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竞底:中国企业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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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竞底概论(8)

有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的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人家的东西是越来越贵,我们的东西却越来越便宜!

仅这二个差额,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在深圳宝安,李志强隔壁的工厂生产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等等,其平均批发价格从1993年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

竞底的丰收悖论显示:干得越多,反而越不赚钱。

但不干行吗?不干,当然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说中国根本不是制造大国,因为中国生产一个芭比娃娃,仅得到1美元,除去材料只剩下几美分。而美国人靠着设计、流通、销售,将那个1美元的娃娃卖到了10美元,因此美国才是制造大国。如果“制造”是指增加价值,那中国确实不是制造大国,而只是生产大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竞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同质化。

因为竞底扼杀了创造性,因此中国的企业盛行抄袭,抄袭的结果自然是同质化,而同质化的产品主要靠杀价来获得订单,因此自然做得越多,赚得越少。

C、国际贸易中的自然资源禀赋理论。

经过数千年漫长的竞底式熏陶和培养,比起其他国家的国民,中国人有以下适于竞底战略的“优异秉性”:

1、等级观念强,下级对上级服从恭敬(至少在表面上),缺少平等意识;

2、特别能吃苦耐劳,因此可以承受西方人难以忍受的底线状态;

3、有足够的智力,否则中国乳品业想不出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之类的竞底怪招。

这三种秉性,是成为一个优秀的被竞底者所必需的特性。正是由于这种禀赋资源,中国才能用低于其他国家的价格比较优势,成功夺得世界加工中心的地位。因为这种加工中心正需要:足够低的成本、足够强的执行能力、足够快的学习能力、足够弱的原创意识。

一个竞底的大国,守纪律、低成本、讲服从,确实适合做生产。但中国式的竞底,员工总是想偷工,老板总是想减料,所以做生产也不能做到最好,只能做低价低质的产品。

D、信息不对称: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中国人说的“从天津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

由于企业的老板(竞底者)比员工(被竞底者)掌握的信息要多得多,因此他们很容易利用信息优势对员工竞底。

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为何皇帝一定要执行“愚民政策”?甚至为什么官方语言要用文言文,而不是普罗大众都能明白的白话文,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公民竞底。

E、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指的是:人们把成色好的货币收藏起来,因此市场上只剩下成色差的货币在交易、流通。

在竞底战略中,“劣币”是指生存条件恶劣的人群,而“良币”则指生存条件较好的人群。

由于竞底的人们更能够忍受恶劣的生存竞争,他们将从生存条件良好的人手里夺过工作机会,将他们逐出劳动力市场。

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本质原因就是中国人以更低的生存条件,向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较高生存条件的国家竞底,从而使低附加值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实现了“劣币驱逐良币”。

而到了2008年,阿迪达斯将制鞋厂从中国迁往越南,就因为中国工人的日薪为5美元,而越南则为3.5美元。

因此可以看到,竞底战略只能使人永远生活在温饱线附近,而不能过上丰裕的生活,因为不断会有“劣币”将这种生活夺去。

F、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看得见的实际支出,而隐性成本则隐蔽性较大,不易量化和察觉。

如一个工人在机械厂操作没有防护设施的冲床,他所承担的风险,就远高于操作有防护的设备,这种风险就是隐性成本之一。

竞底者为了节省成本,常常故意漠视工人所支付的这类隐性成本,从而节省企业的整体成本,使自己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但这样一来,操作工显然就遭到竞底,因为他的劳动条件更加接近底线。

珠三角的机械厂常常发生手指截断事故,以致做手指缝合手术的诊所,生意畸形般地兴隆,就是这种竞底的直接后果。当然,比起山西黑煤窑来,珠三角的这些工厂可算是非常“人道”的了。

G、和隐性成本近似的一个观念:外部性

经济活动的影响,常常可能超出对买卖双方的福利影响,而扩大到旁观者身上,这就被称为外部性。如造纸厂直接将废水排入河道,污染了水源,对下游的民众就造成了影响;建筑工地制造的噪声,干扰了邻近居民的生活等等。

