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中国式管理”的三个核心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竞底理论的部分运用而已。
为何这种“中国式管理”不能流行于欧美呢？因为他们的主流文化已经升级为竞优，竞底文化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如明基收购西门子的手机部门后，想让欧洲员工像大陆或台湾员工一样加班（竞底），最终因员工依法抵制，最后明基不得不认赔8亿多欧元。
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
竞底在中国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果说它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民族性之一，那一点也不为过。从古代的“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到现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公而忘私”、“活着干，死了算”、“没有任何借口”等风靡一时的口号，无一不浸透着竞底的精神。
无独有偶，在华为发生众多横死事件后，任正非在公众训话中，对此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充满了痛苦。”在讲话中，任正非没有反省，唯有对“艰难奋斗”的再提倡、再强调。
“头悬梁，锥刺股”压榨的是人的生理资源，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口号中，“人上人”是没有止境的，“苦中苦”也是没有限度的，但人生苦短，人们对苦难的承受底线，也不是可以持续地开掘下去的。
以提高人们对痛苦、对丑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绝不是提升人的价值的有效途径。正因为中国人实施的竞底战略，才出现了经济快速腾飞三十年，而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2.9%的“奇迹”，也才有打工妹18-20年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悲剧。
案例：重压下的花朵——中国儿童们的竞底式生存
竞底是中国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稍稍用心观察，就可以轻易在身边找到竞底的事例。
深圳荔园小学是市里一所有口皆碑的好学校，其教学特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平心而论，荔园的校长和老师们，都是极其负责的，否则，按照竞底特点，他们不可能安稳地在一所好学校里就职。
例如某年级八个班的语文课，由甲、乙两位老师负责，学校将按各班的平均成绩、最高最低成绩等一系列基于分数的指标，来考核甲、乙的工作业绩。如此一来，甲、乙老师为了使自己班上的学生，在语文成绩上胜过对方，则本能地倾向于加大学生的语文作业。
同样，数学和英语老师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他们也会加大自己这门课程的作业，与语文老师争夺学生的课余时间。
各科老师竞相发力的结果，是可怜的小学生们负担日趋沉重。尽管深圳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孩子们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1、首先被剥夺的，是娱乐时间：在巨大的学业压力面前，童年的快乐自然无足轻重；
2、其次被消灭的，是正常生活时间，孩子们不再能轻松地散步，读课外书；
3、最后被压缩的，是起码的生理时间——睡眠时间。
如果家长认为孩子应该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健全的人格，而不积极协助执行老师的竞底政策，那学生立刻就面临完不成作业、退步的局面。退步的学生拉低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必然会影响科任老师的“政绩”，因此科任老师会通过排名次、课堂批评、留校、召家长谈话等一系列措施，将学生纳入竞底的“正轨”，这些“纠正措施”显然将对学生的自信心形成重大打击，影响其人格发展。因此，家长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真配合老师，不让儿童玩、干家务，尽量集中所有时间在功课上。
那么，能否通过转学来改变境遇呢？实际上，所有“好”学校都和荔园小学的操作模式一样，而口碑差的学校，男生变坏、女生早恋的风险，不是一般家长所愿意承受的，这又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正如李志强对他手下打工妹的生存状态了如指掌一般，学校对儿童们的压力也心知肚明，但校长照样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采取竞底政策，学校的名次退步了，那么教育局很可能摘掉校长的乌纱帽。
再进一步说，如果市教育局不对校长施加竞底压力，深圳市的升学率势必在广东省退步，那么教育局长也干不成。
