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竞底:中国企业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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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竞底概论(2)

在现代社会,竞优主要体现于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而非劳动强度),从而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对人类智力活动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显然是一种竞优,因为从长期来看,人的智力有无限的潜力,而对智力的开发,显然能直接提高人的价值。

要进行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进行竞优。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也不乏竞优的璀灿事例,如鲁班发明的锯子、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只是这些星星点点的发明,在竞底社会远不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竞底技术”受统治者重视,因而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大势。

为什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竞底技术”?我们在第三章专门说明。

和竞优相比,竞底比赛的是人对各种不良底线的忍耐力:对残酷的忍耐力,对贫穷困苦的忍受力,对污染、噪声、治安不良的环境忍耐力……。它是一种全方位的超限战,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如好奇心、纯真、信任、友善,乃至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丰富的想像力、独特的创造性、安宁的生活等等,都可以成为竞底的牺牲内容。

在竞底战略中,人们靠着忍耐难以忍耐的不良,来赢得自己的竞争优势,竞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到底线,reach to the bottom。

正如谎言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让所有的人相信一样。竞底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让所有的人提升价值。因为底线的存在,竞底战略是不可能大面积推广,也是不可长期持续的:

当信任被牺牲时,人们学会了“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当纯真被牺牲时,人们习惯了犬儒主义,玩世不恭到了极点;

当人们失去安宁的生活后,四处群体事件频发;

当环境被破坏后,人们不得不花更多的金钱来修补自己的健康;

当发改委不准奶粉涨价时(政府对企业竞底),奶粉企业不得不添加三聚氰胺(企业对百姓竞底),当毒奶粉事件曝光时(击穿底线),百姓群起而攻之,再也不肯相信国产奶粉(百姓对企业和政府竞底),以致外资乘虚而入,控制民族奶制品龙头企业(洋人对中华民族竞底);

……

正因为竞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稳定的长期繁荣,永远是公民刚过几十年能吃饱饭的“好日子”,接下来就是横征暴敛,动乱频乃,直到“人相食”的底线。

为什么经济学者大力提倡“幸福GDP”、“绿色GDP”,就是因为我们的GDP中,有太多用于修复被破坏的底线。如收税在太重导致民众普遍的贫困,引发犯罪增加,不得不拿出大量的税收增加警力,修建监狱。

而犯罪和修监狱引起的GDP增量,实际上是对人们的幸福无效的,一个竞底社会有大量的GDP,都是这种无效GDP,这也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根本原因。

案例:富士康抢夺订单的秘密,和郭台铭的“血尿哲学”

在电子制造行业,深圳富士康是名副其实的竞底高手。目前它的全球员工超过50万,堪称“世界代工大王”,许多世界级厂商,如IBM、摩托罗拉、诺基亚、戴尔、思科、惠普、索尼、苹果都是它的客户。它与对手争夺订单时,有一个公开的诀窍“赤字接单,黑字出货”,即以亏本的价格接下客户的订单,然后通过大规模采购、工艺改进等各项措施全力压缩成本,最终使订单在出货时达到盈利。

富士康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打工妹的劳动尽量充分低廉地有效使用,是其存在的前提。

郭台铭的“血尿哲学”,就集中体现了富士康的竞底观念,这位典型的工作狂通常每天工作15小时,除了对自己抓得很紧外,他还经常以这样追问下属、经理和员工:“你们现在有没有血尿?还没有?啊,这说明你们还应该更努力。”

于是,他的手下怀着愧疚感,更加诚惶诚恐地埋头于工作。

当然,判定富士康主要是竞底企业,并不仅仅从郭台铭的问话和行业性质,是大量的竞底事实。

竞底者有太多的共通之处,和郭台铭的“血尿哲学”相对应,任正非也常用这样的话鞭策下属:“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

志强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竞底的典型,因为他赢得订单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打工妹们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和长得不能再长的加班上,竞底所依赖的资源,在长期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工人加班时间是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而工资太低则将影响打工妹们的生存,这些底线都是非常明显的,它的竞争资源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整体的竞底中,不排除局部的竞优。李志强的加重块故事,是整个竞底中的局部竞优,因为研发加重块虽然靠的是不眠不休的加班和苦熬,但在研发定型后,这种智慧成果显然可以大规模地持续使用。

