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甜苦辣话杂文
十多年来，我用真名和四个笔名，发表了一百多篇自认为可以称为“杂文”的“楷体豆腐块”，鲁迅称之为“花边文学”。没有想到在征文中有四篇获一等奖，二、三等奖的还有十来篇。回想写杂文的滋味，仿佛打碎了一个五味瓶，奇异之味扑鼻而来；也想分辨一下那在心头的“别有一般滋味”，自料未必能说出个甲乙丙丁，却也姑妄言之。岂敢言“讲课”，不过诌上一番酸甜苦辣，并且试辨其中味，与同仁切磋，如此而已！
甜味不过短暂的瞬间：文章见报或获奖后，有如夜晚天边的闪光，一刹那的闪光也微弱得难以觉察。自谓看见铅字的“名字”，不过是一种符号，世上的各种符号多得难以述说，你那符号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寄蜉蝣于天地”，在广袤无垠的空间中“渺沧海之一粟”，小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无非虚幻！沾沾自喜不过是庸人自欺罢了！
然而，写杂文的酸甜苦辣倒是韵味悠长，它仿佛是个赶不走的幽灵，始终在身边徘徊。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苦思冥想；一稿二稿三稿的推敲，惶惶不可终日，发表后对不足或纰漏的自责；退稿后的再思考，文思衰竭的苦恼；因骄傲而引发的失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自谓这是摇笔杆人的自作自受、作茧自缚，却又心甘情愿地把这副枷锁给自己戴上。几度搜肠刮肚，寻找原因，自认有两条：不是为“名”。“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才打一枪换个笔名。更不为利，稿费这蝇头小利去邮局取款都觉得害羞，只求在奋斗过程中找到一种精神力量：我奋斗，故知我在；我奋斗，才感到我还有价值。空有臭皮囊，对自己存在的感觉也消失了，更何言人生价值！于是我认定：目标实现的愉悦感是短暂的，奋斗历程的酸甜苦辣才是永恒的；我追求的是永恒！
我发现：在这种酸甜苦辣中，自己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有一天，和几位同志谈起英雄模范人物时，我却想到不少平平凡凡的、不求名利的人，评优秀党员他们让，有困难他们上，银屏和他们无缘，记者笔下他们无分。不是英雄的英雄，不是模范的模范，他们是社会进步的脊梁，英雄、模范不过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这些平凡人的身上，我也看到自己的价值。于是心潮澎湃地写了《傻子礼赞》，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之时；发表后，“对舆论引导起了良好作用”。这种心理上的平衡是一种实现自我社会责任感的慰藉。我还明白：品尝这种五味瓶的奋斗有一种长期养成的潜意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这种精神，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杂文的热情与锋利、快速与敏捷，都出自作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没有它，杂文也就消失了。
但愿我们在研究杂文写作时，不要忘记杂文创作的原始动力和创作冲动的喷涌源泉。
枝繁叶茂源远流长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最早见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他把那些介于汉赋、诗和论说之间的“别裁”，编于“杂文第十四”；宋玉的《对问》，“始邪末正”，“放怀廓廖，以申其志”；枚乘的《七发》，“始邪末正，所戒膏粱子弟也”；东方朔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之后，“枝附影从，十有余家”。刘勰评论杂文的标准是“理新文敏”，“理粹”和“文丽”相结合，对违反这个标准的，刘勰都以激烈的态度加以抨击。
唐宋之间，文人、诗人、词人都写杂文，可谓登峰造极。“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大多属于杂文一类，韩愈的《马说》脍炙人口，至今广为引用。杂文品类繁多，枝繁叶茂，除当今称为杂文体之外的文章，还有小品文、诗体杂文，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是四言诗体的杂文，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是散文、赋体的哲理杂文，其特点都在各种评论和文学之间寻求结合，形成自己独有的杂文风格。至明清，《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以及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些大家都是写杂文的高手。
国外也有类似的文体，如英国的培根，他的散文哲理性很强；但是，和我国的杂文源流相比，无异小巫见大巫。也许，这是一种民族性和民族气质的显现：自古以来，我华夏民族的文章都以短、精为极致，庞大精深的哲学着作《道德经》，不过五千余言，庄子那汪洋恣肆的哲学理论，大都用文学性极强的形象来阐述。因此，可以这样说：杂文是我国文学中枝繁叶茂、源远流长的一朵奇葩，是优秀的文学传统。
杂文的形式和风格，随时代的精神而变化，因为杂文是时代精神最敏感的神经。鲁迅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在那腥风血雨的时代，他把杂文当做“投枪”“匕首”，在战斗中短兵相接的锐利武器，运用他渊博的知识在杂文中纵横捭阖，以大跨度而显得冷峻的杂文语言，把对手从理论和形象的结合上批判和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杂文风格既是传统的继承又是时代的创新，他铁骨铮铮，用杂文这把解剖刀，把时代病症暴露在革命的手术台上；甚至他的小说《阿Q正传》也具有很强的压缩和冷峻的杂文风格。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的杂文仍然是多样化的，有强心针，也有兴奋剂，他为现代杂文开辟了一条以冷峻为主体，却又多样化的道路。用一个人囊括整个时代，显然是不公正的，即使是鲁迅的对手如林语堂、徐志摩等，同样有格调很高的杂文，只不过和鲁迅的怒目金刚式的风格不同罢了，都值得我们借鉴。只有这样，才能高屋建瓴，看到杂文发展的时代全貌。
新中国建立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杂文始终在艰难曲折的狭路中穿行，时有时无，若隐若现。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气候逐步“阴转晴”，杂文呈兴旺繁荣之势，品类繁多，杂文作者从多侧面干预多彩丰富的时代生活；报刊大都以杂文、准杂文作为版面的重要内容；各地报刊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杂文征文竞赛”，出现了不少好文章。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大断层，它的恢复，并不像经济恢复那样容易，在兴旺的后面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潜台词：缺乏后劲和后续力量，缺少生动活泼的文学形式，缺少杂文应有的思想深度，它和整个文化在商品经济中的“文化低谷”同在一个车辙中流连徘徊。要发扬我国杂文的优秀传统，使之和时代精神同呼吸，作为时代敏锐的神经，“同志仍需努力！”
月映千江
杂文是一种以政治、思想和生活评论为主体，又具有不同程度文学性的边缘性文学样式，是两种文体的杂交品种。由于它文学化的程度不同，使杂文出现多样化、多极化的各种分野。有人把评论性很强，文学性相对很弱的称为“准杂文”，把那些文学性很强的称为“小品文”，刘禹锡的《陋室铭》，这样的小品也列入杂文就是一例。因此，对杂文很难有独立的系统的理论认识；它的文学性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难以说清的，但人们始终可以感觉到，并且以这种审美的感觉来评判杂文的品位，使杂文的审美特征具有不可置换的审美价值，以短小精干、发人深思而不断发展起来，成为报刊显示自己鲜明立场和观点的重要窗口。
不妨从杂文的审美特征说起，姑妄言之，也只好请姑妄听之。
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尽管杂文只是千字文的“豆腐块”，但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它却是一块“压缩饼干”。它必须以其思想的深度发掘和广度包容量的新颖而使人惊诧。任何一种有形无形的事物的存在，总是一种立体结构，人们可以从任何角度和剖面去发掘和认识它，变换角度和剖面，对同一种事物总会发现一些新的甚至新奇的认识，使陈旧忽然化作神奇，使认识忽然升华。我们常说，写杂文的口子不能开得太大，但从这个小口子中，又能看到思维的广度：从一滴水中看世界。这种常论常新的真理新颖之美，是杂文的灵魂，是杂文一切审美特征的关键所在，使杂文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缺乏这种新颖思维，杂文的文字再好，也会使人感到“油腔滑调”，或者变成淡而无味的“老生常谈”；缺乏思维广度的，却又使杂文变得“偏激片面”。
