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下为官者夥矣，能做到问心无愧者不易。天下为文者亦夥矣，能写出至情至性亦不易。
吾老友永全君，出身寒微而心雄万夫。为官20多年间，风雨兼程，走过11个县市，有过9个职衔，心血尽洒任内，官声播于民间，更不为官场遮望眼，仗书生意气，效春秋笔法，不断写出一篇篇率性文章，透着一份激越，一份清醒，一份“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的历史沧桑。
于是有知者称道他：“官是好官，文是美文！”
这对于吾友永全来说，可真是为官为文两不易啊！
而今，眼见他为官为文的结晶物《我的高考》一书问世，我自然要情不自禁地感喟一番。或许记一些与这本书相关的往事和随想，对读者理解永全“为官为文两不易”有点裨益？果能如此，不胜欣然也。
（2）
据我所知，永全从小有个作家梦。在少年永全眼里，作家那是最伟大的人物，比什么县长、省长都厉害。尤其在他因穷辍学、拉板车谋生以后，感到只有自己变成了作家，方能挣脱苦海，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体面人。于是，他决定要写小说，并且一定要在《火花》上发表。《火花》，是他那时知道的最高级的文学刊物。劳作之余，便拼命地读小说，写小说。他写成的第一篇小说叫《心事》，是个短篇，有几千字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为了将它修改加工得更满意，他大着胆子去求教刘馆长。刘馆长名叫刘仁乐，时任县文化馆馆长之职，乃是整个霍州地区公认的资深学者、文坛泰斗。不过，几经修改的《心事》运气并不好，投将出去即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后来又连续写了几篇，结局都一样。这实在让作家梦中的少年郎沮丧又迷茫。
接下来，便有了书中写到的“澡堂巧遇”。高三学生谢俊杰先是现身说法：“我上初中就在《火花》上发表了小说，如今还不照样是学生？弄几篇小说只能算个作者，成不了作家。”随即再建议说：“你只有先上大学，将来有个工作才好说其他。你虽然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但按国家规定是可以报考大学的。”谢俊杰一番良言相劝，安永全茅塞顿开，于是便有了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我的高考》！
（3）
安永全高考成功是1964年。8年之后的1972年，《山西日报》推出了一篇近万字的短篇小说《明天》，作者是安永全和我。如今，《明天》已成为历史，但它所能引发的美好回忆，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在全国文化生活十分贫乏麻木的“文革”后期，古老的霍州一隅却有点与众不同，因为有个刘仁乐，因为有个谢俊杰，因为有个安永全，便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的人文小气候，无形中产生了一个以他们为精神领袖的文学圈子，其主要成员还有袁胜利、朱洪龙、王书安、傅枫、耿良贵、张平乐、贺小虎等，最多时曾经多到将近20人。这个文学圈子虽然十分松散，并未形成什么文学沙龙之类，但一个个文人气十足，吟诗着文，高谈阔论，击节放歌，无定时无定点地相聚相会，却也是难得的一道文化景观。
我是1968年末进入霍州矿务局工作的，很快就听说了这个文学圈子并参加了进来，怎么听说的，怎么进来的，事过多年，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如今印象最深的就是安家老宅里那间小北屋，在这里我头一次认识了谢俊杰、安永全等霍州文人，盘桓竟夜，相见恨晚，当下订交为友，从此“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屈指一算，至今已然过去了30多年。前不久，我去霍州老宅看望永全母亲，发现那间小北屋依然健在，几十年风刀霜剑，书生老去，它却老而弥坚，令人倍生“交情老更亲”之慨。提到永全母亲，不能不多说几句。这位养育了6个儿子的母亲，并未因为他们一个个多有出息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依然布衣素食，平淡度日，既不去做大官的儿子们那里享受荣华富贵，也不要儿子们为自己大兴土木打造什么金窝银窝，那一种“富贵非吾事”的心性和境界令人感慨不已。我真得谢谢老伯母这种世外高人般的情怀，不然一座如此破旧的小北屋何以能保全至今？
那时候，永全已分配在《霍矿工人报》工作了。我则在下属的辛置矿做事。有了《明天》的构想，自然就去与永全切磋；写出了初稿，自然也交他修改、定稿；然后打印、投稿……最终奇迹般地在省报刊登问世，成了他的处女作，也成了我的处女作。更有意义的是，《明天》的成功是一个好兆头，我们的友谊从而有了一个永远美好的明天。
（4）
也许有人奇怪，永全离开煤矿之后，先后在新闻界做编辑当记者达12年之久，其间居然再没有写过一篇文学作品，这对于一个从小酷爱文学和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不是有点难以理解吗？都是动笔杆子的行当，再说由记者而成为作家者大有人在。也许有人会想，永全要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写散文，奉献给我们的成果不是就要大得多吗？或许如今已然成为一个着作等身的大作家了。
人们还是不大了解安永全。
不错，永全从小酷爱文学和文学创作，并且很有天分，还曾经痴痴地做过作家梦。但了解他的朋友知道，成人后的安永全更具有强烈的入世思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在“立功、立德、立言”的所谓“三不朽”中，他绝对是按顺序将“立功”视为首选的，满肚子“修齐治平”，总想为社会为老百姓干出一番事业。在这种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支配下，永全最关注的还不是文坛景观，而是政治风云，他并没有为成为一个作家而精心打磨自己，倒是全身心地为进入政界做准备，等待着冥冥中的那个时机。
再说了，上世纪70年代又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现实呢，“文革”进入后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已演变到难以调和的程度，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政坛风云变换，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在迷茫中满怀期待，历史在孕育着朦胧的希望……面对如此现实，一腔济世情结和忧患意识的安永全能无动于衷吗？他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一些或者粉饰太平、或者不关痛痒、或者风花雪月的文学作品吗？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意图，每日那些不能不写的职业新闻稿早就叫他心烦意乱了。在那时的朋友接触中，已很难听到安永全发表什么文学见解，常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性和多信息性，开口必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种种话题，说到激动处，就起身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旁若无人。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发出了自己的最后宣言：“社会上最缺乏、最需要和最有力的东西，绝非各种各样的平庸无力的文章！”并决心从此弃文从政，为实现自己平生的政治抱负正式踏入政坛。
安永全者，原本就不是为当一个作家而生的。
（5）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是，官场生涯倒使安永全最终圆了自己的作家梦。
他的一位朋友兼研究者张奇志先生写道：“安永全在勤勉于政事之余，亦勤勉于笔耕。”“他的文章有的公开发表过，有的没有公开发表过，在他工作过和工作的地方就有不少人在谈论和收集他的文章。”“后来，他将先前散见于各种报刊的篇章以《悠悠长街》为题汇集成册。”这位研究者指出：“他的文章大部分是做县委书记时写就的，以散文的轻灵随意和诗章的慷慨激越记录下自己的真情实感，文笔犀利，文风独特，熟悉的人不用看署名就知是他写的。”
我在这里作三个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