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营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是报销局的主要任务，因为需要天衣无缝，不为户部议驳，所以工作相当复杂。湘军攻占天京时，还有几年的开支尚未报批，清政府下令一次报清，不再造册细核，这就使曾国藩如释重负，大为感激。此后报销局又存在了一个时期，专管同治三年六月后的报销事宜，直至军务结束，才和各地粮台一起陆续裁撤。王延长、李兴锐、孙衣言等都是报销局的主要经办人员。
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驻美中国留学生局是曾国藩兴办的主要军工科技机构。而制造新式枪炮火药及大小轮船以应军需是其中两所一总局的主要任务。轮船分兵轮和商轮两种，兵轮用于作战，商轮用于军中运输。另外江南制造总局还担负新轮操练及驾驶、管理人员的培训任务。翻译馆属于江南制造局的一部分，兼有外语教学、翻译和出版三项任务。驻美中国留学局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招生和在美学习等事务。首批留美学生分军政、船政及科学技术三项专业，都是与军事有关的。著名人物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吴家廉、龚芸棠、吴大廷、丁日昌、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容闳等都是在上述这些机构中担任科技、管理、制造、训练、教育、翻译、出版等工作的主要中国人员。另外，还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国人员。
粮饷筹办机构的筹款系统，主要有各地劝捐局、厘金局、盐务局及其众多的下属分支机构。它分布最广，人员最多，任务是最为繁重的，情况也是最为复杂的，它是幕府中最为庞大的部分，其办事人员约占幕僚总数的2／3左右。
劝捐局包括衡阳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汉口劝捐局以及其设于各府、州、县的分局，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是其主要分布地区，劝谕富绅出钱助饷，按各例捐官章程折成实收，依资填发执照。黄赞汤、郭嵩焘、胡大任等是主要办捐人员。
厘金局包括湖南东征局、汉口厘金局、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泰州厘金局、广东厘金总局及其下属分局、厘卡，广布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六省，其主要任务是向行商、坐贾征收税款，按期解送粮台以充军饷，各局皆有定额，不得贻误。对各厘金委员亦照收款多少计功过而定奖惩。湖南东征局除屡解巨款以救困厄外，还为曾国藩造船制炮、制造火药、购粮募勇等，只要曾国藩急需，接奉片纸即连夜赶办，火速解送，实际上成为他在湖南的留守政府。厘金征收办法一般是按照货价值百抽一，而江西和湖南则有所不同。江西自同治元年开始两起两验，加倍征收，实际税率已大大超过百分之一。湖南东征局系在湖南征收的厘金之外再加抽五成。厘金各局于咸丰十年五月起陆续设立，同治四年前后陆续移交各省办理，其间解款成数也屡有变更。设立之初所收款项全解曾国藩粮台，本省不得扣留。同治二年起本省开始提留，三成、五成、七成先后不等，直至全部停解，交由本省征收。黄冕、郭昆焘、恽世临、胡大任、李桓、李瀚章、范泰亨、孙长绂、刘于浔、王德固、万启琛、李宗羲、莫祥芝、金安清、蔡应嵩、丁日昌等人都是其经办厘金的主要人员。
盐务局包括樟树镇饷盐总局、泰州招商总局、大通招商局、瓜洲总栈、江西督销局、湖北督销局、湖南督销局、淮北督销局、武穴督销分局、新堤督销分局以及其下属分支机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五省是其主要的分布地区，组织食盐运销，从中征收盐税，借以筹集军饷。然而不同种类的盐务局其任务又有所侧重。泰州招商总局负责整个淮盐的招商承运工作，瓜洲总栈负责长江过往盐船纳税单据的掣验事务，大通招商局兼理招商、承运和过往盐船的厘金征收两项任务。其他各督销局则负责所在省、区的岸销事务：一是平抑盐价，防止暴涨暴跌，一是监督盐船、贩夫，禁止跌价抢售或者越序争购。此外，为了使淮盐畅销，增加税收，曾国藩还派人在各通商要道、水陆码头设立盐卡，加抽盐税，以减少邻省私盐入境。其中吴城、湖口、万安、新城等卡都是较为著名的盐卡。黄赞汤、万青黎、史致谔、万启琛、裕麟、黄延赞、沈葆桢、张富年、刘履祥、郭嵩焘、周腾虎、程桓生、杜文澜等都是办理盐务的主要人员。
幕僚
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开始大批奏保幕僚。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的一段时间是咸丰四至七年期间，在这期间他很少奏保幕僚。在籍丁艰时期，他曾为此感到十分苦恼，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咸丰八年再次出领军后，与前一次相比，这一次奏保幕僚比较多，但是又常遭议驳，想要获得批准也非常困难。咸丰九年曾国藩奏保他的老友吴嘉宾升任候补同知，但立即被吏部驳回。同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也没有获批准。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后，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于一折之中，同时举荐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涂宗瀛等九员皆学行修饬，可备任使。其他三三两两的陆续奏保者更是难以尽举。这个时期，出于各种原因，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其中沈葆桢、李鸿章由道员直升，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是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讦。在这之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剿捻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他的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就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就更加难以详尽了。可以说，曾国藩的幕僚中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甚至连方宗诚那样不习政务的迂腐书生也谋得直隶枣强县实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
在曾国藩的幕僚中，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是得保既多又优者的主要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办理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比如，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曾国藩就在奏保前线将领时声称，对几年以来随其办理文案、善后、粮台诸务之印委各员，“均当确切查明，续行分案择优请奖”。对于筹饷人员则无须借此挂带，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迳直保荐。以此为由加以奏保的，如在江西办理厘金的李桓、李瀚章、孙长绂，办理饷盐的万启琛以及湖南东征局的恽世临、黄冕等人。
然而在曾国藩的幕僚中，从政人员的人数却是最多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据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可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1人，军机大臣1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1人。他们就像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使得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8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是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1／3。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8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然有5名，占总数的将近2／3。这种现象在历朝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尽管他的幕府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义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其数目众多的幕僚继续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
后世评价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历史人物，曾国藩无疑是最有深远影响的一个人，然而他也是最具有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还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就有人责其杀人过多，还送其一个绰号“曾剃头”。天津教案以后，又有很多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至于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以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的责骂更甚，斥责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偶像。
然而梁启超一生对曾国藩却推崇备至，他曾说“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启超还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这样称赞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也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就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曾国藩做出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并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晚年的毛主席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说到蒋介石对曾国藩的顶礼膜拜，他认为曾国藩的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还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作为终生拜读不辍的重要书籍。据说蒋介石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其实都是模仿曾国藩而来。
蔡锷将军对于曾国藩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尤其推崇。他曾经做出过这样一个评价：“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是这样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彰显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够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运动，也由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
对于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开拓者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是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建造了第一艘轮船，开启了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中国还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还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他曾经负责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这其中的佼佼者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曾说：“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经常这样教导自己的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在练兵中，他贯彻儒家精神，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以这为蓝本的。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也收到不错的效益。他了解洪秀全崇拜天主教，这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于是写下了《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领黑脚杆的农夫，投身到湘军的旗帜之下，与太平军展开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学问素养是十分高深的，毛泽东也曾说他是一个“办事兼传教之人”。《清史稿——曾国藩传》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他的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被冠以“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
四、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奇才
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可以说是曾国藩一生所致力的事情，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了留住人才，他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这其中不仅包括著名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和李瀚章，还有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
五、为官的最佳楷模
很多人都这样说：“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当然是由一定原因的。首先，他做官时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政府是独一无二的；其次，曾国藩做官做得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再次，曾国藩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在中国官场上，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六、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格精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