准确、丰满的思维形象。杂文的“形象”和艺术中塑造形象并不完全等同，相对于杂文的评论性而论，可以称之为“具象”；具象的确切与丰满，可以把抽象的思想内涵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成为杂文的思想形象。韩愈的《马说》以千里马和伯乐这两个形象，把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简明、通俗却又非常深刻地展现出来。这种思想性和文学形象性的有机融合是杂文美学特征的根本所在，它绝不是理论加“例如”所可同日而语的。这种具象的范围十分广“杂”，它可以是形象，也可以是数学和物理；其特征在于能够找到具象和抽象之间的本质共同点，使它们融合成一个有思想深度和广度的“意象”之美。
精致的思辨风格。杂文必须有美的意象，准确些说，必须有精致的思辨。“思辨”和“思维”不同之处在于：思辨是主观的，它显示思维主体的特征和风格。我国禅宗对“空中妙有”这一重大哲学命题，有很多用哲理和形象融合而成的精致思辨，如“月映千江”、“长空不碍白云飞”，都展示了思维主体的风格。“月映千江”是“空的清幽与朦胧”，“长空不碍白云飞”的思辨，展示了一种雄浑与壮丽。杂文也是这样，这种精致思辨展示在全文之中，它显现了杂文作者人格特征中的审美情趣，形成了杂文的又一个审美特征。
思辨逻辑的说服力和扣杀力。它们的力度是由上述三个审美特征决定的。但是杂文的切入角度和结构的奇妙，却常常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说服力，对时弊的批判会出现一种无可辩驳的扣杀力，使文章忽然变得精练和明确。韩愈到底是作文的高手，《马说》中的切入角度切开就见心：“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有的杂文又是“回廊照月”，诱惑人们去读完它而后才见心。不同的切入角度产生不同的结构；无论结构多么不同，目的是要杂文的思辨逻辑产生强大的说服力和扣杀力，使人拍案而起。
感情的热力。要用一颗火热的心写杂文，使杂文渗透着情感的热力；它是杂文审美特征的另一个侧面，以理服人加上以情感人。这种热力常常隐藏在字里行间，虽然作者未作说明，却使人明显地体察出来。娓娓道来的亲切，把热力压缩于冷漠中的鄙视，含蓄讽刺中的“含泪的微笑”……口号、谩骂、空洞说教绝不是杂文的特征。
杂文语言的色彩和色彩度。杂文家们都各有自己杂文语言的色彩和色彩力度：鲁迅的很多杂文语言跨度大，有如巴尔扎克那样，产生一种冷峻的青灰色，跨度的不同，决定了这种色彩的力度。我国古代枚乘、扬雄则利用排比、对仗而形成富丽辉煌的金黄色。东方朔的小品杂文语言是一种灰色的戏谑与幽默。语言，是一个没有定形的精灵，任随人们的气质和人品去塑造它，并且染上自己的色彩，使它们成为自己的复制品。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以上六种审美取向融合得愈多，杂文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就越高。当然，不同的杂文，要求在其一方面有较高的取向，也是情理使然。
花有百样红
“两为”，“双百”，同样是杂文的任务和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杂文开辟了广阔的写作天地和发展前景，同时又使杂文具有很强的党性和人民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了杂文样式的多样化。“花有百样红”，使杂文在评论和文学的边缘结合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更受群众的欢迎，更好地实现“两为”的任务。“两为”是杂文的出发点和归宿，“双百”则是“两为”的实践和途径。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渗透，不可或缺。
人们把杂文的任务具体化为“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时弊是要针砭的，但未必能包容杂文的全部任务；倒是“激浊扬清”能说明杂文任务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对立面，就像希腊那位一面恶一面善的两面神那样，既“激浊”且“扬清”才成其为保护神。激浊的目的是为了“扬清”，“扬清”也一定会“激浊”。写得好的“歌德派”杂文，也应该是杂文精品，这是“清”和“浊”的辩证法。这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暴露和歌颂的统一”的含义。
鲁迅说过，杂文“是匕首是投枪”，对于当今仍然存在的丑恶现象而言，杂文应当还是这样。然而，时代生活展现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多样化，杂文应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展示杂文的时代风采，它还应当是：兴奋剂、强心针、糖衣药片、针灸……甚至是不流血的伽马刀。我们总不能用匕首和投枪去对待性质各有不同、复杂而丰富的问题，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化，尚需求助于观音和太上老君，更何况乎五彩缤纷的现实。因此，杂文作者应该以“两为”为出发点，开阔视野，在他们社会生活的摄影机上，要有一个广角镜和一个放大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掘主题，以杂文的多样化、短小精干、反映灵活，参与和干预生活，想别人之所想，写他人之未写，一堆堆题目就会向你蜂拥而来，因它们的贴近生活而备受青睐，杂文文体就越显多样化。还是那句老而又新的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今，需要在杂文写作上“跳出三界外，不入五行中”，这“三界”与“五行”正是某些思想和样式的僵化；因此，解放思想，未必只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许，这正是我用几个笔名写杂文，并且发表得多的一点体会。
在向“两为”、“双百”努力时，我也有一些难忘的教训。首先是深度和通俗的统一，这就是说要深入浅出；我的退稿常常不能浅出；认真自我反省，还是因为对主题的理解不透，没有把它和多方面的实践和确切的形象联系起来，还是《红楼梦》说林黛玉的那句话：“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江郎才尽”，各方面的功底不足；这样，一浅就浅得没有深度，一深就钻进了牛角尖。其次，我们常常喜欢追逐热点，然而当热点见诸报端时，却早已被别人炒过，炒热。追热点，不过是追逐别人后面扬起的灰尘罢了——除非能对热点找到新角度，写出新意来。预见热点或对热点写出新意并不容易，需要有政治思想的敏锐感和洞察力。再次，我有时失败在对“度”的掌握上。事物的区别和存在，“度”和“分寸”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超过了度，就流于偏激而适得其反；只有把主题摆在适当的思想位置上，才会有相应的形象走了进来，一旦对度的把握不准，这支笔似乎重如千斤，甚至搁下笔来；毕竟，杂文作者要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两为”、“双百”说起来简单，实践起来，有很多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文如其人
公式：人品 识品 才气=文品
法国着名艺术评论家蒲封说过：“风格即其人（Sfyle is the
man）。”中国也有句古话：“文如其人。”常说的“风骨”二字，人们常常只把它理解为文章的独特样式，是外在的，然而，这外在的“风格”，却总是有文章作者内在的“风骨”做底蕴：“风格”是作者人品、识品和才气的综合反映，它决定了文章的品位。
人品，是杂文的头脑和灵魂。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穿透力，正是因为他的铮铮铁骨；着名作家歌德的作品是伟大的，但当他进入封建宫廷，对贵族卑躬屈膝，纵然他知识丰富、才华横溢，他的创作涌泉也就忽然干涸了。杂文要有哲情，情趣越是高尚，就越能吸引人；杂文要有意趣，意境越高，就越能引人入胜；杂文要有哲理，其哲理越是和实践结合得天衣无缝，就越能发人深思。这情趣、意趣、哲理，又是人格力量的重要组成，它们和作者的感情品位、道德思想境界密不可分，杂文，其实就是作者自己。在一两篇文章中，也有可能隐藏住作者的人格品位，从长远而言，总会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头脑敏锐的读者，总会读其文而知其人。因此，一个杂文作者，要写出好的杂文，首先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文章才有头脑，有灵魂，它是杂文写作的根本。
识品，就是知识的品位，是杂文写作的躯干。知识丰富的作者，可以在人们觉察不到的山石面前，叫声“芝麻，开门”，进入那闪闪发光的知识宝库，用他那诚实的人格力量，把那尘封的“神灯”叫醒，随意拾取他所需要的知识财富，建造起辉煌的杂文大厦。这知识中有一项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正确理解和掌握运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结”与“扣”，培养我们观察生活的洞察力和敏锐性。读些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寻到杂文形象，这些历史形象中蕴藏着各种各样的智慧闪光。很多文学艺术中的艺术形象，可以增强杂文形象的思辨形象。知识最丰富的是“实践”，这本无字天书，我们永远也读不完；只要在它面前虚心、认真体察，就能找到杂文写作永不枯竭的源泉。知识品位越高，写起杂文来，就越能纵横捭阖，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如行云流水，月映千江。杂文家在知识上应该是个“杂家”。杂与博，理应是杂文写作的专与长；有这一“杂”字，杂文躯体内的各种器官就能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使躯体变得身强力壮，而不是那种营养不良的“瘪三”。教育界还有一句话：“给人家一升，自己得有一斗”，正是这个意思。
