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第一个层面。我很赞赏这句话：兴趣是入门的向导。因为我走上创作之路就是从兴趣出发的。不过，兴趣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偶然开发的。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夜晚，在汾河东岸当教师的父亲回到家里，问及了我的学习情况，翻阅我的作文本，夸奖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听得很为高兴。时隔不久，便期中考试。这次考试是全公社会考，将我们集中到了金殿中心校。几个学校的学生插花排座，搞得十分严肃。作文题是《记一次秋收劳动》，一看题目，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一阵震耳的钟声响过”，于是，便落笔写下了开头，再写我们紧急集合，排着队去摘棉花。没想到这篇作文会给学校带来了荣誉，成绩揭晓，我的作文分数在全公社最高，考卷也被传阅，校长高兴，老师高兴，我比他们更高兴。在那堂考试点评课上，老师赞赏我，同学们羡慕我，我在高兴中凭添了自信心，这就是：我能写好作文。
从此，写好作文成了我的动力。因为作文可以带给我荣誉。我不愿任何一篇作文写坏，落于人后，要努力保持作文的优胜称号。这样，我对作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光认真写每篇作文，而且买了大量课外书，一有闲余就埋头去读。所幸，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初中入学考试时，我的作文又夺了冠。这次的考题是：《考试前一天》。我写了平日考试时的两则故事，由于事情熟悉，写的得心应手。走出考场，同学们都说，考题是让写升学前的一颗红心，两种打算。老师也这么认为，而且认为我写的有些偏题。我心情沉闷了整整一个暑假。意外的是，我考上了初中，是我们村上两名入榜者之一。入校后，老师才告诉我，我的作文成绩是最高的。这当然对我又是一次鼓励，这鼓励又一次助燃了我写作的兴趣。在初中，我的写作更为认真，而且，在临汾三中图书室借阅了很多小说，那是我人生阅读的一个高潮。同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都要写下所见所思，即使文革期间，即使在农村种田的艰难日子里，也没有放弃写日记的习惯。尽管这一切离创作很远，甚而，要进行创作还需要摆脱其中不少僵固的观念，但是，那浓烈的兴趣始终成为主导我写作的无穷动力。到了1978年，工作稍微轻松，我心中便萌动了创作的嫩芽，开始吟出了现在看来已不成为诗的诗：《五届人大似春风》。
如果说走上创作道路，是兴趣引导的必然，那么，我坚持创作到今天，则是理念主导的结果。在我形成人生观的关键阶段，即初中时期，是在学雷锋的热潮中度过的，耳濡目染，心灵中深深刻下了让生命有意义的印记。同时，由于父亲给我带回了不少历史人物丛书，我阅读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等一个个光辉的生命。不知不觉，这些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我的身心。我走向社会，参加了工作，先当民办教师，转正后在教育局工作，又到政府部门工作，有了展示自我价值的空间。这时候，理念提醒我，无论干什么，都要把生命发挥到极致。我可以施政，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我在而立之后方进入县级政府，无疑这要限制我能量的释放。这时候，兴趣提示理念，把立足点放在创作上为妙。1988年，在我已成为市政府副秘书长之时，我赴北京鲁迅文学院研修写作，这就注定，我的生命将和创作紧密缕连了。当然，这样的抉择并不轻松，甚至是痛苦的。其时，我已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散文，但是，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些作品未免十分稚拙。就这，我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因而，回望身后，瞩目来日，我认为是：弃之可惜，上之艰辛。所谓可惜，是因为要搁笔不写，那就可惜了先前的心血；所谓艰辛，是因为坚持写作必然占用我的业余时间，我不能像常人那样潇洒在节日假期。我必须在别人轻松时忙碌自己。然而，我还是选定了一条“上之艰辛”的路子。
当然，我所以要写作，除了自身的因素，也还有世事的影响。在确定写作生命的关头，正是市场经济的初萌阶段。由于经济因素的波击，社会状况急剧变幻，灵魂滑坡是触目惊心的。这时候，仅仅洁身自好不行了，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去设法改进社会。我认为，读书可以育己，教书可以育人，但这都有很大的空间局限。只有写书不受局限，书可以育世，不仅可以影响当世，而且可以影响下世。这也是我选择创作、坚持创作的重要因素。
二、你认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创作思想、创作原则、创作主张、美学见解等）？
