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个动人的故事说，一个穷困的艺术家出于同情又没有钱，为一个盲人乞丐写了一个牌子：“春天就要来了，可是我看不见。”引得路人纷纷给钱，这么轻松的钱，深圳的乞丐们是无缘挣到的。
美国好莱坞著名的星光大道上，也有不少乞丐，但他们不用竞底的方法来乞讨，而是把自己打扮成里根、布什、梦露的模样，吸引游人前来合影，然后接收小费。
这种商业模式能在中国的乞丐中推广吗？人们愿意会与街头的赵本山、葛优们合影而解囊吗？
显然不会，因为那样一来，满街都是“赵本山”，马上就臭了大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不同：当一群人在观看表演时，如果某人把脚踮起来，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这是微观经济的有效；但如果大家都把脚踮起来，则谁都不会比原来看得更清楚，这是宏观经济的无效。
在一个竞底社会，虽然每个人的竞底行为都是理性的、高效率的，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却是整体的非理性和无效。
所以虽然说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中国人却不富裕！这就是典型的有效率，没效果！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一个人踮起脚来看得更清楚，那是“聪明”。一群人踮起脚来，既没法看得更清楚，但还不得不拚命踮起脚来，那是“不智慧”。
所以有句俗话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彼此竞底！
既然竞底战略有如此多不如人意之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走竞优的道路，而非要苦苦挤在竞底的独木桥上呢？这个严肃的问题，使人想起了蓝海战略。
蓝海战略，这个韩国人创造的美丽童话，郑重其事地向人们宣称：各位，红海的竞争太过惨烈，大家何不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蓝海呢？实际上，这套说词等于：既然竞底（红海）太酷烈，大家为什么不去竞优（蓝海）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晋朝的白痴皇帝——司马衷的黑色幽默，当时天下饥荒遍野，大臣前来报告：民众没有饭吃，大批饿死。司马衷颇感诧异地问“既然他们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呢？”
以任正非干事的魄力，做决策的眼光，他绝不甘于只拧毛巾，他也渴望发现属于自己的蓝海。但华为作为中国最顶尖的、最具有拼搏精神的高科技企业，按任正非的原话讲，“十八年来，华为没有一项原创发明”，这实际上就表明了真正高水平的竞优，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蓝海战略发明以来，究竟有多少企业找到了自己的“蓝海”？恐怕和没饭吃，转而吃肉的人一样多。所以说，韩国人发明的蓝海战略，不过是个美丽的童话而已。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忽悠。
案例：中国人为什么“仇富”
毋容置疑，大多数人认可“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仇富情结”。
有人将此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红眼病。
但比尔盖茨长期富可敌国，中国人尽管对微软强势颇有微词，但从来不仇比尔盖茨的富；在NBA打篮球的姚明、网易的丁磊、搜狐的张朝阳，年纪轻轻就腰缠亿贯，中国的年轻人很羡慕他们，视其为学习榜样，很少有人仇他们的富。
因此这样看来，中国人并不仇富。
那么为什么社会又普遍存在仇富情结呢？因为中国有相当的富人都是以恶性竞底的方式聚敛财富，他们掺杂使假(如制售毒奶粉的三鹿、蒙牛，制售毒鸡蛋且隐瞒不报的大连韩伟喀喀哒集团)、巧取豪夺(如德隆的唐万新)、官商勾结(如上海首富周正毅)、巨额偷税漏税(如富士胶卷)、极度盘剥工人血汗(如大量的黑煤窑)、污染环境(如吆喝脑白金的史玉柱)……，民众正是不满这类富人的恶性竞底行径。
而缺乏认真分析精神的媒体则笼统地将之归为“仇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在不断地竞底，民众也就这样仇了五千年的富。
在任何乱世，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均贫富，马上应者如云；吃大户，分浮财，仿佛成了这个民族的嘉年华会。而这种狂欢的后果往往导致文明的大倒退，仇富成了富人们难以释怀的梦魇，他们不惜花高价办理他国的护照和绿卡，为自己购买一份心理上的保险。
只有改变竞底的生存模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仇富情结资深的土壤，构建一个稳定的和谐社会。
四、竞优的难处
既然竞底有如此多的局限性，那么中国人为何不竞优呢？因为竞优需要更深刻全面的智慧，而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较难达到竞优所要求的思维深度。
毋容置疑，不同的思维存在深度的区别。王小二选择到哪里去打酱油，和爱因斯坦创造相对论，其思维深度有着天渊之别。
以音乐为例，音乐思维存在三种不同的深度：
1、主体思维(即音乐的创作)；
2、媒体思维(即音乐的表演传播)；
3、客体思维(即音乐的欣赏)。
竞底在音乐上的表现是：中国人不擅长主体思维。除了梁祝、春江花月夜等几首经典的乐曲，为海外华人所欣赏外，中国缺少巴赫、贝多芬、海顿等古典音乐作品，也缺少像《音乐之声》、《祝你生日快乐》等现代音乐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中国在音乐方面能打出国门的，是为数不多的媒体思维，如钢琴演奏者傅聪、郎朗、李云迪，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等，他们从小在竞底的氛围下刻苦演练，靠着少有的天分和难得的正确练习方法，终于出人头地。
