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逻辑与世界逻辑体系
要把握西方文化的内在规律，就要了解西方的文化逻辑。文化逻辑是指一种文化中，以逻辑体系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方式。文化逻辑是文化活动的中枢，制约着文化创造的进程，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都与深深隐藏在下面的文化逻辑有直接关系。
由于世界是多种文化所组成的，各民族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他们的衣食住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无不具有浓郁的民族与个性色彩。研究西方文化，不但要分析其饮食、建筑、衣饰、生活习俗、诗歌与雕塑等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事物、如何思考与行动的，为什么西方人会这样思考与行动，他们的行为特点在哪里？这些问题不可能从文化现象本身得到答案，真正的答案在文化逻辑之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逻辑就是这种源头。西方文化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逻辑体系也给予其他民族以重大影响，这就尤其需要我们从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中，来分析其文化逻辑的构成与特色。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来看，虽然文化逻辑种类相当多，每一个民族文明甚至前文明民族都有过指导自己行为的逻辑，但是成为逻辑体系并且有世界影响的并不多。其中有三种相当重要、对世界民族文化产生过巨大作用的逻辑体系：
1.中国古典逻辑：其中以墨经逻辑为代表，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主要是在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的著作中完成这一逻辑体系，其他如邓析、尹文、申不害、惠施、公孙龙、恒团、荀子、韩非等人的著作也涉及逻辑问题，对于中国古典逻辑有较大的贡献。它的代表著作是《墨子》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章。
2.印度古典逻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佛教逻辑，也称因明逻辑。以佛教学者陈那（生卒年不详，约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护法、法称等人的学说为代表，主要著作有《因轮抉择论》（陈那）、《集量论》（陈那）、《因明入正理论》（商羯罗主）、《唯识三十颂释》（护法）、《广百论释》（护法）、《正理滴论》（法称）、《释量论》（法称）等著作。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较早提出了“逻各斯”的观念，具有理性把握存在本质的含义。其他如斯多葛学派等哲学家们也研究过“逻各斯”。但直到公元前4世纪，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才形成了严密的逻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有《工具论》（其中有6篇逻辑学论文：《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证常识论》和《辩谬篇》）、《形而上学》（主要是关于矛盾律、排中律及同一律等的相关讨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形式逻辑为主，体系严密，简明实用。
令人惊叹的是，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形成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形成时代如此之接近，表明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同步性与一致性，时间的同步中透露出内在的规律作用。这三大逻辑体系都曾对世界古代文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它们的目的都是推动人类理性思维的进步，提高人类的思考能力。但是它们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影响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
逻各斯概念的提出，代表希腊人理性认识方面的重要进展，这是希腊文化逻辑的真正起源。以后，希腊人开始建立多种多样的逻辑，据西方学者考证，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葛学派、麦加拉学派等其实都有自己的逻辑学说。所以逻辑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发明的，早在他之前希腊逻辑已经有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麦加拉学派的学者手中，逻辑只是一种认识工具，它主要被看成是一种辩论的技巧与方法，学者们还没有关注到它对于文化与思维方式研究的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是希腊逻辑的集大成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希腊才有了逻辑体系和真正的逻辑学。黑格尔曾经这样评价亚里士多德：“他是被人称为逻辑学之父的；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未曾有过任何进展。亚里士多德所给予我们的这些形式，一部分是关于概念的，一部分是关于判断的，一部分是关于推理的，——它是一种至今还被维持着的学说，并且以后也并没获得什么科学的发挥，——这些形式被后人加以引申，因而变得更加形式化。”
严格来说，这种说法有不确切的地方，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并不是西方逻辑学的顶峰，在其之后，西方逻辑学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不过，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确是相当重要的创造，它在人类思维中的作用，相当于牛顿、伽利略和爱因斯坦学说对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重要。因为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的提出，使人类思维过程有了最简便的公式，因而最简明地揭示了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