照这样一直追朔上去，一个小学生所受到的竞底压力，可以最终追朔到教育部长乃至总理身上。而总理来自民众，反过来说，竞底的总根源还是出在民众的身上。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如此竞底，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又智慧一点呢？中国刚开始研究生教育时，一名教授每年基本招一个博士，二三名硕士，而现在居然能带100名博士。我的同学2008年因为歼10来参加航展，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带了28名工科博士，我跟他开玩笑“这么多恋爱谈得过来吗？”他倒也很坦率“只要能搞到项目，搞到钱就行，反正也不是我带，下面有一个团队，我在行内的人头熟，他们有问题我知道该让他们去找谁就行了。”
工科教授也许还有项目和经费的底线限制，文科教授们就更加可以竞底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带28个博士并不算多，还有一个教授带100名博士的。我想，恐怕这真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
教授招研究生时，多多益善，但在带研究生时，不仅在知识传授上对他们实行掺水式竞底，同时也在工作报酬上对他们竞底，所谓的博士硕士，不过是教授的超级廉价劳动力。很多教授的专著，其实都是老师出个点子，完全由研究生们捉刀。而研究生们由于被竞底，收入微薄，且没有署名权，当然无心认真为教授打工，也反过来对教授竞底：从网上、杂志上大段抄袭别人的东西，填充在为教授撰写的专著中。
最后，底线被击穿，知名教授的专著被人指控剽窃。这样的闹剧，年年都在中国的学界上演着，其背后也有一条完整的竞底链在发生作用。
很多稍有远见的家长，早已对中国教育界的这种竞底深恶痛绝，但身处竞底世界，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长期陷入这样的竞底怪圈，家长不得不早早筹谋，将孩子送至海外就学。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一套“理论”：有条件的话，应该送孩子出去读高三。因为中国高三的数学基本在复习，为高考做准备，海外的数学相对简单。此时孩子的中文底子已打得不错，可以提前一年为海外的大学生活做准备。这一理论发展得如此完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一个深圳朋友的孩子，就在这理论的指导下去了美国，二年后我在他回国参加同学聚会后，专门向他咨询有关情况，他讲了些让中国父母眼热心跳的轶事，如盛装到联合国为官员们演出等等，但这些我并不太感兴趣，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刚见到你的高二校友，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大一学生一脸凝重，象个男人似地回答我：
“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二个世界的人，在美国我学会了怎么思考！”
仅此一点，我感到他父母为他花的那几万美元，就已经全部物有所值了。
柏扬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曾形象地提到：中国是个大酱缸。实际上中国是个巨大的竞底角斗场，每一个老板都渴望将对手竞底，所以中国的商界天天都在大打价格战，每一个下属都在彼此竞底(所以才有“窝里斗”一说)，甚至每一个小学生也在竞底，生怕自己的名次落到后面。
许多企业在创办之初，并不希望走竞底之路，而是想竞优，但由于竞底大环境的存在和不可避免，最终不得不竞底，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案例：联想的竞底抉择
和华为相比，联想在中国高科技行业耀眼的亮度，就稍稍逊色一些。这大约有以下几个因素：
1、联想只是Intel、AMD的生产装配厂，比华为的技术含量差几个数量级；
2、每年所交的利税远远低于华为；
3、联想毕竟是中科院的企业，柳传志曾经同时兼任计算所所长，可谓是集十三亿人口中的科技精英所办的企业，与华为任正非用两万元白手起家，起点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四、柳传志的父亲有深厚的中国人民银行背景，1996年，香港联想巨额亏损一点九亿港元，再加上不少死库存，经营已至绝境，最后由中科院出面担保，中国银行解决了一亿资金，联想才得以起死回生，如果华为早期遇到这种困境，恐怕十个任正非也不能起死回生了，因为他没有背景。
在联想的发展道路上，有过一次轰动一时的倪柳之争。
对IT行业的后来者而言，这桩往事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但由于它颇能反映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思路，因此我们不吝笔墨，旧事重提，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分析。
1984年联想创办时，既缺资金技术，也没有成熟的战略。于是柳传志邀请中科院顶尖计算机高手倪光南加入联想做总工，开始研制生产销售联想汉卡（岔开提一下，在计算机行业，中国人只有在某个具有天然屏障保护的领域，才可能实施竞优战略，如汉字屏障下的输入法汉卡，会计制度屏障下的财务软件，信息安全制度屏障下的杀毒软件，而一旦没有了这些屏障，则无法竞优）。
倪光南不愧是技术高手，他不仅把汉卡做得很好，随后还研制出中国第一台486、586。整整十年，联想以倪光南的技术为基础，咬定“技工贸”的竞优策略，柳传志和倪光南度过了十年的蜜月期。
但汉字屏障带给联想的利润空间终于被吃干喝尽了。联想汉卡退出市场，联想靠技术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
是竞优还是竞底？倪光南和柳传志两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
倪光南率先提出自己的技术规划，做专用型品牌；这个想法被否决后，他又提出研制程控交换机，同样被柳传志以联想没有能力、没有条件为理由加以否决。