才气，是杂文写作的两翼。这两翼中，先天禀赋是其一，后天锻炼是其二；后者似乎更重要；没有后天的开悟功夫，先天的悟性也发挥不出来。对于杂文写作来说，所谓的“才气”，实际上是把理论和形象经过扩散而融合为一种新质的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广阔的三维空间；它以理性思维为上下轴，以形象思维为左右轴，第三轴是由扩散而使两者融合的发展轴。它的思维发展过程是：思维开始，上下左右轴，闪烁着各种分散的亮点，经由发展轴的扩散融合，一些亮点忽然联成一个闪光的亮片而获得写作的灵感。这种得到“顿悟”的灵感获得能力，有先天的禀赋，又有后天的开悟磨炼；悟性人人都有，不过迟早、高低各不相同，不论怎样，都需要磨炼开悟能力而使两翼展开，翱翔于杂文写作的天空。没有灵感闪光而“硬写”出来的“杂文”是没有吸引力的。
这三个杂文写作因素的完满不过是一种理想，我们只能努力无限地接近它，却不能完全达到它。毕竟，上帝在制造人类时，注定使人类有缺陷而不完美；然而，我们人类总是企图向上帝挑战：我们要接近完美。每向这个境界跨进一步，我们的杂文写作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总而言之，刘勰的《文心雕龙》说得好：“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有也。”“文如其人”，文如其人品，识品，才气。“风格即其人”，即其人之人品、识品和才气。此言信矣！
逮住它记下来嚼个烂
读那些好杂文，常为它们精巧的思辨所吸引而惊叹；有时，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模糊感觉。仔细搜索，原来是自己也曾有过相似的灵感一闪而过，只因没有逮住它、记下来、嚼烂而失之交臂。
灵感是个游移不定的精灵，刘勰称之为“神思”，严羽的《沧浪诗话》称之为“妙悟”，慧能叫它“顿悟”。国学大师王国维用我国古诗词的几句话来说明它的产生过程：“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它是苦思冥想之后的一种突然爆发。然而，灵感的一旦出现，并不是明朗清晰的，它仍然处在“灯火阑珊”的模糊状态之中，它只出现在使人兴奋的一瞬间，出现于半睡的梦中，闲聊……心理处于平衡或完全松弛的状态。一旦冒出来，就要逮住它，记下来，嚼个烂。
然而，并非所有的灵感都可以成文，接之而来的是选择主题。杂文灵感大约有两类：一是思想内容的新视点、新角度，二是形象和思想的某种巧妙结合。对于出现的灵感，应该从三方面进行选题：第一，如果是新的思想角度，就必须看它的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和社会认识价值，有意义的，就抓住不放，深思熟虑地发掘，写成“准杂文”的“言论”，或者另寻形象结合而成杂文。第二，如果是思想和形象结合的灵感，就要注意思想是否正确及其与形象的结合是否准确和紧密。第三，是选择灵感的成文文体，使内容和形式相适应。经过这三种选择能一气呵成的就写完；在文章结构中还有空白和裂缝的，暂且放一放，等待新灵感的出现。
如果出于需要，自己先选定重要的思想主题，或者别人约你写杂文性的评论文章，那么就必须到实践中去体察，读点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寻找自己的新的理解和“感觉”。这种新的理解和感觉也是灵感的另一种形式，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有新的角度，有了自己的“感觉”，文章才可能有一定的文学性。切不可去当文抄公，拼拼凑凑，吃那些别人嚼过又吐出来的馍；这种文章，编辑无可奈何地编时，会产生一种要呕吐的感觉，纵然凭一时的“关系”变为铅字，作为一个有所作为的杂文作者，也应为这些铅字而羞愧！
主题一经选定，就“嚼烂它”。认真选择有关的知识；扩大思维视野，把它的正面、反面尽量想透；形象的结合融合成一体，形成主题思想和形象。然而，有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方期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倍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自己认为已经嚼烂了的主题，出现了逻辑上的裂缝，或难以用杂文特色来加以填补，如果用低标准放纵自己，硬写下去也未尝不可，但最好还是重新寻求主题思想的表现角度，多找几个角度作比较。在写杂文中，主题显现的最好形式，可能只有一种，我们应该通过不断的主题选择，反复去嚼烂它，经过几次主题角度的选择，会更接近那个思想形象的紧密结合。写杂文，在反复选题上，要有自己的精品意识，否则，养成一种坏习惯，就很难有进步，有的人甚至会陷入到文德不好的泥坑里去。
为文要有新创意。我自认为是不称职的杂文作者，但在写起某一篇文章来，却又想使自己“称职”，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最低下限，所以我写得很苦，常常是“三碗不过岗”，少了三次的选题“嚼烂”不拿出去。在此不表过五关斩六将的成功，只说“走麦城”的教训：对思想内容度的掌握不准，或偏激；形象不准或不恰当，文章显得似是而非；读鲁迅杂文，学他的含蓄功力不足，或没有学到手，因此，通俗不足而晦涩有余；“不愿吃别人嚼过的馍”是对的，但因思想理论功底不足，有时写成高不成低不就四不像的文章。
捕捉主题灵感和选题太苦，但我愿在苦中求乐！
勇猛精进的“三昧”
谋篇和布局，是把选题的结果组织成有逻辑性叙述、具有文学价值的杂文整体。
我们碰到了一个既要有内容高含量而又形式短小到千字文的两难选择，把含水量高的“豆腐块”化为高思想、文学含量高的“压缩饼干”的艰苦实践。
谋篇和布局要解决好几个问题：做题、切入角度（包含起头）、结构（包括段落划分）和结尾，大致相当于古文中文章做法的“起承转合”。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文章的结构逻辑走势——气势决定了文章的风格。对风格，刘勰把它分为典雅、精约、远奥、壮丽、清新等八体，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把它划分为典雅、雄浑、高古、清奇、绮丽等二十四种。在谋篇和布局时，要根据文章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文质彬彬”，选取不同的结构风格；不同的切入角度又决定着不同的文章结构，有人用“以小见大”，“顺廊照月”来表明因风格不同、切入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结构，这些说法都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定法。文章本无定法，慧能说，“无一法而得万法”，应该由作者选择和创造最适合于内容和叙述方式的谋篇和布局。但是，不论什么样的谋篇与布局，都要做好题目。
首先说做题。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和窗口，贵在新、奇、妙，把内容点出来，从而产生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使人看到题目就想读文章。题目字数一般不超过七个字，有人用有关形象的方面做题，有人用文章的中心做题。一般说来当灵感迸发或构思中，题目就涌现了，有时却要在文章写完后，才能选定题目。总而言之，做一个好题目至关重要，也不容易，不妨反复思考和推敲。
文章的切入角度决定了文章的起头。韩愈的《马说》是从识才选才切入的，因此它的韩愈式精约风格的起头必然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顺着这两个形象展开论述，就使文章显得有气势的新奇和结构的洗练。然而，起头也无定法，全依靠文章的整体结构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杂文而言，起头起不好，文章很难写下去，不妨多寻几个方案以作比较。
文章写到大约三分之一处，常常会遇到狭窄的“瓶颈”而难于越过，这就是“承”，它要承前以启后，唐代律诗称之为“颈联”。“瓶颈”处理不好，会使文章气势不顺，甚至结构完全变样。穿越不过“瓶颈”，说明头没有起好，或构思的逻辑结构没有理顺，或者在“承”中的哪一个意群或句子走错了路，因而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此时，就要认真寻找原因，重新改过，务使承前启后的“瓶颈”气势通畅。如果顺利通过“瓶颈”，就进入宽阔的瓶身。
合乎构思的瓶颈一过，文章的段落划分、结构就已经确定，整篇文章的面貌和形态就明朗地站在面前，这就可以“转”到主题的展开部分。对于杂文来说，这展开部分要着重于说理和形象的紧密结合，用形象支持说理，说理映衬形象；注意说理的准确和分寸，展开说理透彻，层次分明的论述。在论述中，应该随时照应起、承和结尾，使整篇文章气势贯通，虽然写文章经过曲折的苦磨，却要使文章展示出一“气”呵成的流畅。
结尾——“合”。结尾与开头同样重要，都是整篇文章气势的关节点：我们常说的“文眼”，有的把它放在文章的起头，而有的却把它放在结尾；放在开头的，结尾要更上一层楼，放在结尾的，更需要有气势。“文以气为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的“气”，就是文章的这种气势，它们展示了作者在处理文章逻辑结构上的个人气质和风格，虽然文因人而异，但气势顺畅、首尾的点题清晰却是共同要求。