人类脱离蒙昧时代之后，理性思维得到迅速发展，这就需要对理性思维的规律进行总结，需要进行形式化。没有认识的形式化，人就不能对思维过程进行判断。人类迫切需要这样一种尺度，这样一种形式化的产物。尽管从认识的规律来说，这种尺度是有极大历史限制的，但是它毕竟是现实的。逻辑是思想的体操，体操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人类体质，逻辑则有益于推进人类理性思维，丰富人类思维与思想。所以尽管几千年来关于三段论虽然充满了争论，它仍然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与形式，得到最广泛的应用。
第二节 西方文化逻辑与认识方式
一、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文化作用
古代希腊逻辑对于西方文化有怎样的作用？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整个西方文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这种关系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成为千余年来西方文化研究中争论不休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确立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意义，首先表现为它对人类理性发展的价值。西方文化以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社会进步为目标，理性是西方文化的核心，那么，理性的本质是什么，理性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理性必然会与希腊哲学、希腊逻辑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理性早已经被提倡，但是，理性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社会生活中，需要有一种思想的规则来代表理性，作为思想与行为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这种理性的形式，它作为思维的规律被建立起来。在中世纪，有的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逻辑表示反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基督教建立之前的人，其逻辑会对基督教教义产生不良作用。但这种观念以后受到多数神学家的反对，在基督教的发展中，亚里士多德逻辑逐渐得到肯定，成为公认的西方文化逻辑。甚至东方的阿拉伯人，尽管与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也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表示出极高的赞美，把它作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丰富了阿拉伯文化的内容，创造了自己的逻辑学原理与定律。
但是，也无可讳言，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对于这种逻辑体系的反思也在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这种逻辑体系的不足之处。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学者已经感到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局限性，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杰出学者都曾经指出，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对于西方文化有重要贡献，但它不是万能的，作为一种规则，它不可能包括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亚里士多德逻辑只是一种思维规则，而规则不等于规律，更不能取代规律。而且，从辩证的观念来看，一种规则一旦确立，也就具有了它的限制性。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规则，每一种规则都有不足之处，亚里士多德逻辑也同样有自己的局限性。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在逻辑学方面，则直到今天仍然是个战场，所以就不能以一种纯粹的历史精神来加以处理了。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或思考方式，也不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它其实是影响西方整个历史的思维原则，正如中国《易经》对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一样，所以不能简单对待。
亚里士多德逻辑以三段论为核心，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的墨子一样，并没有提出纯粹逻辑学定理，他只是用一种形式表达了逻辑公式。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表达的逻辑形式是什么呢？当代西方逻辑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有这样一种表达：
如果所有的阔叶植物都是落叶性的，
并且所有葡萄树都是阔叶植物，
那么所有葡萄树都是落叶性的。
这可能是最早的三段论表达方式，它的适用性是明显的，所以有的西方学者包括罗素等人，常用这样的公式来表达三段论：
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但对于逻辑学家来说，往往要除去公式中的“材料”，用字母来表达，就形成这样的公式：
如果所有B是A，
并且所有C是B，
那么所有C是A。
无论是用其中任何一种公式，都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命题原则，可以说是一种以普遍性与同一性为主要基础的命题建构，即推理是建立在一个确定的对象基础上，这个对象是有普遍意义的，如上文提到的“人”、“阔叶植物”，而论证对象则是一个具体事物，如苏格拉底与葡萄树，推理过程就是将一个具体事物归纳为一个普遍事物，所根据的就是具体事物与普遍事物的同一性：
在哲学家中间有这样一种意见：亚里士多德是在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之下来构造他的逻辑体系的；因为柏拉图相信真的知识的对象必须是稳固的并且能有精确的定义，那就是普遍的东西而不是单一的东西。
从普遍的东西中抽取同一性，并且把这种同一性发展为规律性，这种以同一性为依据来判断的原理，在西方理性中成为主流，黑格尔《小逻辑》中总结了这一思想规律，并且对其进行了批判，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近代哲学所提出的许多批判中，有一个比较最常听见的责难，即认为近代哲学将任何事物均归纳为同一。因此近代哲学便得到同一哲学的绰号。但这里所提出的讨论却在于指出，唯有哲学才坚持要将概念上和经验上有差异的事物加以区别，反之，那号称经验主义的人却把抽象的同一性提升为认识的最高原则。所以只有他们那种狭义的经验主义的哲学，才最恰当地可称为同一哲学。
