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竞底:中国企业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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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竞底概论(5)

西方有个动人的故事说,一个穷困的艺术家出于同情又没有钱,为一个盲人乞丐写了一个牌子:“春天就要来了,可是我看不见。”引得路人纷纷给钱,这么轻松的钱,深圳的乞丐们是无缘挣到的。

美国好莱坞著名的星光大道上,也有不少乞丐,但他们不用竞底的方法来乞讨,而是把自己打扮成里根、布什、梦露的模样,吸引游人前来合影,然后接收小费。

这种商业模式能在中国的乞丐中推广吗?人们愿意会与街头的赵本山、葛优们合影而解囊吗?

显然不会,因为那样一来,满街都是“赵本山”,马上就臭了大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不同:当一群人在观看表演时,如果某人把脚踮起来,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这是微观经济的有效;但如果大家都把脚踮起来,则谁都不会比原来看得更清楚,这是宏观经济的无效。

在一个竞底社会,虽然每个人的竞底行为都是理性的、高效率的,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却是整体的非理性和无效。

所以虽然说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中国人却不富裕!这就是典型的有效率,没效果!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一个人踮起脚来看得更清楚,那是“聪明”。一群人踮起脚来,既没法看得更清楚,但还不得不拚命踮起脚来,那是“不智慧”。

所以有句俗话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彼此竞底!

既然竞底战略有如此多不如人意之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走竞优的道路,而非要苦苦挤在竞底的独木桥上呢?这个严肃的问题,使人想起了蓝海战略。

蓝海战略,这个韩国人创造的美丽童话,郑重其事地向人们宣称:各位,红海的竞争太过惨烈,大家何不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蓝海呢?实际上,这套说词等于:既然竞底(红海)太酷烈,大家为什么不去竞优(蓝海)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晋朝的白痴皇帝——司马衷的黑色幽默,当时天下饥荒遍野,大臣前来报告:民众没有饭吃,大批饿死。司马衷颇感诧异地问“既然他们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呢?”

以任正非干事的魄力,做决策的眼光,他绝不甘于只拧毛巾,他也渴望发现属于自己的蓝海。但华为作为中国最顶尖的、最具有拼搏精神的高科技企业,按任正非的原话讲,“十八年来,华为没有一项原创发明”,这实际上就表明了真正高水平的竞优,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蓝海战略发明以来,究竟有多少企业找到了自己的“蓝海”?恐怕和没饭吃,转而吃肉的人一样多。所以说,韩国人发明的蓝海战略,不过是个美丽的童话而已。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忽悠。

案例:中国人为什么“仇富”

毋容置疑,大多数人认可“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仇富情结”。

有人将此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红眼病。

但比尔盖茨长期富可敌国,中国人尽管对微软强势颇有微词,但从来不仇比尔盖茨的富;在NBA打篮球的姚明、网易的丁磊、搜狐的张朝阳,年纪轻轻就腰缠亿贯,中国的年轻人很羡慕他们,视其为学习榜样,很少有人仇他们的富。

因此这样看来,中国人并不仇富。

那么为什么社会又普遍存在仇富情结呢?因为中国有相当的富人都是以恶性竞底的方式聚敛财富,他们掺杂使假(如制售毒奶粉的三鹿、蒙牛,制售毒鸡蛋且隐瞒不报的大连韩伟喀喀哒集团)、巧取豪夺(如德隆的唐万新)、官商勾结(如上海首富周正毅)、巨额偷税漏税(如富士胶卷)、极度盘剥工人血汗(如大量的黑煤窑)、污染环境(如吆喝脑白金的史玉柱)……,民众正是不满这类富人的恶性竞底行径。

而缺乏认真分析精神的媒体则笼统地将之归为“仇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在不断地竞底,民众也就这样仇了五千年的富。

在任何乱世,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均贫富,马上应者如云;吃大户,分浮财,仿佛成了这个民族的嘉年华会。而这种狂欢的后果往往导致文明的大倒退,仇富成了富人们难以释怀的梦魇,他们不惜花高价办理他国的护照和绿卡,为自己购买一份心理上的保险。

只有改变竞底的生存模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仇富情结资深的土壤,构建一个稳定的和谐社会。

四、竞优的难处

既然竞底有如此多的局限性,那么中国人为何不竞优呢?因为竞优需要更深刻全面的智慧,而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较难达到竞优所要求的思维深度。

毋容置疑,不同的思维存在深度的区别。王小二选择到哪里去打酱油,和爱因斯坦创造相对论,其思维深度有着天渊之别。

以音乐为例,音乐思维存在三种不同的深度:

1、主体思维(即音乐的创作);

2、媒体思维(即音乐的表演传播);