总而言之，谋篇和布局是检查主题构思是否嚼烂的具体实践，又是主题构思的深入发展和延续；对主题构思嚼得越烂的，越能迅速越过“瓶颈”而吞咽下去；然而，主题构思毕竟只是苏东坡说的“成竹在胸”的腹稿，要把它转化为结构和文字，还需要花苦功夫。刘勰说得好，“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意象和文字符号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距离，要使它们无限接近，常常是千古憾事！正因如此，要写出有新意而又“文质彬彬”的杂文，在谋篇布局上，完全需要佛家所言“勇猛精进”、“专心致志”的那种“三昧”境界。
完善的决心和魄力
也来针砭一些文人的时弊：“文章是自己的好。”分明是病句，别人动一动，马上脸色一沉，声色俱厉；有的在稿上注明：“不得改动！”这种人永远没有出息！
自己修改，请别人修改文章，古来佳话甚多：吕不韦悬《吕氏春秋》于市，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一字师”的故事……这种优秀文德应该继承发扬。百炼才能成钢，多改才能出好文章。怎么改呢？
文章写好，摆上几天。这时，原有思维框架的热度已退，思维误区的束缚开始消失，容易从主题思想、形象、结构、段落衔接的气势等方面找到文章的错误与裂隙。再有一个“无我”之念，把文章推向客观，仿佛文章是别人的，是我在给他编辑。先从整体上找毛病，自己推翻自己，革自己的命，常常能发现不少问题，甚至把不好的文章压下来。当然，由于我们不是久战沙场的杂文高手，对于错误的潜在思维定势的误区未必能认真觉察，但是经过多次的成功与失败，修改的自觉性会逐步得到加强。我推翻几次后获奖的经验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摆下来以备东山再起的文章也还不少。这是修改文章至关重要的方面。
正视和了解自己的句子结构、遣词造句、错别讹误字和标点符号的误区和盲区，才具有修改的主观条件。我们都会各有所短。我的思维跳跃性大，句子衔接的逻辑性常常出问题；我曾入过“地狱”，常有偏激的词句；我又进过七品县令的“天堂”，有时也会出现教训人的词句残余；我没有像现代学生那样，受过系统、正规的语法教育，全靠读古文、作品来遣词造句，有时句法未必准确；我学写过古时的繁体字，虽然简化字也认真学过，毕竟有时因先入为主而积重难返；我后来又学习英语，英语中分号用的较多，常常过多使用分号。在修改时，都要根据自己不同的误区和盲区作调整，就像一部汽车，要有“磨合”的里程和时间。
注意根据内容要求增加或调整表述语言的艺术色彩。本来，写作时，这个问题就应当解决和确定了的；但是，因为我们因自己的喜好，常常不想删去，使叙述风格受到损害。比如说：如今喜爱的也是最多的陈词滥调，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尽量少用；典雅的杂文，也容纳调侃色彩的语言；杂文最忌形容词的堆砌，分寸不对的要去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语言是个没有定形的精灵，当捕捉到它，给它赋予形态和着色时，就像画家们面对作画时的画板，一定要赋予它自己的色彩风格。语言、音符、线条、色彩及表意符号，它们异质却同构，同运同行，文学艺术家都用这些方便的符号，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感情天地。杂文的文学要在这方面下苦功，修改和推敲的锻造，形成独特的文字表述风格。
学写文章，学写杂文，有如学唱歌弹琴，老师个把小时就可以把要领全部讲完，但要唱好、弹好，完全需要自觉地或在别人帮助下，不断修正自己的误区和盲区，靠自己去改正。修改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写作实践，它是不断完善作品和自己的重要途径，很多人忽略、无视它的实践重要性；它比写文章更需要毅力和胆略，说重一些，它体现了作者自己的责任感、德行、知识和智慧。
“第一位读者”的检验
十年前，我曾经把稿子交给熟识的某报最高领导，走“领导”门子。后来编辑委婉地告诉我：编辑不在乎什么人拿来的稿子，如果稿子不行，天王老子拿来的也不行。因为文章是要和广大读者见面的，版面上还打有“责任编辑”，上了不好的稿子，挨骂挨批的是责任编辑。一席话，愧得我入地无门，只好连声道歉。后来又“打工”当编辑，这种体会就更深。因此，要凭自己的稿子质量，不要靠“关系”；纵然有“关系”上了一二篇可用可不用的文章，容易使自己的认识误入歧途，最后是《红楼梦》中说的“反误了卿卿性命”。毕竟，打铁要靠本身硬！
编辑，是你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报刊导向和文字处理的具体实践者，他们很多人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文章在他们那里通不过，读者和领导是很难通过的。据我所知：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作者写出好稿子，关键是作者不要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要有个虚心的态度；只要这样，他们会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文章哪里不行而成“诤友”。
如果文章发表了，应该用铅字和原稿对照，看看人家是怎样改的，想想为什么要这样改；如果自己有些灵性，就会找到自己思维逻辑、文章结构、句法和文字上的误区。所以，直到现在，我始终把编辑当做我真正的老师。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编辑也会有改错了的时候，但应该承认，总体上是改得好的。
如今的报刊一般是不退稿的，但如果和他们成为“诤友”，他们也许会附上个意见给你退回来，这算是很好的“礼遇”。或者你可以自己去取回来。如果是这种情况，接到退稿后，最好还是闭门思过，想出其中的道理。也会有这种情况：是你把栏目性质搞错了，文章的内容、样式不相符合。如今的报刊杂文栏目，都各有特定的要求，有的路数很狭窄，有的却比较宽，有的是某种专栏，在仔细研究后，可以另选栏目试试。
总而言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一种鞭策。十年前，我写了几年的杂文后，不能正确估价自己，自以为都是能用的文章，结果都“泥牛入海无消息”。痛定思痛，才发现我骄傲起来了，开始粗制滥造；于是痛下决心，“自己推翻自己”，“三碗不过冈”，情况立刻好转。有位编辑问我有什么体会，我写了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两报皆用。这种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经常都会在我们为文之道中出现，只要处于萌芽状态之中，就应该“把它扼杀于摇篮之中”。因为，文章这小锅毕竟是铁铸的，那些文学巨匠的文章，未必都全是好的和对的，更何况乎区区吾曹！
说说“女性杂文”。在杂文作者的队伍中很难见到女性，这是因为男女都各有自己的思维特色和写作强项。有一次《晚报》邀我任杂文征文评委，有一篇女性写的杂文，因为语言步子细碎，论述难以展开，我竭力主张给奖，说明理由，大家还是同意了。我始终认为：由于杂文的多样化，女性在杂文中有用武之地，不妨试一试！
课程就要结束了。还说一件事：我把这份讲课的提纲送给《云南日报》评论部王浩芳主任，请他提意见，他阅完提纲后，不吝赐教，指出当今杂文的一些通病。读后，对我也是一种鞭策：我有时也不自觉地犯有这些毛病。他提得很好，也很中肯，附在后面，作为这杂文课的结束语。
一、选题欠佳，即缺乏新颖之意。老是重复别人谈论过的问题，有“一窝蜂”跟着跑的感觉。比如不正之风，你谈我谈大家谈。此其一。其二，所谈问题没有新角度，也就没有深度。其三，一些年年都可以谈的问题，如金钱、恋爱、升学、人生观等问题，年年谈，年年没有新进展。
二、论述乏力。有些选题是好的，但论述展不开，就事论事，缺乏分析；展开了也是空泛地议论。要么事实材料用了许多文字；要么没有一点事实材料，虚与实结合不好。
三、表述粗糙。平平淡淡的语言，缺乏语言艺术，要就玩文字游戏，绕来绕去，一长串的句子表达不清要说什么；或者引文过长，历史典故整个搬了下来，没有自己的思想论述，汤是汤，肉是肉，就像一个人吃多了糯米饭梗在肚里，文章疙疙瘩瘩，缺乏流畅之感。鉴于这些情况，我建议多讲一讲选题，因为选题选好了，文章大概有一半的成功了，编辑拿着这样的文章也好办了。其次讲一讲杂文的语言艺术。第三讲一讲杂文的标题。
“才疏学浅，随便乱说，供参考。”
最后这句话，也是我杂文课的结束语。
以下是我选出的我的杂文文章，供参考。
原因之一：对“一个指头”、“三分缺点”，只把它们看成数量的少数，没有作质的界定。源头“主流”虽是清水，但若一条支流是剧烈的毒液，合流之后，岂能再说畅饮不妨？如果“一个指头”感染的是艾滋病毒，虽然此人暂时容光焕发，但也不能说无关宏旨。须知，虽只是“一”，则质大矣，弄得不好，一转化为九，则“负无穷大效应”至也。
原因之二：不以发展和联系的眼光及后果的估量来对待这“一个指头”的感染。虽非不治之症，却应有忧患意识：这一和九并非毫无联系，掉以轻心，会使人病入膏肓。早些叫一声“危险”，“零效应”，“负效应”，也许会“生于忧患”而不致“不可救药”。因为这“一”有扩张性、弥漫性，不可等闲视之。
原因之三：多次“运动”历史的消极沉淀，使人们减弱了对现实的积极思考，忽视或无视“一个指头”的反向能动作用，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满足的幻觉之中，“虽九死而犹未悔！”无怪有人说我们惯于宏观思维，缺乏对这“一”后面的深究。
“凤凰涅盘”话“拿来”
一家权威报纸详细报道了“洁尔阴”创始人薛永新的奋斗历程：他原来不过是在我省禄丰县搞建筑的小小包工头，忽然感到人生只为赚钱没多少滋味，便回到四川老家，拿起了“济世救人”的古老思想命题和一些民间医药单方，开起了药厂；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又“拿来”西方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使之融为一体，终于成了大气候。