虽然黑格尔不承认本人的哲学是同一性哲学，他也在批判这种哲学。但可惜的是，他自己其实也很难脱离这一哲学，就在《小逻辑》这部书中，同一性仍然是他理论的中心观念。
重要的是，西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是分离的，这就使得二者之间产生对立，这种对立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培根就曾经对形式逻辑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培根在《新工具》中说亚里士多德“他以他的逻辑败坏了自然哲学：他以各种范畴范铸出世界”。培根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他对于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观念是敏感的。而且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也是相当准确的，因为这种认识的根源在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分离，没有辩证法，形式逻辑只能是一种工具，它不可能创造知识。当然，并不只是培根看到这一点，其他哲学家们也早已经认识到形式逻辑的不足之处，并且对唯心主义的理解形式逻辑的态度进行了批判。正像洛克所说：“三段论最好也只是一种利用我们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知识进行斗争的技巧，而不会对知识有什么补充。”
众多的西方学者围绕亚里士多德逻辑进行辩论，各陈己见，当然并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唯一的逻辑体系，事实上，虽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两千年间，逻辑学定律的创造不可计数，但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地位却从没动摇。原因很简单，由于它揭示并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与深层结构的主要特征。逻辑学尽管在发展，但是能取代这种根本认识的逻辑学却并不会轻易出现。他们早已认识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虽然具有工具特性，也并不具备辩证思维观念，这是一种无可回避的缺陷。但同时他们也看到，这种文化逻辑已经深入到西方思想之中，想改变这一体系也不容易。特别是现代社会中，对理性中心、工具理性的批判持续不断，但是，从目前来说，要想使西方文化改弦易辙，重建新的文化逻辑，创造新的文化体系，并非易事。
重温了杰出的西方思想家与学者对于西方逻辑的批判，再从世界不同文化逻辑体系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就更为清楚了。受西方中心论和后殖民主义观念影响，法国的卢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é Lévy-Brühl，1857—1939）在其所著的《原始思维》中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看成是唯一的逻辑思维方式，同时，把他所不了解的中国等东方民族的思维贬低为原始思维，称为“原逻辑思维”。但这种现象的发生却证实，以同一性为中心的西方文化逻辑是值得反思的。事实上，中国古典逻辑是一种高级的辩证逻辑。这一论断同样来自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对东西方科学史都有深刻研究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说：
当希腊人、印度人很早就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看到中西逻辑不同之处的还有中国哲学家冯契，他指出：
在西方，长期以来，科学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密切，而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的发展则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更为密切。
其实不只是科学，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都与其逻辑和思维方式有直接的联系。辩证逻辑并不是只有中国文化所独有，而是与形式逻辑不同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其他民族文化中也同样可以具有这种逻辑。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关于辩证逻辑，也还有种种不同的理解。
从世界不同文化逻辑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具有逻辑思维的传统，《易经》的辩证观念，墨经的“异与同俱于一”的指导思想，孔子的中庸之道等，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了系统的文化逻辑。这种逻辑强调辩证理性，它的原则是抽象与具体在理论思维中的统一。它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辩证逻辑倡导“和而不同”，以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为原则，是与西方文化逻辑完全不同的体系。
二、西方文化逻辑的神学化
西方文化逻辑既有历史的阶段性，又有历史的统一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各个时期的西方文化受到统治思想的影响，具有时代特征。但是，从西方文化逻辑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它又具有总体特征。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中世纪的神学逻辑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西方文化逻辑为基督教神学服务，成为神学教育的工具。虽然神学逻辑早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却并不会完全消亡，它与现实中的西方思想仍然有内在的联系。