由于竞优的结果可以大量被复制使用,因此竞优能造就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如微软和比尔盖茨、IBM和老小沃森、沃尔玛和山姆沃顿,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可以见光的,可供人学习的。

而竞底是难以持续的(如任正非不可能把“毛巾”永远拧下去,郭台铭的手下“血尿”多了,也会开溜,不开溜也得住院),靠竞底成功的经验,是不可普遍推广的:

1、是竞底经验见不得光。李志强能自豪地四处吹嘘“我的打工妹一天能干16小时”吗?柳传志能到处推广“联想的成功利益于彻底的价格战”?当然不能!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有关于“成功人物”的成功理论,只有他们的“成功事典”。谁敢把李世民杀兄弟,夺父亲皇位的事例,总结成理论教育后人?当然不能!

2、是竞底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竞底精神。如任正非在搞万门程控时,“不成功就从五楼跳下去”的决绝。这种竞底精神是很难通过学习得到的(杨元庆虽然向任正非当面取过经,但没有显然没有学到后者的皮毛)。

由于竞底经验的不可推广,中国很难象竞优社会那样,出现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只会出过眼烟云般的、以规模取胜的“成功企业”,和一些后人看不清面目的知名企业家。胡雪岩和盛宣怀是近代我们看得清面目的二个知名商人,人们知道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官商勾结”玩得最有成效。但对现代人而言,“官商勾结”显然是灰色的,因此现代中国商人着意用文化、理念等等涂抹自己,让世人只看到他们想示人、能示人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一面很难让人看清真实的全貌,如人们常常传说华为的成功离不开一些大人物持有它的内部股,但这种讳莫如深的秘密当然不足为外人道,因此后人自然无法看不清他们的面目。

案例: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管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也是儒教国家。但实际上,日本人最信奉的是神道教,其次是佛教,儒教也许只是他们在中国人面前做秀的一个道具(或者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一厢情愿)。

日本政要不顾中国人感情,时时参拜的靖国神社,就是神道教最大的国家神社。

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其最高宗旨就是武士道,武士道的本质是武士可以随时为效忠主人献出生命,尽管普通的日本人不是武士,但武士道却是他们骨子里的信仰。

中国人对武士道最直观的记忆是剖腹自杀,那血淋淋的场面,虽然日本人感到无比凄美,但却充满了竞底色彩。

也许正因为日本人有如此强烈的对内竞底特点,在他们经济腾飞的1950至1980年代,日本人的管理反倒没有太多竞底色彩。可以说,他们的竞底早已内化了。

只要看看世人对日本企业界的评价,就可见一斑:“官民通力合作体制”、“稳定的劳资关系”、“充满敬业精神和忠诚的高质量的劳动力”、“从长远观念考虑的积极的设备投资”、“终身雇佣”、“通过轮换制进行内部晋升”、“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以信赖为基础的集团主义”、“通过长期评价来形成熟练技能”、“重视人际关系的经营理念”……

凭借这些手段和常常引发“过劳死”的竞底式苦干,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0年的仅为美国1/13,追赶到1980年的接近1/2,叫嚷着要“收购美国”,使美国人大为震惊。

但美国毕竟拥有强大的竞优实力,在1990年代,美国人通过IT技术的创新,将日本人的攻势打了回去。

海内外有太多的短见的经济学家,常常将美国这次“打败”日本,归结为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连中国唯一让人稍有敬意的郎咸平也持这一观点)。他们之所以短见,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没有经营过企业,没有体验过企业家头脑中的决策过程,他们喜欢从报表中研究企业。但报表显示的是决策结果,而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头脑中各种方案的博弈,他们是看不到的;二是经济学家缺乏自然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只要结论符合他们的常识和感觉,就容易流于人云亦云。

实际上,日本人为何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广场协议”呢?是美、德、英、法等“列强”用坚船利炮威逼的结果吗?显然不是。关键是因为日本人知道:自己的成功主要来自于竞底,自己的竞优能力不如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日本产业得以腾飞的所有核心技术,都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在“广场协议”上签字,认可自己屈居“老二”的地位。

中国人竞优能力强吗?凭中国人的竞优能力,可以进入真正的世界强国之林吗?