中国人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常常变着法儿把该自己承担的成本,推到企业外部的社会上,从而形成负外部性。当自然环境的污染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时,企业就转而污染不那么被人们敏感的人文环境。如史玉柱的“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伊利在毒奶粉事件后,连篇累牍地在电视上播放“放心”广告,都是对人们心理和情绪的恶劣污染。这和废水污染水源一样,都是对人有害的负外部性,只是由于立法滞后,因此他们对民众的竞底,除了遭到民众的反感,并未付出经济上的成本。

H、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在国外,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后,由于产业的简单和中国人的聪明肯干,像志强厂这样的企业很快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不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坏,就无法使某些人的情况变好。

因此,老板李志强为了使自己的境况变好,当然要有选择地将一些人的“境况变坏”,他不敢对强势群体下手,自然要对弱势群体动脑筋,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得不给工厂的打工妹们以更大的压力,尽可能地压缩她们的报酬,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不得不对她们竞底。

J、个人利己,兼可富国:

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但却不适用于中国。

因为在中国,竞底者(老板和官僚)在大量聚敛钱财后,往往会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国外(非竞底环境),那样富的是别国,并不能起到“富中国”的最终效果。

所以,如果中国一直竞底下去,富强永远难以实现。

K、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制度经济学认为:有利于市场交易的优质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资源;来自于市场交易的劣质制度,是一种负面的制度成本。经济学家公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制度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甚远。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需要良好的制度。

在缺乏良好制度的前提下,中国人必然承受巨大的制度成本,因此大部分利润被制度消耗掉,当然只有生存在底线状态,也就只能不断地竞底。

K、基于博弈论的解释

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两人合伙作案,结果都被警察抓起来,被隔离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警察会因证据不足而各判一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者将作为证人不会被起诉,而另一人将重判十五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因罪名成立各判十年。

面对这样的抉择,甲乙各自的最佳选择就是坦白,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但对两人整体来说,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

甲乙二个罪犯的典型囚徒困境

甲:坦白 甲:不坦白

乙:坦白 乙判10年,甲也判10年 乙获释放,甲判15年

乙:不坦白 乙判15年,甲获释放 乙判1年,甲也判1年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甲乙的最佳选择是“都不坦白”,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但囚徒困境的奇特之处在于,如果甲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坦白”:

A、如果乙也坦白,甲只要判10年,比不坦白的判15年要优;

B、如果乙不坦白,甲可以马上获释,也比不坦白的判1年要优。

因此甲当然会选择“坦白”,同理乙也会选择“坦白”。

但二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李志强和他的对手张自强就面临着囚徒困境: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高价格、高质量的电话机,那么两人的公司都能发展;而其中一人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而另一人则以低价格、质量很勉强的产品来抢夺订单,那么只有后者能生存,前者将倒闭;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那么他们虽然都能生存,但日子将过得很艰难。

李志强在这个囚徒困境中做出了他认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就是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同时非常艰难地生存着。这种选择使电话机加工业成了利润极低的产业,因此,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的关系接近零和博弈。

李志强与其对手张志强的囚徒困境

李志强:低价格 勉强的质量 李志强:高价格 高质量

张志强:低价格 勉强的质量 李难以发展,张难以发展 张一家独大,李不能生存

张志强:高价格 高质量 张不能生存,李一家独大 李公司发展,张公司发展

显然,李张二人的最佳选择是走“高价格高质量”,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但李志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低价格、勉强的质量”,同理张志强也会选择“低价格、勉强的质量”。

但二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这就是竞底。

案例:蒙牛与伊利的赞助奥运之争

蒙牛和伊利是呼和浩特的二家乳品企业,历来同质化竞争激烈,都喜欢用广告忽悠消费者,也同样是2008毒奶粉事件中的罪魁祸首。

2008中国举办奥运会,这自然是二家企业进行事件营销的重头戏,因此他们都为成为奥运赞助商进行了强力的争夺,这种争夺渐渐把他们套入了囚徒困境:

蒙牛、伊利申奥的囚徒困境

伊利:高额赞助 伊利:不高额赞助

蒙牛:高额赞助 蒙牛血本无归,伊利血本无归 蒙牛进行独家赞助,伊利出局

蒙牛:不高额赞助 伊利进行独家赞助,蒙牛出局 蒙牛进行赞助,伊利进行赞助

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最明智的是奶农们,他们知道这二家“神仙”彼此斗法,在竞争成为奥运赞助商过程中花费太多,将来必定变相增加农民负担和波及奶农生计,他们将这种担心反映给呼市政府。同时由于乳品行业原材料涨价、产品降价的实际情况,呼和浩特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建议蒙牛和伊利一起退出北京奥运赞助商的申请活动。

这是打破囚徒困境的一个较好选择。

随即政府领导与蒙牛总裁及伊利总裁分别作了沟通,两家共同确认《关于退出北京奥运合作伙伴申请活动的函》。在双方执行者都在场的情况下,蒙牛与伊利的退出申请函,以传真方式发送到奥组委。

但伊利击穿了市政府设置的这条底线,它随后又发出再申请赞助商的函,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奥运赞助商。

当年,伊利总裁入选CCTV2005年度经济人物,并接连荣获各种荣誉。

所谓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也许是竞底环境下的一种常态,因为竞底真正信奉的是“成者王候败者寇”,蒙牛这次“高尚”了一把,就死得无声无息;而伊利“卑鄙”了一把,则“赢得”极为光彩。

案例:美国的犹太人店铺和中国餐馆,在遇到劫匪时的不同策略和后果

囚徒困境在竞底人群中极为普遍,即使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常常可以见到。

阿仪一次到美国旅游,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不巧碰倒劫匪持刀抢劫老板。老板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美元全给了他,劫匪走后,阿仪力促老板报警。老板说:“报警也没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

阿仪在国内听说美国警察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到现场,她马上拨911报警。警察果然半小时后才来,但只是做了个笔录,就不吭不哈地走了。阿仪在背后大骂美国警察混蛋,但老板却帮着警察说话:

“唉,美国警察既称职,又不受贿,我们中餐馆受抢劫时,他们也是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赶来,当场把劫匪抓住,可我们害怕报复,都不愿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强盗当场放过,后来他们就对中餐馆的报警不热心了。”

而在旁边犹太人开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在遭劫后,不但立即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所以劫匪也就不抢犹太人。

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店,而中国餐馆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而且过了几天照样又来抢。

阿仪在美国中餐馆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国内也很普遍: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少女,尽管有大量旁证及林本人的言行表明“猥亵成立”,但司法部门最终竞底式地判决林无罪,这无疑将助长今后类似事件更多发生。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让我们走进囚徒困境的局面呢?

囚徒困境的一个最关键点,是警察可以根据甲乙的情况,调整对坦白或不坦白二各情况的判罪年限,正因为警察掌握了这一主动权,他才可以对甲乙二名囚犯竞底。

而在李志强和张志强的囚徒困境中,扮演“警察”角色是,是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产品的国外供应商。如在中国的PC产业中,联想、TCL、方正、海尔等等,就是“囚徒”,而英特尔、AMD就是“警察”,这些“警察”制定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让“囚徒”们身处困境,不断地彼此竞底,以便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在美国总部不断进行竞优式的研发,开发出升级换代的产品,再来让“囚徒”们竞底。

这,就是当今产业全球化的实质。

博弈论中还有一种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主要也是进行零和博弈。他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打工妹工资的压低和克扣,他多挣1万块,可能打工妹们就得少拿9千块。因此李志强不得不靠 竞打工妹们的底,才能多挣钱。

如何才能达到双赢的多和博弈呢?比如李志强给打工妹加1元工资,而自己能获得1.5甚至1.2元的收益,那就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

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1.2元或1.5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

因此,在竞底企业,多和博弈,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

案例:经济学人对竞底、竞优的相关论述

对任正非、李志强们遇到的竞底困境,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

1、这是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这些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

2、国内的经济学者无不饱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毒害,同时秉承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性,因此他们热衷于传授西方经济学家为西方社会研发的最新理论,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所存在的实际困难涉足较少。

且看看二个有份量的中国经济学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