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5世纪，大约从希波战争开始到罗马帝国灭亡，这一时期中人文主义文化占据主要地位，理性与科学观念处于早期阶段。公元前504年到公元前501年前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巴曼尼德斯与毕达哥拉斯学派诸成员，共同发展了“逻各斯”的思想，即世界存在的理性原则与规律。逻各斯概念的提出，不但是以后逻辑学的开端，它也为西方文化规定了理性原则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成为了西方文化观念的雏形。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正式提出，使科学研究与思维有了正确的思考方法，从而推动了哲学、自然科学、政治、伦理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希腊化时期中，希腊罗马文化在更大范围里产生影响，西方的理性原则与东方的实践相结合，逻辑学的方法与东方丰富的经验与观察成果互相促进，产生了西方科学的大飞跃。托勒密的天文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得的物理学与埃拉托斯梯尼的地理学，都是这一时期的伟大科学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形式逻辑体系的局限性是存在的，这种局限性表现于思维方式的单一性与排他性，特别是在不同文化关系的认识方面。如何看待古代东西方文化，如何处理多元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些方面，由于受到历史时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方文化逻辑的内在限制就表现得相当突出了。
从6世纪到16世纪，长达1000年的中古封建社会中，基督教从地中海地区向全欧洲扩散，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宗教，在政治上宗教与王权结合，建立了********的统治。社会思想领域里基督教占据了绝对优势，异端思想受到排斥。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文化也被否定，基督教带来的是思想文化的衰退与沉闷，西方文化逻辑丧失自己的地位，成为神学思想的附庸。特别是在中世纪的前几个世纪中，以理性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只是神学的工具，西方文化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神学文化。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变化发生于10世纪到16世纪，在这期间，欧洲经济突飞猛进，封建庄园农业与城市工商业兴盛，思想领域里的宗教文化中心向西欧地区移动，形成大西洋文化。从这一时期起，随着西方教育、科学的进步与思想领域里的革新，西方文化逻辑再次经历转折。
自从基督教在罗马成为国教之后，在希腊罗马这一高度发达的文明环境中，基督教的弱点暴露无遗。这种宗教是在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环境中产生，本身的理论基础薄弱。于是，基督教开始着力建构神学理论体系，首先是建立经院哲学。但是以什么为理论基础来建立经院哲学，却是一个关键。基督教除了《圣经》等宗教经典中的神学信仰之外，没有其他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经院哲学，必须要借助于古代希腊哲学。但是，基督教是一神教，其教义又是排斥异教的，希腊文化产生于耶稣诞生之前，希腊人本身就是异教徒。所以，在是否借鉴希腊文化来建立经院哲学，特别是能否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来建立神学逻辑这一关键问题上，神学家们之间的见解完全相反，斗争十分激烈而无法达到一致，所以真正的经院哲学直到11世纪才姗姗来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神学殿堂。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古典逻辑其实并不是直接从希腊经罗马进入欧洲神学的，在此之前，它曾经有过一番远游。这就是受到亚里士多德逻辑影响所产生的阿拉伯逻辑，9世纪，阿拉伯文化发展迅速，掀起了“百年翻译”运动，大量地翻译希腊经典，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受到阿拉伯人的推崇，开始学习研究这种逻辑，建立起了阿拉伯逻辑。但是在西欧基督教国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却长期被湮没。这种古典逻辑，最后由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传回欧洲，回归故土。
10世纪前后，查理曼帝国的修道院与宗教学校开始教授“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在其教材中，首次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据说亚里士多德《工具篇》中的部分内容，经过改头换面，以神学逻辑的名义出现，这可能是经院哲学中神学逻辑的始祖。早期的经院哲学家们认为，理性与逻辑，只是神学的补充，而不可能是神学的核心。虽然如此，也反映出基督教理论已经处于何等困难的境地，迫切需要世俗的“理性”来支持神性。11世纪的意大利神学家安瑟伦、法国神学逻辑学家阿贝拉尔等人，都对神学逻辑的研究有一定贡献。13世纪形成了经院哲学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极为鲜明地表现出理性精神与宗教的结合，不过理性仍然是服务于神性，逻辑是神学思想的工具。但是也不可否认，经院逻辑也有它的历史贡献，它解决了一系列重要问题，除了注释亚里士多德主要逻辑著作外，在词项、悖论、推论等多方面都有进步，以后又发展出符号逻辑，成为数理逻辑的前驱。在经院哲学的几百年发展中，也有一些名家，其中西班牙彼得（Peter，1277年卒）的《逻辑学大纲》是一部尤其值得注意的著作，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名作，代表着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向近现代逻辑的前进。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个含有变项的表达式，如果要变成一个语句，就要应用量词，成为一个新命题。在数学定理的表述方面，如果没有对应的量词，那么变项的应用则不可能。这个观点与现代逻辑学与语言学不谋而合，一个命题须经过量词限定才得以成立。这种对于量词的深入探讨对西方逻辑学向精密意识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经院逻辑中的“推论”研究等也对现代逻辑学有重要贡献。
如果说经院哲学促成中世纪神学逻辑的建立，那么，中世纪的教育事业发展对于这种逻辑发挥其文化作用，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托马斯·阿奎那有了这样一句名言“一切教育从逻辑开始”，从这种主张里，我们不难想象出欧洲早期的学校教育中，神学中的逻辑是具有何等重要性的一门课程。12世纪中期，教会学校纷纷成立，社会教育主要是由教会学校承担的。学校中设置“七种自由艺术”的课程，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从此之后，逻辑学成为西方教育的必修课程，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当代西方规定的七大基础学科中，逻辑学就是其中之一。重视逻辑与理性思维特性，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重要特点，这一特点通过西方教育得到实施，儿童从小就接受逻辑训练，培养理性思维习惯。
