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说到电影--被删改八次并更名为《长大成人》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它是中国惟一可以看下去的摇滚电影。相比《北京杂种》的含糊和《头发乱了》的庸俗，《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但对摇滚人士来说，它最大的贡献则是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其真实程度达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板儿砖。
电影是从70年代开始的，然后可以窥斑见豹，看到80年代多数乐队的诞生，甚至经纪人在初级阶段的必要性和龌龊嘴脸。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摇滚乐的精神价值成反比，但和机会、数量、水平成正比，后人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对摇滚乐意味着什么。但最厉害的，是1989年--一个被忽略的记忆--后，主人公回到90年代初的北京，经历了繁荣的Party岁月，见到了吸食毒品的忧伤同行，见到了躲在小屋里的苦孩子兼混混，见证了中国摇滚一个重要的、没有人喜欢提起的阶段。在一种真实的颓废气氛中，《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太多令人感动的镜头之一，是"兰州女孩"在迪厅喊"流氓"时，所有人都开始齐呼"流氓"，这个称呼，是如此贴切、恶毒和亲切地形容了复杂的摇滚人。
--这个跨度，从1990年开始，大约到1995年结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人和事，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它的表面现象就是被很多人攻击的重金属热和颓废风气，这攻击的前者来自今天的新生代，后者是当时装神弄鬼的主流媒体。它的背景，是从1989年延续下来的心理、社会、经济，摇滚乐在这段日子里简直太过艰难，而且几乎一无是处。它的内部，是一直到《红星一号》才暴露出来的虚假繁荣，是铺路石、牺牲品、老战士苦斗而庸才、衙内和傻逼被尊重的时代，是第二代摇滚人误入歧途的病态挣扎，是"圈子"这个专有名词最终的形成。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戏果"、"飞"、"黑馒头"、"死磕"、"扒带"这样的词汇，后来的"胡同摇滚"、"痞子摇滚"、"摇滚圈（juan）"也主要指向这一批乐队。
在观看《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时，大家大笑着发现了电影里给人提琴的群众演员詹华，他是北京最好的企宣之一，现在早已经不留长发了，而是留着时尚胡须。但那时人人都要留长发啊。做一个摇滚人，大夏天也得穿战靴，皮夹克来自南方手工作坊,但骷髅项链是真的美国A牌，长发不是作为个性的标志出现的--这是又一个误会--个性意味着千奇百怪。长发是接头暗号，是当代烧炭党区别于群众并归属于圈子的标志。在那个没有个性也没有创造的年代，所有的衣饰，其实都是集体认同感的需要，摇滚的虚弱因此不言而喻。与此相配的是，他们行踪诡秘，生活不为人知，愤怒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但性生活的繁荣似乎又并不像过去那么严肃。在圈子的深处，吸毒，作为主流媒体最感兴趣的话题，和骂崔健一样流行。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对当时摇滚主流的描述。我们还是先看看流氓岁月的来龙去脉吧。1990年，中国的气氛仍然是谨慎的，除了加倍地务实，人们难以判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是，摇滚乐是个例外。摇滚乐是务虚的，所以只有加倍务虚。渐渐恢复的Party、组建、排练、创作几乎是没有明确目的的，首体的"90现代音乐会"上，"唐朝"、"呼吸"、"1989"、"女子（眼镜蛇）"、"宝贝兄弟"、"ADO"六支乐队为中国摇滚指明了暂时的方向--解除广大被迫务实的青年的压抑。但事实上，因为只有在北京、深圳、武汉、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见到不多的摇滚乐演出，广大青年会为任何摇滚乐而激动得晕倒，因此，第一代厌倦体制化生活方式的青年大多成为亲近摇滚、甚至实践摇滚的人，他们就是倒霉的第二代摇滚人。
"90现代音乐会"被看作中国摇滚的90年代的开始，它鼓舞了很多北京乐队，例如，"黑豹"在台下哭的故事就来源于此。但对北京之外的中国人来说，摇滚乐几乎是被传媒封锁的，1990年"滚石"的投资、1991年"黑豹"在香港的上榜（"龙虎榜"冠军--在香港是流行精品，在北京是摇滚战士，北京变得像香港的时候战士自然就是精品了）、越来越多的Party都被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传媒故意遗忘，以致于黄燎原依靠在《北京青年报》上介绍乐队就成了名人。玩乐队开始成为新的边缘化的潮流，"面孔"在《中国火1》上就被介绍为前"霹雳舞少年"，可见摇滚乐的诱人。太多的乐队就是冲着生活方式才组建的，才华的冲动和创造的需要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但乐队少有出场费和版税，出名也难，理想或兴奋都需要有个去处，Party于是兴旺得不行。李季在1991年底开办了"钛金实况演奏室"，1992年底又转移到"幸福俱乐部"--鄙人有幸，最近在这圣地附近租住，并通过发现这一带底层市民之多，想见了当年摇滚战士的出没是多么扰民--Party成为摇滚人主要的生存、交流、安慰和娱乐的场所。一个封闭的圈子出现了，社会上没有人知道。