读罢这篇报道，“凤凰涅盘”这个古老的神话忽然涌入脑际：凤凰自知已老，为求新生，自己衔来干枯树枝，堆积起来，点燃熊熊烈火，投身火中，涅盘升华之后，又以新生凤凰的面目屹立世间。“老”在烈火中得到新生，而“新”仍然具有“老”的优秀特色。
神话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反映了现实，给人以启示：继承或“拿来”人类优秀文化和创造新事物，在改革中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有如古罗马的“两面神”。“济世救人”这个古老的命题，只有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结合，才能“涅盘”成生机勃勃的全新观念。这个新事物不同于前两者，却包含着前两者。仔细看薛永新的“恩威文化”，它已不是单纯的“恩威文化”，它已不是单纯的“济世救人”，展示出的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实质和内涵，显示了东西方文化的汇合。正因为这样，“上帝”才对他们招手，特别是“圣母马利亚”才会抱着基督向他们微笑，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文化特别是新兴产业，都应具有这种继承和“涅盘”创新升华的特色。
可见，继承或“拿来”，不论继承的是我国古代的还是拿来国外现代的，都有取有舍，然后像凤凰那样“涅盘”升华，这才是真正的继承和“拿来”，绝非原封照搬，更不是“拿”那些人家倾倒出来的垃圾，奉之为至宝；或者只要能赚钱，不惜污染环境和破坏自己明媚的春光；本来是封建性的糟粕，因为能给人以恐怖的刺激而赚钱，披上一件“发扬民族文化”的虎皮；诱良为娼，以求生意兴隆；灯光渐暗的脱衣舞，有人圆睁双眼，寸步不放，也“拿来”；甚至有人还说，除了海洛因，都可以“拿来”。这样，就把“拿来”扭曲变形为不折不扣的复旧和乱来。
参与市场当然要赚钱，然而，能赚钱的未必都是好东西。因此，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不论“上帝”是闭着眼睡着了，还是睁只眼闭只眼，都需要自觉地选择这“拿来”，才不致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所抛弃，不致给后人留下唾骂的口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它无情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残忍和卑鄙，也唾骂那种掠夺和破坏大自然的行为。对此，我们还是应该思索一下薛永新的“凤凰涅盘”。
“移步不换形”的思辨
笔者为一家先进企业写篇总结经验教训的纪实文章，翻阅了他们十余年的档案，作了详细的采访调查，看出企业发展的脉络：他们的承包制经历了近十年的打基础，不断在实践中修改和完善，终于发挥了潜力：减弱了市场风暴袭击的强度，治疗好因之而产生的内伤，消除了某些长期遗留下来的肿块，在全行业都亏损时，他们的企业却赢利，两几年效益就翻一番。企业的领导人因此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又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梅兰芳先生创造梅派京剧艺术的那句话：“移步不换形”；即是说在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框架确定之后，就需要在这新框架中不断地移步前进，在唱、做、念、打上狠下苦功，数十年之后，终臻炉火纯青，而使新的艺术风范永垂不朽。
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革命。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解放思想、脱胎换骨的“凤凰涅盘而后生”，更需要对新形式充实完善的“移步不换形”。这“充实完善”的话好讲，可以脱口而出，干起来却需要下苦功，练真本领。首先要有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述那个企业在练“包管结合”的内功时，有如在一个沼泽地上打基础。要掏掉落后愚昧的“污泥浊水”，填上思想、文化、管理、科技的“土石方”，然后夯实，又冒水冒泡，再夯实，如此循环不懈，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算积了“真气”，有了内功。“移步不换形”也需要缜密细致的科学态度，得到的“招式”才能孔武有力。比如，这个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就几经修改，不断扩展“挂钩”面，深入“操作层”，才达到简明迅速，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置放在一个都有积极性的基础之上。结果上缴税利年年递增，职工生活福利年年改善。要做到这些，要有真抓实干、踏踏实实的作风。这个企业的各级领导人不图虚名，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帮助下级积真气、练内功、上轻功、出招式上，苦弯了腰，累白了发，十年磨一剑。但一出招，就能在竞争中克敌制胜。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深感这“移步不换形”的充实和完善的艰苦卓绝。
可惜，有些人只讲究“花拳绣腿”和“银样镴枪头”，不切实际、毫无作用的花点子一个接一个，牌子常翻却景物依旧；只练“唱功”不懂“做功”，甚至“唱功”也练不好，一唱就跑调；有少数企业甚至假报数字要钱骗官，以充塞自己的腰包。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把这种作风称为“伪劣产品”，提出工作上也要“打假”。这正是维护这“移步不换形”的真功夫。
“凤凰涅盘而后生”是质的飞跃，需要“移步不换形”的量的积累来保证。不论是哪种行业，哪条战线的真正改革者，实在有必要弄懂和实践这质量互变关系的辩证法。
“沟”和“差”的思索
年轻时，悄悄拾了几个马列主义的牙慧，就背地挖苦学佛的祖父太“神”；要我背《四书》的父亲是“迂”；教古文的老师真“腐”；珠算先生无非要人学做生意，非“奸”莫属；进大学读英语，讥笑教授的“奴”，仿佛自己是从一个莫知其形的地平线上冒出来的灿烂的太阳。十多年后，学了点马列主义，才逐渐醒悟：自己修得的一点正果，多是从“神、奸、迂、腐”那里获得的，暗地为过去的骄傲和狂妄羞愧万分。近几年来，又被甚嚣尘上的“代沟”论抛到“沟”那边，列进新的“神奸迂腐”的行列，甚觉尴尬，但仔细反思，那重新浮现的遥远的影子，倒使我生发出不少断断续续的思索。
青年没有过去，只好着力编织绚丽的未来，仿佛一组浪漫的诗行；中年执着于现在，过去与未来好似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老年虽然很少有未来，却属于金秋硕果，是一卷生活的思维哲学。诗歌、小说和哲学之间的差别显然很大，却互为表里，骨肉相依：李白、杜甫的诗，如果没有理性的折光，就不成其为“李杜”；《红楼梦》若没有对那个时代各类人生活哲学的深刻思考，必是废纸一堆；哲学没有对文学艺术这样的升华，它总是缺少肥料的土壤。老中青之间确有“代差”，然而正是这种差别才促成代与代之间文化的传递，生发了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只是必须特别注意：“代差”绝不是代与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称“代沟”。
老中青各自都不完美，然而代代相因，联结成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长河。每个河段或时代都有各不相同的落差或代差：回旋处，仿佛代代相似；跌宕时，吼声如雷，险象丛生，落差似削壁。巨大变革时的代差最大，它们所形成的巨大能量却是在上一个河段、上一代积累起来的，依然包含着上一代人的努力和智慧。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否定过去，因为否定过去就无异于否定自己。从纵向看，代与代之间有差别又有连续，不可用差别否定连续。但同时，更不必强调连续而咒骂有差别的“不肖子孙”，因为每个河段、每一代人都有独特的光影和色彩，历史才因此而绚丽多姿；即便有过失、有黑点，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历史又都有着横向的两岸，还有时代冲刷下来的各不相同的泥沙沉积，染就了各自的水色与天光。要知道这长河将在奔腾不息中激浊扬清，革故鼎新；更不必愤恨黄河的“泥沙俱下”，异想天开，凿上一条“代沟”，把黄河的上段和密西西比河的下段对接起来。事实上，世界上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历史积淀，君不见：密西西比河也因其湖泊众多而“鱼龙混杂”呢。
牛顿说过：我们不过是矮子，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才显得伟大。他告诉每一代的青年人不要忘记过去和上一代人的功绩和智慧；对中老年人来说，又必须寄希望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让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长河在代差的推动下，永远奔腾向前。
不朽老朽新朽