时至今日，当我们反思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时，经常被培根学说、笛卡儿学说、莱布尼茨学说、康德学说、现象学和“纯粹逻辑”、逻辑实证主义、数理逻辑等逻辑史上各种新思潮所吸引，而忽视了经院逻辑。以上逻辑学说基本上是在经院逻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可讳言，经院逻辑在逻辑学中加入了神学的内容，使逻辑学本身受到错误导向。这种导向使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如著名诗人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都加入了对经院逻辑的批判。如彼特拉克等人的口号是“回到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这是符合于文艺复兴向希腊学术复归的主流的，目的在于摆脱神学对于逻辑的羁绊。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经院逻辑也有它的历史作用，它对基督教思想中理性思维的加强功不可没。在基督教利用逻辑时，反而也被逻辑所用，经过这种作用，原有的希伯来宗教思想有很大的改变。希伯来的神本来是一种天然的神，它创造世界，赎救人类具有善行，同时主持末日审判，以正义和道德的化身出现，可以说善与道德在希伯来神学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真，也就是真理，在希伯来神学中仍然是不够充实的。解决真理问题的关键是认识，用更通俗的话来说，真理是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只是认识真理的途径问题。正像康德所说，要达到真理，先要检查认识真理的工具。如果说到西方启蒙主义的历史贡献，可以用康德的那句名言来概括：敢于认识（拉丁文sapere audi），逻辑就是这种认识的工具。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工具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希腊人的发明。经院逻辑把这一工具进一步向前推进，使它成为了基督教神学中追求真理的一种形式。从大的历史阶段来看，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从希伯来人的神学向西方的基督教神学的转换。如果表达这一转换的性质，前者是一种“信仰”，后者则是一种“认识”，当然在宗教神学中，这种认识并不是对于世界的认识，而是对于神的认识。
中世纪的逻辑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它推进神学的理性化。中世纪神学将逻辑改造为烦琐哲学与神学思想的武器，它宣扬上帝至上，从逻辑上证明上帝的神圣与唯一性，基督教自认为是理性的宗教，排斥宗教异端，把其他宗教与思想看成是反理性的。这种文化逻辑被深深地打上一神教的烙印，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这对于西方文化逻辑的历史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它的消极因素在以后的文化发展中，不断表现出来。最为突出的是，在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开始海外殖民，殖民主义者所到之处，用基督教来教化殖民地本土各民族，宣扬基督耶稣是唯一的神，其他宗教都是不可相信的异端邪说，毁灭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文化逻辑指导下的必然现象，殖民地人民愤怒地称之为“强盗逻辑”。
三、西方文化逻辑的内在冲突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神学逻辑的独断必然导致对它的激烈批判，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人类正确的认识起于经验，而不是产生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尖锐批判中世纪以来受到崇拜的神学逻辑。17世纪理性主义与18世纪启蒙主义展开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尤其是神学逻辑的全面批判。这一批判是在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环境中展开的，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科学研究为新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开阔的视域，实验方法与科学观念对神学造成有力的冲击，使欧洲哲学的中心从逻辑转向认识论。反对神学崇拜，以认识客观世界为己任，这是新的文化逻辑的核心，这就要求建立更为高级的辩证逻辑。传统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为唯一方法已经不可能满足科学认识论的要求，综合归纳法与演绎法，是建立科学认识论的必然途径，可惜的是，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者，都很难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反对宗教哲学，肯定理性传统，这一趋势从笛卡儿、霍布斯、洛克直到康德是保持一致的。同时，批判被神学逻辑所污染的理性，建立辩证理性，也成为时代的要求。所以康德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批判人类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与审美能力。黑格尔在《逻辑学》、《小逻辑》等著作中探索辩证法与理性的结合。在康德之后，西方哲学分为两大流派：一种是所谓的泛理性主义（或泛逻辑主义），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另一种与其相对，称为非理性主义，包括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两种流派思想体系与观念，包括研究方法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于传统理性中心的批判。泛理性主义虽然不同于笛卡儿等人的理性主义，但是它并没有抛弃对于逻辑的研究，相反，构成泛理性主义理论的基石仍然是逻辑及相关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逻辑实证主义。
20世纪20年代，罗素发表《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著作，提倡以实证逻辑的方法来研究科学与认识世界，认为最重要的仍然是以逻辑构造来代替推论出来的实体。几乎就在同时，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发表《逻辑哲学论》，奥地利哲学家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也发表自己的学说，共同建立逻辑实证主义理论。可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地位不但无法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相比，甚至比起笛卡儿等人的学说来，也显得影响甚小，只集中于知识界的小圈子里，无法取得深远的社会效果。虽然如此，实证逻辑仍然是当代西方文化逻辑的核心构成，它表现出西方文化逻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后的重要转型。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思想色彩愈加浓厚，实证逻辑就是这种思潮的具体成果之一，实证逻辑可以说代表了西方文化逻辑与西方文化的当代方向。