3、客体思维(即音乐的欣赏)。

竞底在音乐上的表现是:中国人不擅长主体思维。除了梁祝、春江花月夜等几首经典的乐曲,为海外华人所欣赏外,中国缺少巴赫、贝多芬、海顿等古典音乐作品,也缺少像《音乐之声》、《祝你生日快乐》等现代音乐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中国在音乐方面能打出国门的,是为数不多的媒体思维,如钢琴演奏者傅聪、郎朗、李云迪,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等,他们从小在竞底的氛围下刻苦演练,靠着少有的天分和难得的正确练习方法,终于出人头地。

以科学技术为例,不同的思维深度也体现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工艺、产品等各方面,中国人的研究深度极少到达基础科学层面,而较多的集中在产品、工艺上。但即使在这种浅层次上,中国人仍然比不上日本人甚至韩国。因此,其产品的可靠性总是存在较多的问题,只好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

为什么竞底达不到较高的思想深度呢?

1、因为竞底者利用的是竞优者剩下的机会,对速度要求很高,因此竞底社会天然地表现得相当浮躁。竞底追求的是快速的显效,打价格战,显然比埋头改进技术、提高可靠性要快得多,搞应用技术当然比基础研究更容易见成效,搞音乐演奏也要比搞真正有水平的创作,更容易看到成果。

2、竞底永远拣容易的路走。心理学有一个“最小省力原则”,竞底就是采用这个原则,指导自己的思想。

对这种思想,爱因斯坦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在科学上,每一条道路都应该走一走,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一大贡献”。

竞底的本质就是“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如果他们“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马上会绕着走。这一点很有代表性的是华为,任正非在做超前技术研究吃了点苦头后,立刻下令华为今后不能搞超前研究,只能跟着市场的脚步亦步亦趋,争取尽早比别人更聪明地发现“最薄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打粮食”。

孔丘说“劳心者治人”,这句竞底意味很浓的话在当代也是正确的,能够面对最困难、最深层的思维问题,而不退却、避让,积极加以解决,这种人就是最高的“劳心者”。

因此,中国人如果不积极进行基础研究,不解决深层的战略问题,一句话,不改变竞底,那么思维不可能达到较深的层次,在人类社会中,也难以改变“治于人”的角色。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对思维深度的一个定性衡量,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从来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也公平、公正、公开地印证了这个民族缺少深层次的思维。

同样,中国企业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级品牌,也是由于竞底使中国人的思维深度太肤浅。

爱迪生有句话,仿佛是专门送给竞底的中国人的:“人总是逃避艰苦的思索,不下决心艰苦思索的人,便失去了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中国人很少从思考中获得乐趣,因为在竞底之下,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因而他们转向肢体的勤劳。

中国的南方人相对勤劳,他们对西北的贫穷和懒散,有一个评论是西北人“能熬苦,不能吃苦”,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忍耐贫困、艰难的生活状态,但却不能咬着牙拼命努力去改善这种生活状态。

其实相对那些竞优的民族,竞底的中国人何尝不是“能熬苦不能吃苦”?当他们遇到较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迎头去解决它,而是用较浅层次、直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有如一个不肯学乘法口诀的小学生,在遇到15个20相加时,他不会用15乘20,而是愚蠢地将15个20逐次相加。这样他虽然回避了乘法这个较深层的问题,但却被无穷无尽的加法,累得筋疲力尽。

中国人忙吗?华为研发人员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他们欧美同行的二倍,当然很忙;中国人穷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直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当然很穷。中国人为何又忙又穷?

中国人的“穷忙”“勤劳而不富裕”“能熬苦却不能吃苦”的根本原因,就是竞底。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案例:竞优的难度——銥星悲歌

原创性的发明,能增加人对自然资源的运用能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因此是竞优的一种主要途径。但原创发明的投入很大,难度很高,同时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任正非说,华为在创办18年以来,从未有过一项原创型的发明。铱星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原创性发明的这一特点。

銥星的故事,一开始就充满竞优色彩。摩托罗拉的一位工程师准备去加勒比海度假,但他太太担心那么偏远的地方通信有问题,因此浪漫之旅没有成行。富于想象力的工程师由此产生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台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通话的手机,那该有多好?这个伟大的想法得到了摩托罗拉的赞赏,最终促成了銥星网络的诞生。

1991年,銥星公司组建,计划用77颗低轨卫星(后减至66颗)组成移动通信网,以元素周期表排第77位的金属铱来命名这一计划。

这项史无前例的高科技,赢得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赞赏,甚至精明的比尔盖茨也产生了投资铱星的念头,銥星公司的股价飞速飙升,接着美国、俄罗斯、中国的火箭分别承担了铱星的发射任务。