近来有些出版的书被吹得好生了得，大有永垂不朽之意！“现代”人拿假货招摇过市，欺骗一些好奇的少男少女，感叹肥皂泡已经破灭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凄凉，还留给人们一个思考：书，怕也要打假！
笔者读过不少中外性描写的书，自认不是反对文学中性描写的老朽，只是主张这种性描写，正如其他细节描写一样，只能是塑造人物的需要，并且适可而止，过多过分则趋于淫滥。《红楼梦》“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不过几句，就把宝玉和袭人的关系凝固了；《静静的顿河》也只有那么一点，就为葛里高里和阿克西尼亚那野性的性爱作了铺垫；《金瓶梅》的性描写有些暴露了西门庆性行为的残忍，淫滥部分却开了明清以来黄色小说的先河。我们这个时代有着群星闪烁的天空，也有沉渣泛起、鱼目混珠的现象，不可成为容易上当的“追名族”。“文人无行”，虽非全都如此，却也全非不是如此；那些无行文人会用那“二级钳工”掏你的钱袋，拿着那个“风月宝鉴”摄取你的魂魄。遗憾的是：有些报刊常常为这种“掏”和“摄取”张目。话又说回来，有些人挨了宰之后，却也醒悟过来，看清了“名人”们的“弯弯绕”，才知道老朽也实在朽，却有个好处：不会装模作样掩盖自己。
新朽们的本事自然高强多了：宣传策略奇巧，言词是新的，兼且披着反对老朽的虎皮，堵人口舌，把“春宫图”做爱的分解动作居然也塞进文学。其实，何不如去写“性知识”，又何必要披上文学这美丽外衣。要写，只能是怎样正确对待它，清除那些被老朽、新朽神秘化或亵渎了的观念；人类在自己的幼年，有过各种类型的生殖崇拜，这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繁衍的洁净虔诚，毫无淫邪之意。如今又过了几千年，岂能和光屁股的婴孩相提并论？所以，即便是西方社会，这类毫无意义、肆无忌惮的描写，几乎都在查禁之列。然而，为什么还有人无休无止的写“春宫图”呢？写之不足，自己还用“□□□□”符号代之，无非是激发人们躁动的肉欲，趁他们昏昏沉沉的时候，拿走人们的钱袋，然后躲进角落，数票子分钱，冠冕堂皇的话，都是新朽们制作的遮羞布。值不得为它多费笔墨。
批评的变味和变味的批评
一日，笔者在一饭馆就餐，老板站立一旁絮絮叨叨地夸耀他炒的菜远近闻名，笔者只淡淡地说：“盐巴作料放多了，吃不出菜味。”他先是说：“你老人家的口味也太淡了！”接着尝了一口菜，皱眉说：“这是我老婆放的盐巴。”世上哪有一个吹箫一个捏孔的事——显然把责任推到老婆身上。于是我忽然生发种种联想：这或许就是当今一些人的自我批评。如果老板请吃，又兼甩出百把元的红包，笔者虽不致下作到把它称为“美味佳肴”，却也会缄口无言了。这，也许类似当今的某些“批评”吧。
追踪这批评的变味过程：20世纪50年代“自己骂自己”，虽然有些过分，倒也觉得活得还是堂堂正正；“文化大革命”中，除了骂被揪斗的人“臭而不可闻也”之外，谁不是一朵花；接着似乎就积重难返，给人做鉴定，都把缺点写成了“希望”，如今有些人甚至连“希望”也没有，自我鉴定化为自我膨胀的同义词，自我吹嘘，自我吹捧比比皆是。为名、为利、为官、为权的不正当利益，渗透进了它们不该染指的领域，跑门子时的自我吹嘘，对别人的阿谀奉承……各种叠加的作料下锅了；再加了一些人扭曲了的味觉，掺和了各种的批评，使真菜完全变了味。以致这种风气蔓延到商业领域：君不见，那闪闪烁烁或字大惊人的商业广告，“霸”之不足，还封“王”赐“后”，白纸黑字的“完整”、“完美”犹恐不足以言其纯粹，还叠加“十分”、“非常”的副词，似乎我们眼前是完美无缺的景观。从变味的批评到违反科学的自我吹嘘，使一些人的实事求是精神荡然无存。
其实，“完美”、“完整”不过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只能无限接近它，不能达到它，更何况“非常”与“十分”。人，只要是活生生的人，本来是成绩和错误、优点和缺陷的矛盾统一体，这对矛盾在数量、质量、位置的不断运动变化中，构建了不同色彩的人。所以古人有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党中央又重提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有力的监督武器”，防止陷入错误的泥淖，是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极其重要的。
古今中外哲学家、政治家有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论述连篇累牍，仁人志士的榜样源源不断；法国文学家卢梭有《忏悔录》，唐太宗把经常批评他的魏徵当做一面“监督的有力武器”。它是党和国家民主、兴旺和强大的象征，是使我们党保持健康肌体的自疗方法。
思索至此，笔者想：如果这位饭店老板有自我批评的觉悟、气度和行为，他是会兴旺起来的，至少笔者会成为他的回头客。
椅子狂想曲
我端详着面前的一把椅子，一个古怪的念头忽然升浮上来：人，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更显出人的高贵；猴子端坐其上，也颇有几分人的威严。
如果人们给这椅上的猴子，峨冠博带，穿上朝服，再向椅子敬礼鞠躬，这椅上猴大约会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忽然觉得自己是人了；如果人们更加糟蹋自己，把椅子饰为轿子，卑躬屈膝、前呼后拥地抬着这轿中猴，在它面前唯唯诺诺不能成声，那朝阳和夕阳又把猴子干瘪的身影拉大成一个巨人的影子，这椅上猴必定顾影自傲，忘乎所以，以为自己不可一世了。
如果仅仅是椅上猴那样想，也许有其理由：猴和人本是兄弟，你能椅上坐，我就不行？“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可惜，如今猴子之所以不能再变成人，大约因为它没有自知之明：善于模仿人却没有人的思想。人们在包谷成熟之后，才去收获，它不但不懂“成熟”之意，而且“猴子掰包谷，掰一包，丢一包”，酿成大祸还自高自大；善于表演，却缺少人的格调，小锣一响，它坐在椅上做尽丑态，爬上人所不齿及的软竹竿，钻进人所不能钻的圈子；善于攀缘而没有人的智力；似乎机灵而长于窝里斗；嘴馋而偷嘴；喜欢冒险而致火中取栗……大约因为猴子似人非人又想当人，杂技演员就如获珍宝。如果尊者一时需要，“沐猴而冠”，当上天宫“弼马温”，于是猴兵猴将在凡尘也少不了有把椅子坐坐；一部《西游记》的猴戏，从古唱到今，似乎未见多大的衰退，只是苦了本该人坐的椅子，忍辱负重而自玷尊严。
我们人的祖先，从来就迷信椅子，坐在椅子上的纵然是泥胎，也要烧香磕头，三拜九叩。椅上坐的是猴子，当然也必定刮目相看；它的尖叫声顿时悦耳，丑态化为真诚，在构造并非完美的人眼里，椅上猴忽然比人还完美；人们迷信椅子，椅子也成了椅上猴的奴隶。一旦从毒性迷幻中醒来，又作如此自我解嘲：“沐猴而冠”总比“豺狼成性”进了一步吧！
归根结底，猴子坐上椅子，还是人的过错。人，给自己的迷信制造了理论，心甘情愿地做迷信对象的奴隶，安于跪着过日子；一旦站了起来，总还是心惊肉跳，于是站着也还向这椅上猴顶礼膜拜。这，似乎可以平衡刚站起来时新旧交替的心理吧！
警惕“五十九岁现象”
如今流行一种“五十九岁现象”的说法，是指那些即将退休，却未必一定是五十九岁的某些“公仆”，他们因为即将退休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对权力“过期”的恐惧感，于是趁权力未“作废”之时，疯狂索取国家财富，或贪污或受贿；想方设法尽情享受，或大肆挥霍公款，或接近女色。这样的某些“公仆”，有的翻身落马，被判徒刑，与小偷窃贼共囚一室，把自己本来应该宁静闲适的晚年化做铁窗生涯。剖析一下这些人的突发心态，也许能使人清醒，借以保持良好晚节。
应该说，这些人原先还是不错的，或多或少都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有的还立过大功。本来，人民并没有亏待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他们可以在旱涝保收的林荫道中漫步，有着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只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没有泯灭，心里还装着人民群众，就应该感到满足。可是，快到退休时，他们的精神在物欲的诱惑下崩溃了，一旦来到离岗这个大落差的边缘，往下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荒凉而寂寞的深谷。“上”、“下”一比，心理严重失衡了，人生的跷跷板倾斜了。平时被自足平衡压抑的恶欲之魔忽然凸土而起：“苦了一辈子，搞点‘养老钱’”，“过了此山无鸟叫”。于是乎，此时的行为和他们的往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而又令人惋惜的“五十九岁现象”，立刻使我们想到陈毅元帅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老同志，保持晚节比什么都重要。曾听一位离休老同志的肺腑之言：面临离休前的巨大落差，要运用平时积累的道德修养，深省人生真谛，在思绪的动荡中，维系着自己诺亚方舟的稳定，各自寻找干净的依存，接受新时代的考验，走进自己的晚年。我们的许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丢掉了权力这根拐棍，以普通人的身份锻造自己，开拓另一个天地，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新天地本也平淡无奇，却也为社会所需：他们有的走遍街巷叫卖报纸，守大门尽职尽责，“打工”一丝不苟，登荒山、越野岭，创事业、担风险，寻求人生的另一种愉悦，重新创建人生的另一种平凡的辉煌；不论这种辉煌能维持多久，他们始终不去回顾那已经消逝了的昨天。这又是一种“五十九岁”现象。
人生最怕“老来穷”，这“穷”不仅仅指财富，也包括人的精神和意志。因为这种“穷”无可挽救，再也没有机会像年轻时可以“再站起来”，一生功过只好以此为结论。因此，退休前的年龄是个危险的年龄，是应该想起尤利乌斯·伏契克的那句名言的：“人们呵，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