相反，非理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却十分广泛，尼采等人的学说传播相当广。一些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或是二者兼有之的哲学家们，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他们的思想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西方社会中，这是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西方理性是建立在同一性观念之上的。“同一性”在黑格尔《小逻辑》中是identity，这个词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的“认证”，其实所谓“认证”也是同一性的一个部分。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同一性与理性是西方认识论的前提，这样建立的文化认识论虽然是反对理性中心主义的，但本身也是理性的。西方认识论把“同一”与“差异”对立起来，在建构逻辑体系时，以同一性为基础取代了差异性。但事实上，同一性逻辑与辩证逻辑其实是互为参照与互为补益的，同一性逻辑为人类思维确定规则与工具，而辩证逻辑为人类思维开拓方向，两者的结合，是人类思维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动力。从黑格尔到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将辩证法与同一性逻辑相互结合，创造出新的理性原则。虽然黑格尔等人的思想体系已经限制了他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辩证逻辑，但是他们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在对于传统的理性中心的认识上，西方学者们不断有新的发现，他们激烈批判西方传统中将理性与感性、人类与自然、自我与他人对立起来的观念，其实这是对传统文化逻辑的批判。这种批判目前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要建立新的辩证逻辑观念，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现代西方社会中，基督教仍然是国家宗教或是主要宗教，神学思想的影响虽然已经大大衰落，但仍有它的社会地位。神学理论在适应社会的变迁中缓慢变化，教会对科学的看法有一定的进步。在教育领域中，神学思想也还保留着它的独特作用。各国大学中，宗教组织活跃。社会政治生活中，宗教一般不再直接支配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东正教，虽然具有无数的信徒，但政教分离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一前提，宗教信仰反而更具有安全性，信仰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过，也必须承认，在信仰这一领域中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排犹活动与排斥异端的其他思想继续存在，这就反映出宗教逻辑的排他性仍然是主流。
从启蒙主义以来，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一直是西方追求的目标，经过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政治斗争，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社会政治与道德伦理体系已经在欧洲部分国家中得到实践。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与体制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这些原则已经在西方社会中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但是，历史是否已经终结，还远不能下结论，西方国家中社会问题严重，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一切还有待于全球化环境下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西方文化逻辑中存在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如工具理性等就是20世纪以来相当重要的理论问题。西方创造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由于具有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科学技术也给社会生活带来负面作用，有的学者提出了现代西方文化是技术理性的文化，认为这一文化使人类本能受到压抑，使人成为单维度的人，造成社会新危机。无论如何看待这种见解，都不能忽视其存在，同时也要把它与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虑，全面评价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
第三节 西方文化观念系统的评价
西方文化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文化体系之一，它与其他文化一起，为世界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评价这种文化的观念系统？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且存在争论。
我们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有完整逻辑体系与观念系统的文化，这为我们评价西方文化提供了依据。根据西方文化逻辑及其观念，可以对这一文化的特征作如下概括：以理性与信仰的结合为精神支柱；以民主、法制与政教分离为社会政治原则；以个性自由与社会平等博爱为社会道德与伦理的导向；以工业和科学技术为经济手段来创造社会财富。
