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可能没想到，他的这个态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伟大的思想家哈耶克早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写得清清楚楚：
“强制力量的控制者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使他们能成功地做出计划，或者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必须根据某些有意识构造的‘蓝图’，对我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
哈耶克所说的“强制力量的控制者”，实质上就是竞底者。
对企业来说，政府就是竞底者之一；而对员工来说，老板是当然的竞底者。
任正非希望市长只把治安绿化搞好，也就是希望竞底者“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而使华为“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
但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作为竞底者，也应该将自己限制于为员工“笼统地创造条件”，而不是“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比如，管理规则细化到提前午餐一分钟，就永久降薪500元等等，就是“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
在低级方法还能管用的时候，竞底者是很难主动反思的，否则他们就不是竞底者了。这，也许是竞底者的另一个思维盲点。
案例：郭台铭搞电影
郭台铭曾这样规划过自己的人生，25-45岁，为钱做事；45-65岁，为理想做事；65岁退休后，为兴趣做事。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规划，但在外人眼里，郭台铭的前两个阶段，都是作为竞底者在为钱做事。
富士康做成世界代工之王，其最大目的和最终目的，至少在目前看来，就是为了赚最多的钱。
除了要保持在电子加工业的竞底地位外，富士康还将触角伸入了汽车产业。郭台铭能在汽车产业获得象电子制造业一样的成功吗？
应该说，如果他继续秉持以往的竞底精神，那么通过足够长时间的竞底，富士康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当然，他造的车将集中在中低档车型。
另外，郭台铭还想进入电影行业，这也许就是他为兴趣做事。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优秀竞底者，郭台铭职业生涯的前40多年，都全力在进行竞底，他的所有兴趣爱好，都在为他的竞底服务。
而要为兴趣做事，则是一种竞优色彩很浓的生活。
很难说一个人在做了大半辈子的强悍竞底者，到了60岁左右，还能够忽然变成一个竞优者。
因此，郭台铭从事电影行业，成功的希望并不大，因为真正好的电影完全是竞优的结果。一部好电影，比的是创新、艺术、思想、娱乐等竞优因素，而不是比拍摄效率、成本控制、投钱规模等竞底因素（张艺谋以竞底方式拍过不少所谓的大片、大制作，投钱不少，场面宏大无比，最后只是些过眼烟云而已。）
一个竞底者要改变思维，成为竞优者，并拿出让世人瞩目的竞优产品，确实比把富士康塑造成一个汽车王国更为困难。
所以，如果郭台铭造汽车，大众可以投资。而对他的电影事业，还是让他自己掏腰包比较好。
竞底者的认错
竞底者生活在各种底线的约束下，其中绝大多数竞底者所共有的一条底线是：不能认错。
家长在家庭里向小辈认错，领导在单位里向下属认错，政府在社会上向百姓认错，在中国即使不是像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样不可能，也是像冬天里刮台风那样少见。
中国式的三拍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中，就没有一条“拍巴掌认错”。
在一个竞底社会，认错，是被竞底者的的义务，而不认错，则是竞底者的权利。
为什么竞底者要真心承认错误，就那么难呢？
因为所有的竞底者不用老师言传身教，都本能地知道：竞底实力是建立在威权的基础上，而一旦认错，就将损害这个基础。
没有了竞底实力，竞底者在竞底组织中就会令难行，禁难止，那样竞底就难以进行下去。
案例：竞底者的认错之害
沈阳飞龙公司的总裁姜伟曾在1997年公开发表《总裁的二十大失误》，虽然他的认错只是泛泛而谈，仅停留在企业管理操作层面，根本还没有深入自己的灵魂深处，但在这之后，据姜伟自己说：
“员工敢和我顶嘴了，整个社会和政府也不支持我和飞龙了。”
这次认错根本没有改变飞龙的股权结构，为什么员工敢和老板顶嘴了呢？飞龙也并未因姜伟认错而做什么坏事，为什么社会和政府就不支持了呢？
就因为认错破坏了姜伟和飞龙的光辉形象，损害了竞底实力。
因此，虽然姜伟还是老板，他玩起竞底来，就不再象以前那样得心应手了。
竞底者很难认错，这一点和西方人是不同的。
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精神，就是在被证伪时，不感到难堪，即使是那些伟大的人物。经济学家凯恩斯创建了宏观经济学，他的一位同事当面指出他的观点，与之前的某个观点互相矛盾，这位伟大的人物欣然回答说：如果你能说服我错在哪里，我就改过来。