大众对摇滚人的印象自然是怪而且危险，但当事人却越发封闭地遁入了安慰。他们被视为流氓，同时也开始有规模地在中国实践波西米亚生活、亨利·米勒式生活、从形式上反体制化的生活，直接地说，就是在作息时间、性、价值观、社交、思维方式、感情诸方面全面地倾向于流动的"氓"。反叛是假的，因为除了家长，没有什么是可以反对的，但愤怒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对自己不满。在那个时候，重金属作为最适合炫耀技术和最刺激感官的音乐，被很多乐队选中，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此遭到了嘲笑。因为不满，因为封闭，因为滚石唱片公司动作太慢，因为社会不理解，因为没有才华，因为相互传染的颓废，大家越发颓废。《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里的ET，就是这样说着"没劲"，得到了安慰、另类的自豪和沦丧的恐惧。
但是且慢，这里的夸张将会损害后来者的印象，任何被称之为主流的事物也并不是全部，1993年开始大量出现的新乐手、新乐队，是颓废核心周围的一个暗影，人们无法统计他们迅速地组建和解散、改行和加盟，也同样无法调查他们的生活方式。至少，新人中的多样化是处于重金属和"没劲"的夹缝中的新鲜空气。但整体来说，在音乐方面，百多支（1993年有说法为四百支）乐队中没有几支能算得上乐队。
唱片业的开始，是盗版商给滚石的一记耳光，在"黑豹"那里，大公司的官僚作风让他们损失了上百万的收益。从1992年底到1993年初，《梦回唐朝》、《黑豹1》、《中国火1》、《摇滚北京1》相继问世，从台湾到大陆的资金投入，使得摇滚乐如此稀有、光荣、有品质保障并充满希望。摇滚热了起来，1993年初，《中国社会报》甚至万分搞笑地开始举办"十大摇滚乐队比赛"，但实际上，唱片公司和演出穴头的黑名单总是太短，他们可以在空白处爆发，却没有办法形成规模。不过，摇滚毕竟是务虚的事业，尽管这数量远不足使大家得到出头之日，但却可以给所有的圈里人分享荣耀，"搞摇滚的"在一部分年轻人眼里和恐龙一样陌生而又充满吸引力。那些急于进入公众的乐队--他们含辛茹苦的理想就是出版唱片--可以在一种新的速成班里如愿以偿。我是说，唱片业在1993年的萌芽是如此可爱，到处都有人打听开公司的方法。到了1995年，连开饭馆的也签歌手了，以一个叫青山的家伙为代表，掌握了录音棚和版号的奸商向乐队收取费用，为他们录制奇差无比的专辑或单曲，这种被称做"来料加工"的做法为饥渴的歌迷提供了无数垃圾，有的也反过来向乐队支付费用，但同样的业余、投机和破坏性开采只导致了一个结果--"垃圾拼盘"一词，这在后来的1997年达到了高潮。
《摇滚94》作为一张值得纪念的合辑，收录了"佤族"、"石头"、"清醒"等乐队的作品，它是至今惟一非名牌、非名人、非大公司制作的好合辑。但它和《中国火1》、《摇滚北京1》一样，糟泔与精英并驾齐驱。从追忆的角度来看，出现在各合辑中的"红色部队"、"DD节奏"和"皇冠"可以作为代表，指证那个灰色的"93、94"。"红色部队"的赖皮劲儿颇受无聊人士欢迎，据称是"痞子摇滚"的代表，那种毫无摇滚迹象的没劲，至少是一代人逃离体制的结果吧。"DD节奏"在1997到1998年做过崔健的Dancer，是以翻生《荷东》为乐的弱智MIDI编程者，在1994年，他们是百花齐放景象的可笑一隅--这便是虚假繁荣的明证。至于"皇冠"，和其他死亡金属乐队一样，技术和气质都面得可以，作为摇滚娱乐青少年的功劳，在当时做了一个先行者。如果说有什么时代精神的话，我知道只有他们可以代表。
异数不多，被称之为"魔岩三杰"。我还记得《北京青年报》上"三兄弟唱五月天"的报道，这是该报三次重要摇滚报道之一--另两次是KurtCobain之死和张炬之死--"异常精致的制作"，似乎是要赌气证明中国摇滚的水平，窦唯、何勇、张楚的问世让那些被警告不许使用"摇滚"一词的记者获得了"新音乐"的称呼，这个词一直用到了今天，正在被"地下"和具体的归类取代。
李皖在总结1995年的时候，曾经用"失语症"来形容。他说到了"大地"公司的三张唱片。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摇滚像是从无到有（技术），又像是从有到无（精神），这三张专辑的共同特点是技术的进步和意义的含混，其中陈劲达到了梦话的地步，而金武林则成为崔健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年，中国摇滚果然已经在圈子方面形成气候，死磕的庸才也都找到了活路，人们凑和着各自找到了位置。5月，张炬之死引起了广大青少年对摇滚乐的关注，但最值得关注的是，葬礼看起来像是香港江湖片的镜头，长发、墨镜、西装的壮观场面似乎证明了这个行业的形成--在音乐风景形成之前。无话可说是颓废的延续，在用错别字和无聊动机创作出一大堆"我想飞"、"天堂在哪里"、"Baby别离开我"、"大肠勒死了僵尸"、"这城市已绝望"之后，Party终于没落了，乐队也累了，灰色从地下--又一个误会，"地下"在"苍蝇"、"NO"、"子曰"之前，只是生存状态而已，"零点"也地下过嘛--的苦闷演变成自娱自乐的迷惘，总算是安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