1.理性是西方文化的思想核心，也是它的精神源泉。西方理性的形式化是逻辑体系，逻辑思维的建立推动了西方社会进步。推崇理性，提倡文明与进步，是西方社会的风尚。正因为有理性精神的指导，从古代希腊起，科学技术与民主制度才受到重视。基督教成为西方的主要宗教之后，理性精神曾经一度被削弱，这也是造成西方在中世纪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过宗教改革与启蒙主义等思想文化运动，一方面理性精神得到弘扬，另一方面基督教自身也经历了理性化，产生新教等不同教派。特别是政教分离原则在欧洲得到广泛承认之后，理性与信仰相结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天人关系方面，西方文化重视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从古代希腊起，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哲学上表现为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肯定。这种观念在文艺复兴后再次得到弘扬，在近现代社会中更为突出。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原本是不同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在西方文化中都有重要地位，并且互相呼应，成为西方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之一。从对自然界的征服利用、自然力的改造、反对包括技术理性在内的各种外部与内部的力量对于人类精神的压抑等方面，都可看出这一观念的作用。
3.道德伦理方面，西方重视个性自由与公平竞争。西方个性自由思想来源于它关于人类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个人作为人性的具体代表，以争取自由与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受到社会的保护。西方社会重视私有财产保护，突出个人价值；西方人以表现自我能力与特点为荣，而东方人则以含蓄、不张扬为美。同时，由于工商经济传统的力量，公平竞争在西方社会中受到鼓励，这种道德伦理标准客观上有利于科学发明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也会造成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划分森严等现象。
4.西方社会以利益与法制为轴心。重视物质利益分配，表现于工商业经济型社会中就是重视利润杠杆作用，这是西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也是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存在利益分配中的不公与社会竞争等原因，西方社会历来重视法制，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口号，用法律来节制贪欲与侵占，保护正当权利。西方有发达的法律体系，最早的宪法与人权宣言，也都产生于西方国家之中。
5.西方以所谓的“民主政治”为原则，追求建立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风尚。西方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以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现代社会中，西方民主则表现为实行普遍选举、代议制度等方面。这种观念对于世界文化有一定影响，相当多的东方国家也接受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原则。但是，这种观念的推广，在相当多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引起****与不安定。
6.在生产与经济类型方面，西方以工商业经济为代表类型。从古代希腊起，地中海文明就突显出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发达的特点。以后大西洋文明兴起后，工业化首先从欧洲发起，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西方成为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工业化改变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与生活方式，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提供了先例。
7.科学技术在西方社会中一直被看做最重要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社会生产力还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与利用，西方都有其优势。古代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都曾经有过发达的科学技术，这些技术创造被西方接受之后，形成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模式。
8.西方文化是一种开放的体系，扩展自己的空间，宣扬自己的宗旨是西方的一种特性。由于这一特性，它对于世界文明交往与全球化有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毋庸讳言，西方长期的殖民扩张，对外推行自己的宗教与主张，给其他民族造成了灾难与损害。古代希腊的众多海外殖民地、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大帝国，近现代以来欧洲对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殖民等，都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战争与灾难。
当然，西方的文化理论观念系统中，也有不少需要批判之处。
以认识论而言，西方的自我中心观念十分突出。例如当代西方的许多学科原本就是对于非西方的“落后文化”的研究，早期人类学就起源于对于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从开始就具有参照性，即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性的、科学的、进步的文化，而非西方民族文化则是非理性的、落后的文化。早期人类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文化认证，证明西方文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另一个任务是所谓的“启蒙”，用西方文化对任何非西方的落后文化进行启蒙。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就指出，要理解落后的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差距，就要建立一种文化进步的模式，说明不同文化在这一模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为此他还引用英国约翰逊博士的名言：“野蛮人之间总是相似的”。按照西方人类学家的观念，只有西方文化才是一种主体性的创造，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而其他民族只是被西方启蒙之后，产生文化震撼，才进入社会主流中来。而同时，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赞扬，也只是把其他民族作为西方民族的配角，甚至西方的镜像来利用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就曾对西方人类学的历史进行过反省，他认为西方人类学本身就是在“本土人民殖民遭遇的背景下发展起的”，这里的本土是指被西方殖民的国家与民族。他说道：