以科学技术为例，不同的思维深度也体现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工艺、产品等各方面，中国人的研究深度极少到达基础科学层面，而较多的集中在产品、工艺上。但即使在这种浅层次上，中国人仍然比不上日本人甚至韩国。因此，其产品的可靠性总是存在较多的问题，只好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
为什么竞底达不到较高的思想深度呢？
1、因为竞底者利用的是竞优者剩下的机会，对速度要求很高，因此竞底社会天然地表现得相当浮躁。竞底追求的是快速的显效，打价格战，显然比埋头改进技术、提高可靠性要快得多，搞应用技术当然比基础研究更容易见成效，搞音乐演奏也要比搞真正有水平的创作，更容易看到成果。
2、竞底永远拣容易的路走。心理学有一个“最小省力原则”，竞底就是采用这个原则，指导自己的思想。
对这种思想，爱因斯坦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在科学上，每一条道路都应该走一走，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一大贡献”。
竞底的本质就是“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如果他们“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马上会绕着走。这一点很有代表性的是华为，任正非在做超前技术研究吃了点苦头后，立刻下令华为今后不能搞超前研究，只能跟着市场的脚步亦步亦趋，争取尽早比别人更聪明地发现“最薄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打粮食”。
孔丘说“劳心者治人”，这句竞底意味很浓的话在当代也是正确的，能够面对最困难、最深层的思维问题，而不退却、避让，积极加以解决，这种人就是最高的“劳心者”。
因此，中国人如果不积极进行基础研究，不解决深层的战略问题，一句话，不改变竞底，那么思维不可能达到较深的层次，在人类社会中，也难以改变“治于人”的角色。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对思维深度的一个定性衡量，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从来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也公平、公正、公开地印证了这个民族缺少深层次的思维。
同样，中国企业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级品牌，也是由于竞底使中国人的思维深度太肤浅。
爱迪生有句话，仿佛是专门送给竞底的中国人的：“人总是逃避艰苦的思索，不下决心艰苦思索的人，便失去了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中国人很少从思考中获得乐趣，因为在竞底之下，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因而他们转向肢体的勤劳。
中国的南方人相对勤劳，他们对西北的贫穷和懒散，有一个评论是西北人“能熬苦，不能吃苦”，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忍耐贫困、艰难的生活状态，但却不能咬着牙拼命努力去改善这种生活状态。
其实相对那些竞优的民族，竞底的中国人何尝不是“能熬苦不能吃苦”？当他们遇到较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迎头去解决它，而是用较浅层次、直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有如一个不肯学乘法口诀的小学生，在遇到15个20相加时，他不会用15乘20，而是愚蠢地将15个20逐次相加。这样他虽然回避了乘法这个较深层的问题，但却被无穷无尽的加法，累得筋疲力尽。
中国人忙吗？华为研发人员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他们欧美同行的二倍，当然很忙；中国人穷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直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当然很穷。中国人为何又忙又穷？
中国人的“穷忙”“勤劳而不富裕”“能熬苦却不能吃苦”的根本原因，就是竞底。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案例：竞优的难度——銥星悲歌
原创性的发明，能增加人对自然资源的运用能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因此是竞优的一种主要途径。但原创发明的投入很大，难度很高，同时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任正非说，华为在创办18年以来，从未有过一项原创型的发明。铱星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原创性发明的这一特点。
銥星的故事，一开始就充满竞优色彩。摩托罗拉的一位工程师准备去加勒比海度假，但他太太担心那么偏远的地方通信有问题，因此浪漫之旅没有成行。富于想象力的工程师由此产生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台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通话的手机，那该有多好？这个伟大的想法得到了摩托罗拉的赞赏，最终促成了銥星网络的诞生。