而此时的华为，正在任正非“不成功就跳楼”的决绝指挥下，日以继夜地攻打万门程控这个柳传志望而生畏的技术堡垒。
柳传志不同意倪光南的想法，是因为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了“贸工技”的发展道路，他觉得研发的投入实在太大，风险实在太高，不如做贸易钱来得快，钱来得稳。
倪柳之争本质上是对联想该竞优还是该竞底的战略之争，或者按中国人的典型话语，应该称为路线之争。
但这种争执也是按照中国人的竞底本性所展开的，他们从路线之争逐渐扩展到权力之争、股份之争、感情之争，最后争执的形式被打到底线：倪光南被解除联想总工和董事职务，剥夺其在联想的股份，净身出户，而此前他的股份和柳传志一样多。
如果当年倪光南的竞优路线在联想占了上风，那么联想又没有可能是另一个华为或者超过华为呢？我对此不报乐观的看法。因为北京的人文环境和历史传统注定了当地人远远不如深圳人那么能竞底，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中国最顶尖的科研机关云集北京，但北京除了海归带回来的几个高科技项目外，根本没有像样的高科技企业——因为他们即使有把事情干成的能力，却没有把事情干好的精神。
因此，可不可以说，如果联想在深圳，那么倪光南的路线会占上风，并且走出一家华为式的企业？而如果华为在北京，任正非则可能选择柳传志的路线，并带出另一家充满狼性的联想？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我们就多种可能性进行反复的玩味、分析，就像下棋似的复牌一样，也许能够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从目前的态势看，联想以蛇吞象气魄收购了IBM的PC业务，并成功地使之产生赢利，虽然发展道路上还有不少问题，但说明柳传志的竞底策略一度是适合的，我们将在后文分析竞底精神不足，给联想造成的窘境。
从荔园小学的管理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郭台铭“血尿哲学”，和任正非“拧毛巾哲学”在发生作用。
中国社会的竞底，是一条闭合的“竞底链”，谁都被拴在这根无处不在的链条上，总理也要被“忧国忧民”竞底。
正因为中国人的竞底，是从胎教就开始感染、强化的，因此郭台铭、任正非、柳传志、李志强（包括本书的作者与读者）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竞底的血液。也正因为中国人习惯于竞底，竞底战略用在他们身上，也才会屡试不爽，受到的反弹最小，收到的效果最佳。
竞底，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国民性所造成的。
也正因为这是国民性的问题，所以一个看似极其简单易行，最应该能够办成的小学生减负问题，即使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也会越减越负。
案例：从苹果、微软的双赢，看华为打击港湾
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一直是竞争对手，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控制权，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90年代中期，微软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举步维艰。
很多人都等着二家的竞争以苹果的寿终正寝而闭幕，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投资15亿美元，把苹果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office2001。
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面对对手，明智的比尔.盖茨选择的方式是：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
华为的李一男是个技术高手，曾是任正非的“得意门生”，他脱离华为去北京创办港湾后，成为任正非的对手。任正非对港湾，绝没有微软对苹果的竞优作风，而是完全的竞底，不惜零利润、不惜送设备，也要把订单从港湾手里抢过来，一定要置港湾于死地。
任正非很残酷无情吗？心怀这种疑惑的人一定有点“娘娘腔”，因为竞底者心里只有利害，极少悲悯。因为在一个竞底社会，作为一个竞底企业的老板，不实行这样的竞底战略，那么最后被竞底的，一定是华为，是任正非自己，他不得不对港湾先下手为强了。
最终，任正非竞底成功，港湾被华为呑掉，李一男这头猛虎被紧紧缚住。
案例：深圳乞丐们不断升级换代的竞底方法
任何社会都存在乞丐，既有临时的，也有以此为职业的。乞丐通常是靠他人的恻隐之心而获得生存机会的。
深圳的乞丐大多具有职业特点，他们把乞讨当成一门生意来经营，乞丐们在深圳辛勤地乞讨，然后在家乡建起楼房的故事屡屡见诸于报端。
在这些不利于乞丐行业的消息熏陶下，深圳市民们逐渐收起了他们的同情心，乞丐生意日趋艰难。乞丐团伙开始各出奇招，有携带租来的婴儿沿街乞讨的；有将残疾人搬运到街上坐讨的；有胁迫儿童尾随男女高价强卖鲜花的；也有写告地状文雅地寻求帮助的，而其中最富竞底色彩的是：
让一个青年妇女怀抱婴儿，从路边的垃圾桶里挑拣米饭往嘴里送。不知内情的路人看到这一幕，往往同情心被彻底打到底线，急着慷慨解囊，施以援手。
而实际上，垃圾桶里的米饭是预先放好的道具，整个场景不过是乞丐为了博取同情心而演出的哑剧。
随着报章的逐渐揭露，这种方法又显得老套、不灵了。不过乞丐团伙还会研发出更新版本的竞底高招，争取市民同情心的博弈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在一个竞底社会，连乞丐们的乞讨策略也染上了竞底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