案例:中国人利用潜规则竞底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能竞底。而竞底的方式五花八门,潜规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竞底利器。

潜规则是吴思创造的词汇,他在同名的书中写道:

“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操作潜规则的人,显然是对遵守“显规则”的人在竞底,在中国这种事屡见不鲜。小到春节的火车票私下流到关系户手中、医院对熟人的照顾;大到禁止民营企业进入高利润的垄断行业,中国人早已习惯于被潜规则竞底。不得不遵守“显规则”的人们,在无奈之余,也削尖脑袋,争相进入能够操作潜规则的行列。

中国人渴望成为“人上人”,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一、避免被潜规则竞底;二、能用潜规则向他人竞底。

案例:索尼的竞优之路

与联想的柳传志下定决心,要跟在别人的成功后面竞底不同,索尼最开始的创业之路,颇有竞优特色。

索尼的创业人之一井深大在回顾成功时说:

“索尼公司成功的关键,以及……一切事物成功的关键是,千万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

1946年,战败后的东京满目疮痍,39岁的井深大对二十个年轻人宣读自己的创业计划:

“建立一个自由豁达,轻松愉快的理想工厂,技术人员应以执著的信念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最佳的技能……”

力求成为工程师乐园的东京通信株式会社,就此成立!

井深大是个技术高手,他找来比他小十三岁的盛田昭夫做搭档和投资人。

盛田出生于酒业世家,十岁即被父亲强制参加家族企业无聊的董事会会议(有意思的是,香港李嘉诚也这样训练他的孩子们),但盛田最终被电子业吸引,违背了父亲的殷切希望。

他的梦想是:“我们要开创一个市场,而不是去附和既存市场。”

开发磁带录音机的故事,很能说明索尼的竞优精神。

1949年,井深大在美军办公室看到了美国制造的磁带录音机,索尼当即决定制造日本还没有的这种设备。

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凭自己的技术制造录音机并不难,难的是制造磁带。如果只卖录音机而不卖磁带,必然把最赚钱的生意拱手让给别人。而当时日本没有任何人懂得磁带制造技术,也无法从美国进口,只有自己研制。日本没有做磁带的超薄塑料,他们开始只有选优质纸张作为磁带的基带,效果自然十分低劣。

但随着研制的深入,录音质量逐步提高,并开发出更好的塑料磁带,开创了日本磁带产业。

1950年,索尼成功研制出第一台录音机,重35公斤,售价为500美元。

如此巨大而昂贵的东西自然无人问津,公司陷入绝境。

盛田放下技术工作,专做销售。他分析了滞销的原因,充分认识到要推销商品,必须找到真正理解这一商品价值的人和部门,让他们了解这个商品的价值所在。他经过深入研究,发现由于战争的影响,日本所有部门都缺乏专业人才,法院没有足够的速记员,他立刻带着录音机登门演示,当场就卖了20台。

接着,索尼又开始进攻学校市场,而井深大很快又研制出更小巧、坚实的新机型。两年后,全日本的四万所中小学,已有三分之一用上了索尼的录音机。

随后,索尼购买了一项日本人的专利,用以改善录音性能。但这项专利由于战争的原因,早已被美国企业自由享用了,索尼在取得专利权后,立刻发函给所有相关公司,用这项技术生产的录音机如果要输入日本,必须获得索尼公司签发的许可证(岔开提一句中国的事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但因某种类似的原因,被美国人自由使用这种技术,中国人可曾像索尼那样硬气地进行交涉过?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不久,东京一家公司从美国进口录音机,索尼立即通知对方,在对方置之不理后,索尼起诉到法院并获胜,美国录音机被悉数查封。

当时日本尚在美军占领之下,美方大公司立即派出律师,前来压制小萝卜头似的索尼。

经过三年艰难的官司,终于以美方默认索尼的全部要求而达成和解。索尼后来居然还反聘美方的律师为自己工作。

在打官司的同时,井深大对美国的晶体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亲赴美国,收集了大量资料,最终于1954年买下了晶体管技术的专利。

美国当时主要将晶体管用于改善助听器的效果,索尼认为这是个太狭小的市场,因此决定改变晶体管的用途。经过严谨的可行性分析,他们希望将晶体管用在收音机上。

几个月的艰苦奋斗之后,晶体管收音机开发成功,仅1955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250万美元,是购买晶体管专利费的一百倍。

当盛田带着晶体管收音机到美国参展,很多美国商人都表示了兴趣。一家最具实力的美国公司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