编两个方面全线收缩。时至今日，人们更多在图书馆而不是在零售商那儿见到这本杂志。
1992年9月，大学英语四级只考了五十九分的邓良平在中山大学民刊《伤感与怀旧》的基础上创办了《音乐天堂》杂志，不同于《音像世界》的是，《音乐天堂》采用了有声杂志的形式，即在杂志中附上磁带，这种音乐"一站式服务"受到渴望接受西方流行音乐又苦于没有途径的大学生的追捧。到了1994年，这本非正式出版的《音乐天堂》单期能卖二十万册。基本上，"有音乐的地方就有天堂"，有大学生的地方就有"音乐天堂"。《音乐天堂》的做法有点打"知识产权"擦边球的味道，但也为国内乐迷提供了宝贵的听觉食粮，开辟了一个观察域外音乐世界的窗口。《音乐天堂》以20期为界，从三十二开变成十六开，它"开创了音乐杂志的多媒体时代"（王晓峰语），其运营模式和采编手法深深的影响了中国音乐杂志。但20期之后，《音乐天堂》在张秦手里陷入了"电子"和"流行"的纠缠之中，相比前任主编陈寰中和邱大立，张秦显然对把握杂志的整体走向不甚明了。一度，曾经出现过半面流行半面另类的情况。而自36期起，《音乐天堂》因为反复的改版，音乐市场的萎缩和网络的冲击，影响力已大幅度下降。现在的《音乐天堂》已经成为《疯狂英语》的音乐版。
1998年8月，《音乐天堂》特刊《朋克时代》创刊，随之而来的还有《盛世摇滚》，《朋克时代》在当时引发了国内朋克热潮，这本个人化色彩浓重的杂志以尖锐偏激的文字在乐迷中间引起了强烈的争论。1999年10月，主编杨波将两本杂志合并，创办了《自由音乐》，此后这本标榜"最严厉的文字、最真切的情感、最尖端的摇滚。音乐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的小册子完全成为了杨波的自留地和试验田，这是中国音乐杂志一次自发的超前试验，虽然《自由音乐》最终夭折，但它对国内地下音乐的开掘和摇滚乐迷的深化功不可没，有人甚至用"二次启蒙"来形容这本短命的杂志。
也许很多人不愿意提起《当代歌坛》，这本1994年1月1日创刊的音乐刊物，因其对音乐纯娱乐价值的开发而受到和自己销量一样多的非议，《当代歌坛》将音乐消费的概念普及到了中小学，把"明星"打包送货上门，利用歌迷的不理智制造更大的不理智。到今天为止，《当代歌坛》及其派生出的《轻音乐》依然是音乐杂志中铺货率最高的，这种局面多少也说明了音乐在中国的处境。
前身为《河北歌声》的《通俗歌曲》是现在国内音乐杂志中偏向主流的代表，这本杂志经历了从流行音乐转向摇滚乐的痛苦过程。《通俗歌曲》的变化发生在三任执行主编朱晋辉、彭洪武和李宏杰的更替中。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通俗歌曲》的侧重点从国内转向国外。一段时间内，《通俗歌曲》是一本比较平衡的刊物。但它在音乐界主流和客观的形象已经深深扎根，可能会有人指责《通俗歌曲》中庸，但没有人可以指责《通俗歌曲》不专业，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歌曲》的普及者的定位是成功的。另外，音乐杂志在发行上的劣势已经制约了《通俗歌曲》的发展。
脱胎于《通俗歌曲》的《我爱摇滚乐》由朱晋辉担任主编，这本杂志继续"圈子化"的做派，倒也获得了另一种乐趣。这是一本自由到放肆的杂志，可说是摇滚杂志中的《当代歌坛》，《我爱摇滚乐》有着良好的人际资源和免费的网络稿源，虽然购买量并不理想，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香港乐评人袁智聪的《音乐殖民地》和台湾乐评人任将达的《摇滚客》的相继倒闭，证明了音乐媒体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终结，事实上，"一手清"的办刊方式虽然可以保证杂志风格的统一和完整，但其缺陷也同样明显，读者经常被刊物中越写越看不懂的文字搞得一头雾水。虽然看到这两本杂志的很多人成为了乐评人，但他们终究是时代的早产儿。著名乐评人郝舫的《电动方舟》一直没有完全推向市场，而只以内刊的形式发行，可以说有这方面的考虑。
1999年5月创刊的《摩登天空》杂志及其续刊《现代艺术：听》杂志把"摩登天空"的企宣和袁智聪的港式乐评烩在一个锅里，显然很难让读者适应。应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企业内刊，但显然，阅读这样一本杂志对于读者来说并不是一本轻松的事情。
随着中国音乐市场的成熟，音乐杂志进入细分市场阶段，早期的《音像世界》和《音乐天堂》式的大杂烩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乐迷的需要，这也是该类杂志市场日渐萎缩的一个原因。一批新兴的，细分音乐杂志市场的刊物正在冲击原有的格局，但也应该看到，这种"院内套院"的方式对整个音乐杂志阅读群体总量的增长并无太多的实际意义。
1997年11月在广州创刊的《杂音》杂志极其具有开创意义，它满足了另类音乐迷的嗜好。而之后《重型音乐》、《极端音乐》、《哥特时代》和《锐舞地带》纷纷以不同的定位，拉开差异，每一个杂志都尽力保证深度，为从《通俗歌曲》进级的乐迷提供了延伸阅读的工具。而《现代乐手》杂志和《口袋音乐》的出现可以说是这种细分的又一次合流，他们的未来还很难预期，但应该注意到，这两本杂志都有立足杂志做经营的趋势，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基本的收入还是赢利，在一定意义上，他们都在探索中国音乐杂志的新经营模式。但这两本杂志同样存在着过于小众化的问题，这不但制约杂志的影响力，也让杂志的稿件质量难以保证。《口袋音乐》前期乐观的建设一个开放的音乐创作平台，成为一个网上乐迷回馈纸媒的通道。但很快，他们就因为稿件质量等问题放弃了这个想法，再请出颜峻等老面孔--如果你翻开三十多种音乐杂志，你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中国只有四个乐评人在写东西，其他的都是编译稿件，这种同质化现象将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中国音乐媒体。
此外，中国还有大量的民办地下刊物，这些杂志多则上万，少则几百，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播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只能夭折，即使能够存活下来的，如成都小酒馆的刊物，也只能以私下传阅的方式进行传播。相比之下，网络音乐杂志由于其个人性、低成本和易传播性，正在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纸质媒体。而著名乐评人胡凌云的网刊《掘火DigForFire》正在成为一个网上新生代乐评人的半开放式创作平台，虽然胡本人的办刊思路并没有完全成型，但可以预期的是，在人人乐评时代，这种精耕细作式的办刊方式无疑可以给中国音乐杂志一个提高专业能力和视野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