从“醒起来”到“强起来”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有很多新的理论突破，最为重要的是系统、深刻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报告中说：“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境界”一词，最早出自汉《郑玄笺》：“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这境界，是说地理位置的疆界。至唐代，佛家的《无量寿经》把它用于精神领域：“比丘白佛：此意深远，非我境界。”此后，常用“境界”于文学艺术中，表达作品思想、精神内涵的高低和性质。十五大报告的“新境界”，则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表述的。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新的实践，形成新的突破，造就了新的思想理论境界，这就是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人民群众智慧流动的历史长河；三位伟人站在他们自己时代的最高点上，用先进思想来审视那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实践，把它们升华到一个新境界，产生了先进的理论。马克思站在阿尔卑斯山的顶峰，容纳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研究新兴的资本主义，预见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它，这个新境界使人类“觉醒起来”。毛泽东站在20世纪初的泰山顶上，用马列主义“晓”中国这个“天下”，构建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从此“站起来”。邓小平站在20世纪末的世界屋脊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正在使我们迅速“富起来”。党的十五大系统地科学地丰富和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绘制了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将会使中国尽快“强起来”。这些思想理论的新境界，各具历史特色，都是历史长河流动的必然。它们的关系是：“醒起来”是为了“站起来”，“站起来”是为了“富起来”和“强起来”。
邓小平理论不但是时代的新境界，也是高品位的思想理论境界，它不但吸纳了历史的精髓，也融会了当代人类进步的精华，都“拿来”为我所用，形成我国思想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指引我们走向繁荣和富强。
过去·现在·未来
党的十五大报告说：从1992年到现在是“很不寻常的五年”，从现在到十六大未来的五年，我们必须接受新的考验，是“夺取新的胜利的五年”。
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条不断运转的时间链条。过去，曾经是那时的现在；现在，瞬间成为过去；未来，始终和现代结缘。这时间的链条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然而由于人们对“抓住机遇、开拓前进”的精神状态相异，时光老人又会给人以不同的待遇。“我们曾经抓住机遇，也曾经丧失过机遇。”这是十五大对过去的总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聪明人在历史的反思中得到智慧，对现在更清醒和自觉；在成就中找到信心，不是躺在成就的锦绣上自得其乐、哄骗自己，配制出“小绩即满、小富即安”之类的麻醉剂。把问题和差距找够、找准，才能清楚地面对现在和未来，坚定前进的信心。十五大报告中有关过去的总结，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它生动活泼而又发人深思，使人感到历史的深邃。
现在是一条不断奔涌向未来的河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现在的进展积累组合了我们所说的未来；紧紧抓住现在的每一天，做出成绩，才能有光辉的未来。机遇，只存在于现在，从时间意义来说，“抓住机遇”就是抓住一种特定的现在，对不断流逝的现在漫不经心，就会失去时机，丧失“开拓前进”的能力。在未来的诱人光辉里，总是包含着现在思想解放的智慧、争分夺秒的艰苦努力。思想和行动的懒散和怠惰常常是不自觉的，对立的观念常常是混合在一起存在的，自信和骄傲、谨慎和恐惧、休息和懒散、决心和武断……正确的语言有时会掩盖着错误的心态。因此，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每逢内容的转折时，多次用“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样的警句。我们有“不寻常”的过去，现在也还有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用邓小平理论之“矢”射中我们思想和工作实际之“的”，就一定会汲取营养，找到力量，以精神焕发的姿态，紧紧把握正在流逝的现在，创建一个有业绩的未来。
认真总结过去，紧紧把握现在，才能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添砖加瓦，才不会像歌德名着中的浮士德那样叫喊：“时光啊，请等一等！”
昆明的觉醒：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迈向21世纪”，这是’99世博会的主题。在紧锣密鼓实现这一主题的筹备过程中，唤醒了昆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发展与自然结合”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意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强烈觉醒，世博会的筹备工作绝不可能在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中，取得如此出人意料的成就。然而，就长远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祖先“天人合一”的古老的哲学命题，有它极其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内涵，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完善结合的重要实践，是人类经历长期惨痛教训，迫在眉睫的理论、科学和实践的重大任务。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江泽民的历次报告中，把它掷地有声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在觉醒的基础上，锲而不舍地实现这一有关人类命运的主题。
首先，要不断深化对保护我们生存环境，求得新的生态平衡，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认识。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自然这个大生态系统有三大生命体系：动物、植物和真菌，三者在水、土、空气中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形成一个自反馈自调节的大生态；人类，在水中孕育，林中发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人随着智能的发展，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居于自然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凭着他们迅速发展的智能，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然而，几千年来，由于人们没有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了他们借以生存、繁衍、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于是出现了沙漠的扩大，大气遭受污染而在南极上空出现没有臭氧层保护的空洞，江河湖海水质的污染正给人类带来各种疫病……人类这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文明后面，隐藏着的对大自然的不文明，正在给人类制造着灾难。1885年，出现了“生态”学说，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古老的哲学命题给予了科学的界说。人类开始觉醒了，不少国家相继从立法和道德规范等各方面来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采取措施治理被污染的生存环境，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空间。1990年开始，世界博览会就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主题，让世界每个人都明白：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自己拯救自己，它涉及每个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人。这是我们要不断认识的课题。