因为竞底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事，中国的竞底者当然不愿被人证伪，他们爱喊空洞无物的口号，以掩饰竞底的本质。这样即使他们被证伪了，也有回旋的余地，或干脆漠然置之，仿佛那件被证伪的事，不曾存在过。
案例：迈克尔·戴尔的认错
戴尔公司通过调查发现近半数的员工想跳槽，经过深入访谈后了解到：戴尔员工认为戴尔不近人情，对它难以产生强烈的忠诚感。
迈克尔·戴尔知道这事后，明白自己不是不近人情，而是由于太腼腆，而不好意思和下属建立较紧密的关系，因此他在2001年公开召集手下二十名高级经理人，为自己的性格认错，承认自己过于腼腆，因此有时显得冷淡、难于接近。他承诺将与下属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虽然迈克尔·戴尔的认错，并不一定保证能改善员工的忠诚，但这种知错即认的态度，却可以和中国的竞底者们相对照。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竞底组织以靠近底线为生存常态，因此发生事故就在所难免，只是事故大小，事故发生的时间存在着偶然性。
竞底组织在发生事故后，一般不深挖事故发生的原因，而总是急于找一个责任者。因为竞底者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如果在“竞底”这个原因上深究下去，就有可能影响未来的竞底。而找一个责任者、替罪羊，或者某种漂亮的说法，那么就可以安抚那些被竞底者们由于事故所产生的不安情绪，同时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
案例：小灵通与任正非的认错
2001年中国电信建设趋于饱和，通信制造业的冬天来临，华为的日子相当难过。
但华为的对手如UT斯达康、中兴等，却凭借小灵通，把冬天的日子过得十分红火。
小灵通实际上完全是个竞底产品，竞的是中国移动高话费手机的底。当然，中国移动的高话费手机，竞的则是全体不能公费打手机的中国公民的底。
小灵通市场虽大，技术却相对简单，华为完全可以迅速搞出产品，但任正非这次看走了眼，压根没把这小玩意当回事。因此UT和中兴等对手正好趁机占领市场，笼络客户，大肆对华为竞底。
刚开始，尽管不少人吹耳边风，但任正非还能立住阵脚。2002年下半年他说：华为没有投入小灵通的研发是明智之举，华为不能什么都做，华为的目标更加高远，华为集中精力在3G的研发上。
但很快，因为冬天的日子太难熬，因为市场的反映太好，任正非决定赶上这趟快车。华为发挥强大的竞底实力，很快搞出CDMA制式的小灵通，比市场现行的产品更好、更省钱，华为希望将其作为战略增长点，同时向对手竞一把底。
然而，由于制式不合规范，华为的CDMA小灵通被信息产业禁止使用（除西藏地区）。
中国的商界对华为在小灵通上的首鼠两端，通常都认为是个战略败笔，任正非自己怎么看呢？四年后，任正非在公开谈话中对此进行了总结：
“当年战略上对小灵通的失误，让很多人找到了攻击我的把柄，有的人嘲笑我老了，有的热嘲笑我不懂中国政治，还有的人嘲笑我对市场不敏感了。其实做生意很多情况下也象赌博，我不可能把把都赢，有赢有输才正常自然规律，只要保持总体的前进就是成功的。”
这段话是对小灵通失误的反思吗？当然不是，它真实想表达的是：我任正非还没有“老”，也很“懂中国政治”，还有很强的市场敏感性，总而言之，我的竞底实力还厉害着呢，你们别想现在就对华为竞底！
任正非的这段话，正表明了竞底者不能认错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一认错，竞底实力就大打折扣，一方面他对别人竞底就没那么灵光；另一方面是华为对“友商”竞底也没那么锋利了。于公于私，象任正非这样的聪明人，才不会干认错之类的傻事呢。
案例：从李东生的《鹰之重生》 看竞底者的认错
2006年6月7日，TCL集团对外发布公告称，袁信成已经辞去其担任的TCL集团董事及首席运营官（COO）职务，胡秋生辞去其所担任的TCL集团董事及高级副总裁职务，胡秋生还同时辞去TCL与汤姆逊的合资企业——TTE公司执行董事长职务。
从TCL移动前总裁——“手机狂人”万明坚的辞职，到袁信成和胡秋生的辞职，再到近期TTE不少中层管理人员的离开，TCL集团近两年来，一直处于“人事震荡”的风口。目前，李东生一人身兼TCL集团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TTE董事长等数职，在TCL集团可谓树立了多年来空前的“集权管理”的地位。
不过，无论是李东生本人，还是辞职的高管，之前从来没有人向外正式公开过这种大变革的真正原因。
27日，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写《鹰的重生》，首次公开反省了自己的三大管理失误，并且首次阐述了TCL集团管理高层前不久“大震荡”的真正理由：
“1、没有坚决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付诸行动，往往过多考虑企业业绩和个人能力，容忍一些和企业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的言行存在，特别是对一些有较好经营业绩的企业主管。”
作为竞底者，李东生始终不能认真想一想：为何较好经营业绩的企业主管，其言行往往和企业核心价值观不一致，所谓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不是只代表了最高竞底者的意志呢？