我认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是创作思想，也就是说创作思想主导着整个创作过程，也决定着作品的面貌、层次和风格。具体讲，创作需要灵魂的自由，自由的灵魂才能放射自由的性情，展现独特的风格。不过，我说的自由，不是没有边岸的，是向善的，或者说是劝善戒恶的，扬善抑恶的，换言之，是要用灵魂自由去推导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推导社会进步的手段极多，门类极广，政治家要用自己的政令推进社会，教育家要用自己的训导推进社会，科学家要用自己的发现推进社会，艺术家要用自己的美境感染人心，推进社会，同样，文学家也要用自己笔下的美好人物，美好氛围去塑造新人，推进社会。也就是说，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百家并驾，异曲同工，都是为了人类更美好。也可以说，各家比肩，不存在谁从属于谁，倘若一旦强调某一家的声威，那很可能是这一家的行为违背了人类前进的定规。所以，文学创作必须高扬灵魂自由、推导进步的旗帜。
具体到我自己的创作来讲，我更追求美学效应。无庸置疑，文学作品应该有深刻的思想，但是，一切深刻都是对今天而言，今天的深刻会成为明天的浅显；文学作品应该有新颖的结构，但是，一切形式都应从属于内容，结构创新是表述内容的需要；文学作品应该有鲜活的语言，但是，语言的风格应该与表述主体的情绪相适应。用新颖的结构、鲜活的语言去表达深刻，或者说表达超前的思想，才能形成作品的美好风景。这样，即使跨越时空，作品所拥有的深刻思想已变得很平淡，然而，作品营造的美学氛围、美好意境却仍然会滋润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因而，在创作过程中，美学效应是我追求的永恒目标。
三、你认为散文（含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等）对于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最喜欢写散文）？
最初着手创作，我是诗歌、小说、散文都写。自从1980年《人民日报》刊出我的散文《喜酒》，当地不少人便将我称为散文能手。1989年《山西文学》刊出我的散文《童话岁月》，又被《散文选刊》以乔忠延作品特辑推出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我被认定为散文作家。这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是，也不能否认偶然中潜在的必然，抑或我的工作、我的思想、我的知识、我的情感与散文这种文体更为相通，更为相宜。不过，其时我并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认识到的只是散文短小精悍，千字文更易操练。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在党政部门供职，且又是发布政令的首脑机关，工作的忙碌可想而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了感触不写不行，即提笔抒意。当然，忙中偷闲，时间有限，不可能舒展长篇，倒是相对短小的散文写来颇为适宜，因而，我也就多于写作散文了。
散文写多了，体会也多了。认识到一切文学作品的成型，都有一个加工制作过程，可以说从生活到作品需要进行酵化，或者进行变化，这变化以化学变化最为上乘。这样变化后的生活才能出好小说、好散文。以小说和散文比较，小说还要多一道程序，即叙述主体的变化，哪怕是以第一人称表述，那表述者也不是作者本人，作者需要深匿在作品的背后。自然散文不需要这样的转化，作者可以直抒胸臆，表露出个人的感慨情绪。这样减少环节的文体，对忙碌于杂务中的我当然相对有利，因而，我也就多与散文为伍了。
尤其是进入《根在尧都》系列散文的写作，更觉得文体的适宜。散文也好，随笔也罢，更宜于抚今思昔，用现代思维挖掘历史，激活历史，将历史的辉煌呈现于今天，用历史的经验启迪今天，用历史的教训警戒今天。可以说，这种文体更能让我化入要表现的客体，而在表现客体的行文中更能展示我独特的精神风貌。因而，散文、随笔不再是我人生的工具，似乎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
四、你认为散文创作中写“系列散文”有什么好处（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写系列散文）？
这个问题提得真好，使我一下意识到系列散文是我创作的整体风貌。我的散文可以分为大系列和小系列。就大系列而言，已结集出版的有“岁月系列”、尧都系列”、风景系列”。岁月系列含5本书：《童话岁月》、《豆蔻岁月》、《筐中》、《梦幻岁月》、《枯荣岁月》、《炎凉岁月》；尧都系列含5本书：《尧都沧桑》、《尧都人杰》、《尧都史鉴》、《尧都土话》、《尧都风光》；风景系列含3本书：《远去的风景》、《荒疏的风景》、《飘扬的风景》。小系列则是每本书中的单篇，比如《童话岁月》即包含：《龙河记事》、《合欢树下》、《上天的路》、《弯弯的桃树》、《田园诗话》、《卫星梦》、《遥远的明天》等文章。
回顾走上系列散文写作的路子，可以分为不自觉和自觉两个阶段。不自觉阶段是《童话岁月》写作时期，只是觉得写完一篇，意犹未尽；再写一篇，仍然意犹未尽；于是便一篇一篇写了下去，竟然写了10多篇。写完了一看，觉得这些文章比单篇文章要好。如果说单篇散文好比一件家具，那么系列散文便是组合家具；如果说单篇散文好比步枪，那么，系列散文便是连发的机枪。当然，系列散文比单篇散文更具有规模效应。有了这样的认识，系列散文的写作便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因而又有了《豆蔻岁月》、《梦幻岁月》等系列散文。当然，最具规模效应的还是成书以后的三大系列，用逻辑思维展示了形象思维。
不过，我写系列散文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工作繁忙所致，时间紧迫所为。往往见缝插针，走笔成文，很快写成一小单篇。本周一篇，下周一篇，日积月累，便成了《岁月》，成了《尧都》，成了《风景》。零碎的时间成了连缀的日月，单簿的瘠文成了丰厚的长篇。可以说，进入系列散文的天地，我找到了表述自我和自我表达的写作方式。