在资本主义晚期，人类学竟成为了一种赎罪式的“文化批评”，即以一种道德上值得赞许的分析方式大量使用其他社会的例子来作为改正我们最近所遇到的任何麻烦的托词。（这里面有一种很深的传统：当人类学在萨摩亚以及其他地方“成长起来”时，它本来也就是这样。）这好像其他民族是为了我们才建构他们的生活的，好像是为了解答西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帝国主义等邪恶才存在的。
这一反思是难能可贵的，甚至远超过一部分东方学者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从其讨论的实质来看，这一反思也是有历史连续性的，萨林斯的观念其实是康德晚年的一篇文章《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中思想的延续，在这文章中，康德严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两者甚至连词语都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由于在这样一些学科中，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有所改变，但是真正的公正与科学研究还有待时间的推移才能得到实现。
综观西方文化史观念，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多的学者提出了公正而科学的文化史观。但同时，也有一些明显不正确的看法。
西方文明理论中，17世纪意大利的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是十分有影响的人物，他关于人类文明的产生与民族风俗的形成的理论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但是在他的《新科学》（又名《关于导致发现氏族自然法新体系原理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中，对人类各民族本性进行的考据，其实不过是把《圣经》、荷马史诗结合起来，提出两个观点：其一是文明传播论，认为希腊人等少数民族是人类文明的起源，而异教民族是落后的，而且是希腊等民族传播文明到全世界。一定程度上，西方学者所谓中国人是雅弗的后裔，东方文明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等奇谈怪论，维柯就是理论上的始作俑者之一。其二是自然种族论，认为起于欧洲的民族由于自然与传统的先天优势，远比异教文明先进，这也是一种欧洲“文明天生先进论”。他的历史分期以《圣经》中的大洪水为历史起源，他对于中国及其他东方民族的自然历史全然不知，在第十一章“利用可证明大洪水的、属于最初民族的某些纹章”中，竟然说：“自夸历史悠久的中国是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从而证明他们的起源不超过四千年前。”难道维柯忘记了，埃及人同样是用象形文字的，其历史远早于希腊人，而且也早已超过四千年。况且中国并没有用“象形文字”。
社会政治观念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黑格尔，黑格尔虽然自认为是对一种历史哲学的研究，但其中相当多的成分是政治观念。黑格尔把一切作为主体意识显现的过程，但是，这一主体意识却并不是超现实的，所以这一过程无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产生了瓜葛。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三种政体理论。他认为：
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第一种形式是****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
而且黑格尔的政治观念还使得他忽略了基本的逻辑，三类制度划分中竟然把****、民主与贵族和君主制并列，他甚至忘记了君主制度也是一种****。这种赞颂方式其实不过是“大日耳曼主义”精神导致的一种错乱，这种错乱早已经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一章中，得到了彻底揭露。所有黑格尔赞美的东西，恰恰是文明进步的对立面。古代罗马人对于日耳曼人评价不高，塔西佗在《历史》中就把日耳曼人与达奇人看成是“从来不可靠”的民族。罗马帝国衰落之际，日耳曼人利用这一时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其最初意义并不在于政治制度的先进也不是政治革命，而只是欧洲现代民族出现的必然结果，但德意志民族的社会形态却是落后的、野蛮的。黑格尔等人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极力鼓吹一种并不存在的日耳曼精神贡献，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这对黑格尔，也对任何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者都是一贴清凉剂。必须承认，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整个西方文化也对世界有巨大贡献，但是，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努力与能力，整个世界史是世界人民的历史，世界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这才是一种世界公民的坦荡胸怀与坚持真理的态度。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其实从康德开始，近代文化批判已经成为西方的一种重要思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曾经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的”。这种批判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反思，同时也具有文化批判的内容。批判主要还是指向西方化本身，是对西方三千年历史的反省，对西方前途的前瞻，这种批判精神是有益于西方发展的。有幸的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差异逻辑理论与对逻各斯中心的批判，正在继续这一事业，西方文化批判的终结将是对于文化逻辑的批判，这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所以，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化逻辑、西方文化认识论与西方文化史论时，既要坚持进步的、科学的观念，又要批判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在肯定西方文化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局限性，树立起辩证的文化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