“2、没有坚决制止一些主管在一个小团体里面形成和推行与集团愿景、价值观不一致的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诸侯文化的习气并不能予以克服，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严重毒化了企业的组织氛围，使一些正直而有才能的员工失去在企业的生存环境，许多没有参与这种小团体和活动的员工往往受到损害或失去发展机会。”
作为竞底者，李东生也不能进行换位思考：为什么一些主管要形成利益小团体，是不是TCL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不得不自己为自己打算呢？
“3、对一些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管理干部过分碍于情面，继续让他们身居高位。这种情况不但有碍于企业的发展，影响公司经营，也影响了一大批有能力的新人的成长。”
其实，李东生提到的以上三点错误，其实只是一条，即自己的竞底强度不够：对能干的人没有加强管制，对平庸的人没有及时开革，因此导致了今日局面。
为了解决问题，李东生“在此特别强调，在这次企业变革创新中，我们各级管理干部，特别是各级高管，要从自身做起，要以自省和客观的态度反思自己在实践企业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有与自己的同事、下属剖析和讨论这些问题的勇气；要有面对员工，反省和改进自己过往那些不符合企业价值观言行的勇气。”
即使在这篇所谓的反省文章中，他也只是对下属提出要求，而没有剖析自己的灵魂深处，更没有对自己提要求。
作为一个中国式的竞底者，李东生能够做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绝大多数竞底者，还不能做到他的十分之一。
5、生存在底线上的竞底者
在理论上说，竞底者是将他人打到底线，因此自己应该能安享生活和工作，实际上竞底者的日子表面上也许很风光，却并不如他们的风光那样幸福或舒心。
他们在工作中总喜欢多管，酷爱同时处理多项工作。效率给他们带来活力，做得越多，感觉越好。为了效率，他们只能尽可能地少花时间在细节上，“做”就是一种控制，只要手头有事可做，他们就有安全感；
他们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全力以赴向最优秀的对手看齐；
他们往往比较自大，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也很难让自己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倾听其它的声音，他们只接触那些与实现目标有关系的人和资源；
他们喜欢目标明确，行动清楚，尤其是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否则就容易暴跳如雷，他们的愤怒常常是为了掩盖害怕失控的焦虑；
他们的目光永远向前，憧憬未来和胜利，因此很少关注过去的遗憾；
他们常常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所有的事情，这让他们很着急，源源不断的工作压力，让他们从来都是风风火火，很难坐下来说话。他们总觉得时光正在流失，所以要抓紧手头的每一分、每一秒；
任何来自工作的危险，都会造成他们的高度压力；
他们本能地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竞底者虽然活得很充实，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们通常不知道该如何度过闲暇，也很难享受到精神方面的快乐，优美的音乐、富有感染力的绘画不可能唤起他们的共鸣。他们更关心这个东西现在值多少钱、以后能有多大的升值空间？
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有时温文尔雅，有时暴跳如雷，有时春风细雨，有时电闪雷鸣，以致他们常常不知道，哪个面具是本真的自我；
他们喜欢牢牢地控制一切，甚至不择手段。当他们面对压力时，通常不是放慢脚步，而是加速扩张。他们无法接受干扰，因此很难吸收新的信息或批评意见；
他们喜欢对下属说“去做，认真做好”。他们更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因此对销售额、市场占有率、完成任务的实现、申请专利的数目、排行榜上的名次特别感兴趣；
他们非常强调大规模的扩张，尤其喜欢不断地重复成功的模式，因为他们通常不善于创新，也不是拥有独创思维的人，他们最擅长的是把已知方法用于新的环境；
为了竞底成功，他们会花很大的力气，将自己提出的理念、思想进行出色的包装。因为创新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深入的观察、细致的思考和极有耐心的判断、选择，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耐心。如果能从过去的成功中提炼出现成的解决方法，那是最令他们欣喜若狂的事，他们会将这种解决方法，迅速运用在新的领域、新的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