五、你认为“童年经验”（或曰“童年意志”）对于你创作最大最深的影响是什么？
“童年经验”对于我的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一，童年的生活积累是我创作素材的矿山。内中蕴积的丰富宝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写《童话岁月》是直接开掘这部分资源，写《童年憾事》和《豆蔻岁月》也是直接开掘这部分资源。这部分资源的有效开发，使我的创作扎实真挚。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知识更为广博，视际更为辽远，胸襟更为阔大，对童年经验的利用也就更为俭约。如果说在《童话岁月》等作品中我是开发童年资源，那么，在《童年四季》中应是回采童年资源；如果说在《豆蔻岁月》等作品中我是用童年资源画龙，那么，在《打春》、《鼓人》等作品中我是用童年资源点睛。其二，童年的情感积累是我创作的灵性所在。童年的眼光是单一的，童年的思想是纯洁的，童年的心域是灵动的，这一切构成了心魂的诗意。这诗意永远活跃在我的血脉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面亮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心为镜，可以辨曲直。而这里的心镜即是童年经验。由童年经验这面宝镜照亮的生活，使我避免了不少人生的弯路，使我永远关注着弱势群体，在展望世界时特别留意被媒体忽略的乡野，使我的生命永远和劳作在阔大土地上的人群一同呼吸。因而，我确定了写作指南：过平常人的日子，想天下人的事情。只有过平常人的日子，才能使生命历经更多的风霜雨雪；只有想天下的事情，才能使脉搏和着人类的心律跳动。这样，虽然自己偏居一隅，也不会认识狭碍，心底愚暗。方能够阅人间事，发悲悯情，写出心性关怀的作品。
六、你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方面遵循着什么原则？有无写作范围上的限制或禁区？
我在创作中还真没有想过要遵循什么原则，写什么题材，不写什么题材。不过，若是回头反思，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则，只是不自觉罢了。我的原则是：生命历程、感情沸点、史学亮色。我是一个很拙笨的作家，我不会凭一点意念延展成篇。我的写作题材多取自上述几方面。
所谓生命历程，看过我的《上天的路》、《弯弯的桃树》等散文后便会一目了然，如果离开了生活阅历，我简直难以下笔。这些真实的生命行迹，成了我创作题材的第一领地。
所谓感情沸点。创作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作品难以摆脱平庸。尽管在叙述过程中，可以使用平白、平实之笔，但是，这平静的文字中映现的是奔突的情绪。从技巧层面上看，这里的平静是为了同激荡的感情形成落差，更为突出情绪的动感。因之，我的作品不少都是情感沸点的凝结。《天日》是这样，《师道》是这样，《漂流的思绪》和《天成风流漓江水》也是这样。当然，感情的沸点不都是眼前生发的，也可以由浅近的沸点激活沉隐在记忆中的往事。
所谓史学亮色。一个好的作家，不能没有史学知识。但是，史学是一个广袤的天地，埋头扎进去，皓发白首，探究终生，也难以洞透。而作家阅史，不仅是要汲取，更重要的是表达，所以，关注的不必是史学整体，可以是局部，有亮色的局部。我的《尧都沧桑》、《尧都人杰》都是在亮色中寻找落笔点，因而，能很快切开剖面，进入精神内核。
如果要说我有无写作范围上的限制或禁区，我以为，在“生命历程、情感沸点、史学亮色”外的领域，我基本不去涉及。因为，仅就这几方面，穷尽一生也难以写完，何必要去攀求没有把握的陌生之地？
七、你认为散文创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认为文品和人品是否应该（或者说“能够”）一致？你是如何保持这种一致的？
散文创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作家的良知。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立言是建立在立德、立功基础上的。立德是立言的基础准备，立功是立言的话语前提。当然，这是对古人而言，对于今人，对于现实社会的专职作家，已难有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但是，立德却是不应该忽略的。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在学雷锋的热潮中，虽然不能说立德的问题早已解决，但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良知。因之，我的散文作品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都渗透了我的这种思想情愫。
文品和人品的一致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文如其人，就是对文品和人品的最好诠释。也许，有人写出来的作品和自己的人品、风貌大不相同，那是因为，此人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还停留在鹦鹉学舌的制作状态。一旦进入创作的高层面，进入性情写作，作家必须将自己的心灵世界袒露给读者，笔下流淌的全是自我的真情实感，那必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粉饰，文品和人品自会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