依托于强大的美国高科技和资本实力,銥星的竞优按计划全面完成。1998年5月,布星全部完成;11月,铱星的全球通信业务正式开通。

中国两院的数百名院士,一致把铱星手机评选为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

但是且慢,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语,通常用于掩饰领导拍脑袋鲁莽决策的失误:“计划赶不上变化”。但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銥星项目上。

铱星决定上马的1991年,移动通信还不普及,手机卖到天价的三万元;而到了1998年,GSM系统发展极为迅速,绝大多数有购买力的人口稠密地区,都开通了地面GSM系统,与之相比,基于卫星的铱星GSM系统,就显得成本过高,通信费昂贵,通信容量不足,手机丑陋笨重。

眨眼之间,铱星还是那个铱星,却从高科技宠儿变成了市场弃儿。人们不再谈论铱星的辉煌和成功,而忙于发表高见,总结铱星的失败和教训。

2002年,铱星公司破产倒闭。

五、竞底的长处

从铱星的案例和大量的竞优成败事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与竞优相比,竞底有如下优点:

A、风险的可控性。

中国人长期处于平稳的农业文明中,本性不喜冒险,他们常常像驼鸟一样,不愿相信“不冒险是最大的冒险”,宁愿像温水中的青蛙,慢慢地饱受煎熬。

李志强用较次的原器件,替换较好的;要求打工妹们长时间加班;巧立名目克扣他们的工资……,他为此承担的风险,比为市场开发一款新的电话机要好控制得多:如果加班时间过长,克扣工资过多,打工妹们会威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那么按照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李志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从底线适当往回撤退,从而平复打工妹们的不满情绪,但如果一款新产品不受市场欢迎,那他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对象进行协商。

中国的原创新产品为何如此之少,这是一个重大因素。大多数生产商只愿意跟在已被市场证明成功的新产品后面模仿,以力避风险。

所以有些志得意满的中国企业家,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实际上,这种“创新”不过是对原创产品的一种低质、低价竞底而已。

B、表面上投入的资本最节省。

克扣工资和延长加班时间只不过是李志强的两项政策,其本身并不消耗资源,因此往往成为老板遇到困难时,第一个跃入脑海的最自然、最经济的竞争手段。

案例:用肉体取代机器:深圳比亚迪如何利用竞底起飞

深圳比亚迪是一家成长十分迅猛的年轻企业,已渐渐成为深圳另一家电子业巨头“代工之王”富士通的对手,2008年受到“股神”巴菲特的青睐和入股。

比亚迪的起步,始于日本宣布本土不再生产镍镉电池。因此,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竞底空间。他在成立比亚迪时,缺少资金,没有厂房,没有设备,但王传福很善于竞底:日本人生产电池,全部用自动化设备,这些设备效率很高,但很昂贵;王传福通过重新分解电池生产的工序,尽量用打工妹的血肉之躯代替昂贵的自动化设备。由于中国的打工妹们成本极其低廉,因此,比亚迪用落后方式生产出来的电池,居然有很强的性能价格比,从而刚一投产,就获得了日本三洋的订单。

随即沿着这条竞底道路,比亚迪连续三年获得100%的增长。

我们从比亚迪的成功可以看到,中国人多么擅长走意义的道路,而且即使走竞底的道路,也能取得一定的辉煌。

但同样要切记的是:这样的竞底成功,只能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企业上出现,并不能大面积、长时间地出现。靠竞底战略,中国这条“龙”可以行天下,但可惜只能是爬行,而不是飞行。

C、能够快速、显效地增加竞争优势。

由于中国是个竞底社会,民众对低价格有超乎寻常的热爱,俗话说“没有两块钱买不走的品牌忠诚”,而竞底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可以直接转化为市场价格的竞争力。它比增加产品功能,改善品质所带来的隐性竞争优势将更对市场有冲击力。

另外,中国人历来是个浮躁的民族,喜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容不得“慢工出细活”,这从中国古代流行木建筑,而西方流行石建筑,就可见一斑。西方人修建一座教堂要花800年时间,这在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而竞底则能够很快见效,压低工人工资,无论如何比研发革新能更快能收到成本减少的效果,因此特别对中国人的胃口。但这种“快速竞底”的最终效果却并不佳,正如华为的老师IBM批评华为“他们有时间将一件事一遍遍地重做,却没有时间将事情一次做好。”

因此,竞底也是中国人为何终日奔忙,却总是在穷忙的根源。

案例:中国母亲与美国准父亲,对奥运金牌和孩子的不同价值观

2008年,中国选手冼东妹获女子柔道金牌。去年她复出比赛时,刚生下女儿不到5个月,为了参加奥运比赛,她不得不狠心给女儿断奶,将丈夫和女儿留在广东老家。

据她说:为了不干扰她专心训练,女儿任何不舒服的事,丈夫都瞒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