1991年，銥星公司组建，计划用77颗低轨卫星（后减至66颗）组成移动通信网，以元素周期表排第77位的金属铱来命名这一计划。
这项史无前例的高科技，赢得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赞赏，甚至精明的比尔盖茨也产生了投资铱星的念头，銥星公司的股价飞速飙升，接着美国、俄罗斯、中国的火箭分别承担了铱星的发射任务。
依托于强大的美国高科技和资本实力，銥星的竞优按计划全面完成。1998年5月，布星全部完成；11月，铱星的全球通信业务正式开通。
中国两院的数百名院士，一致把铱星手机评选为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
但是且慢，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语，通常用于掩饰领导拍脑袋鲁莽决策的失误：“计划赶不上变化”。但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銥星项目上。
铱星决定上马的1991年，移动通信还不普及，手机卖到天价的三万元；而到了1998年，GSM系统发展极为迅速，绝大多数有购买力的人口稠密地区，都开通了地面GSM系统，与之相比，基于卫星的铱星GSM系统，就显得成本过高，通信费昂贵，通信容量不足，手机丑陋笨重。
眨眼之间，铱星还是那个铱星，却从高科技宠儿变成了市场弃儿。人们不再谈论铱星的辉煌和成功，而忙于发表高见，总结铱星的失败和教训。
2002年，铱星公司破产倒闭。
五、竞底的长处
从铱星的案例和大量的竞优成败事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与竞优相比，竞底有如下优点：
A、风险的可控性。
中国人长期处于平稳的农业文明中，本性不喜冒险，他们常常像驼鸟一样，不愿相信“不冒险是最大的冒险”，宁愿像温水中的青蛙，慢慢地饱受煎熬。
李志强用较次的原器件，替换较好的；要求打工妹们长时间加班；巧立名目克扣他们的工资……，他为此承担的风险，比为市场开发一款新的电话机要好控制得多：如果加班时间过长，克扣工资过多，打工妹们会威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那么按照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李志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从底线适当往回撤退，从而平复打工妹们的不满情绪，但如果一款新产品不受市场欢迎，那他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对象进行协商。
中国的原创新产品为何如此之少，这是一个重大因素。大多数生产商只愿意跟在已被市场证明成功的新产品后面模仿，以力避风险。
所以有些志得意满的中国企业家，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实际上，这种“创新”不过是对原创产品的一种低质、低价竞底而已。
B、表面上投入的资本最节省。
克扣工资和延长加班时间只不过是李志强的两项政策，其本身并不消耗资源，因此往往成为老板遇到困难时，第一个跃入脑海的最自然、最经济的竞争手段。
案例：用肉体取代机器：深圳比亚迪如何利用竞底起飞
深圳比亚迪是一家成长十分迅猛的年轻企业，已渐渐成为深圳另一家电子业巨头“代工之王”富士通的对手，2008年受到“股神”巴菲特的青睐和入股。
比亚迪的起步，始于日本宣布本土不再生产镍镉电池。因此，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竞底空间。他在成立比亚迪时，缺少资金，没有厂房，没有设备，但王传福很善于竞底：日本人生产电池，全部用自动化设备，这些设备效率很高，但很昂贵；王传福通过重新分解电池生产的工序，尽量用打工妹的血肉之躯代替昂贵的自动化设备。由于中国的打工妹们成本极其低廉，因此，比亚迪用落后方式生产出来的电池，居然有很强的性能价格比，从而刚一投产，就获得了日本三洋的订单。
随即沿着这条竞底道路，比亚迪连续三年获得100%的增长。
我们从比亚迪的成功可以看到，中国人多么擅长走意义的道路，而且即使走竞底的道路，也能取得一定的辉煌。
但同样要切记的是：这样的竞底成功，只能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企业上出现，并不能大面积、长时间地出现。靠竞底战略，中国这条“龙”可以行天下，但可惜只能是爬行，而不是飞行。
C、能够快速、显效地增加竞争优势。
由于中国是个竞底社会，民众对低价格有超乎寻常的热爱，俗话说“没有两块钱买不走的品牌忠诚”，而竞底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可以直接转化为市场价格的竞争力。它比增加产品功能，改善品质所带来的隐性竞争优势将更对市场有冲击力。
另外，中国人历来是个浮躁的民族，喜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容不得“慢工出细活”，这从中国古代流行木建筑，而西方流行石建筑，就可见一斑。西方人修建一座教堂要花800年时间，这在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而竞底则能够很快见效，压低工人工资，无论如何比研发革新能更快能收到成本减少的效果，因此特别对中国人的胃口。但这种“快速竞底”的最终效果却并不佳，正如华为的老师IBM批评华为“他们有时间将一件事一遍遍地重做，却没有时间将事情一次做好。”
因此，竞底也是中国人为何终日奔忙，却总是在穷忙的根源。
案例：中国母亲与美国准父亲，对奥运金牌和孩子的不同价值观
2008年，中国选手冼东妹获女子柔道金牌。去年她复出比赛时，刚生下女儿不到5个月，为了参加奥运比赛，她不得不狠心给女儿断奶，将丈夫和女儿留在广东老家。
据她说：为了不干扰她专心训练，女儿任何不舒服的事，丈夫都瞒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