其次，要把’99世博会的这一主题渗透到我们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尽管党中央、省市委反复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我们生产方式的滞后，旧的生活习惯的影响，污染空气、水质、土壤，破坏动植物生存环境的事仍然屡见不鲜，过去受污染的各种环境又亟待治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我们保持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和完善的相关科技还比较落后。在开发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时，有些产业自身就是要把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更多的产业要努力寻求两者“完善结合”的高新科技。是否能实现这种“完善结合”，将成为衡量企业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不注意这种结合，大自然将会以成百倍千倍的代价，让我们偿还，正在奋力治理的滇池就是一例。
最后，要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强化以法治理环境的力度，加强舆论和执法监督，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依靠法律治理环境，这是很多国家治理环境的成功经验。此外，保护环境涉及每个人，必须把它作为社会公共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使保护环境的行为规范无处不在，逐步形成一种自觉遵守的全民道德意识。这是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机制。
’99世博会在昆明召开，对我们是一种挑战，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它激励着昆明人奋起美化、净化我们生存繁衍的红土高原。让我们在党中央、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借’99世博会的东风，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力争站在我国环境保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前列。这是应该和可以期盼的。
解放思想与抓住机遇
机遇，是位行色匆匆的过客，却喜欢和思想解放的人交朋友。
当你想成就一番事业或在尽心尽力求发展时，会在路上和它不期而遇。它会以一副冷漠的面孔，轻轻碰你一下，瞧你一眼；只要你不固执于陈规陋习，不躺着“等、靠、要”，有奋发自强的决心和精神，就会“找到感觉”，抓住它问个究竟，然后想到那句名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后紧紧逮住他，和他成为朋友。一旦你因骄傲自满而懈怠下来，它又会和你悄悄地不辞而别，去与比你高强、勤奋、谦逊的人交朋友，到头来叫你后悔莫及！
机遇，有时还像一条奔突而来的龙，以挑战的神态直冲冲向你撞来，似乎要试试你的胆略和才智。如果你是叶公好龙，就会被他吓得退避三舍，向隅而泣；如果你有勇无谋，就会被他撞翻在地；如果你用才智支撑着胆略，又用胆略锻造更高的才智，了解“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法，善于把压力变成动力，用你的才智挑去它的面具，就能看到它笑的面孔。
机遇，是一根杠杆。杠杆，你乍看它平庸无奇，然而正如一位物理学家所言，只要有一个支点，就可用它撬动整个地球。机遇也一样，只要有一个支点，它就能创造奇迹，创造繁荣。而这“支点”，就是解放思想！
总之，我们谈机遇，不可忘了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也就无所谓抓住机遇，再好的机遇也只会在我们眼前悄悄溜走。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新的、足够的认识。
当前，我们正面临难得的好机遇。这就是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讲的：“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机遇，他以挑战的面孔，在向我们招手，能否抓住它，让它帮助我们加快发展，这就看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上的不懈努力。尤其我们云南，一定要在解放思想上再下大工夫，使观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才能真正抓住世纪之交的发展机遇，高唱凯歌奔向21世纪。
报友人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别三载，所托未敢忘怀！
令弟弃工从商，已是今非昔比：出有摩托，西装革履，入则轿车，气盛邻里。今年以来，精神却显消沉；邀至舍下用便饭，酒酣耳热，在阳台之上，共赏绚丽落霞之将尽、灿若群星之灯景，凉风徐徐，花影摇窗，令弟直抒胸臆，竟然泪滴沾裳。
忆往昔，仁兄如此贫穷：外无分毫之存款，内少换洗之衣服；令弟正值年少，深感我辈“读书无用”，“文化大革命”起而“造反”；抛撒了锦绣般青春年华，只落得苦涩味长吁短叹。如今谋求事业发展，捏住笔，手不由己；翻开书，头涨脑大；说计划，茫茫不知所向；讲经营，昏昏不知所云。闲暇寻求“刺激”：情杀小说看得厌倦，醇酒美餐吃之乏味；想找“寄托”，又恶钢琴之叮叮当当，流行歌曲之“鬼哭狼嚎”；整日仿佛游魂飘然，不知何处是归宿！
令弟一女一子，虽在中学，却不喜读书，穿着入时，却语言粗俗。令弟常以仁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告诫，令侄侧目回嘴：“读书何用，不如摆摊！”令弟凄然垂泪：“两代如此，恍如噩梦。银钱财富，身外之物，数日之内，可以花销殆尽。其实我已一无所有。”言毕，默然良久。此时月明星稀，山影朦胧。愚兄正襟危坐而言：“贤弟所言极是：往昔，‘知识越多越反动’，斯文不如扫地；如今，经商风吹进学校，读书不如摆摊，长此以往，又将导致民族文化素质的下降。切不可随波逐流而戕害后代心灵，贻害国家。”令弟点头称是。
愚见如此，仁兄如以为然，望与令弟共商补救良策。
轻车熟路
“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孟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后人把它生发开来，民犹如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为了帝王的诺亚方舟不遭灭顶之灾，一些明君良臣主张“轻徭役，薄赋税，惜民力”，“明镜高悬”。作为对应，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创造出包公这一“为民做主”的清官形象，寄托自己的要求。在当时，这种“民本”思想确有其积极的一面。
然而，“为民做主”和“人民做主”并不相同；“为民做主”仍然是帝王的家天下，百姓经济政治生活待遇的改善是他们对百姓的恩赐。既然是恩赐，当然可给可不给，给了要“三呼万岁”，“谢主龙恩”，不给也未必有错。清官的“为民做主”仿佛圣贤，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在封建社会中也是凤毛麟角。帝王将相仍然可以吸食民脂民膏；上官下吏仍然可以贪赃枉法，把权力转化为财富，所以，“学而优则仕”，成为古来最走红的路子，至于那些高高在上，不“为民做主”的官，仍然可盗用“清官”的美名。所以，李鸿章才说，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当官，不无道理。
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主义的残余意识倒是耳濡目染，一旦实行起社会主义民主来，某些“公仆”们习惯在新瓶子中灌进封建思想的老酒，把真正的权力机构当成“橡皮图章”；以言代法，以言废法；甚至以权谋私，凭权发财。人民对于“公仆”俨然以主人自居的事，有些也因“陈年老窖”的传统心理，诸如“知足者常乐”、“忍辱负重”等的影响，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主人的民主权利，淡然处之，一笑了之。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固然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也不能忽视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因为它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可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并非那么容易。
“唱功”和“做功”
有人把语言能力称为“唱功”，苦干、实干的本领名曰“做功”。虽非绝妙比喻，倒也生动贴切。我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工作学习，都应该两功兼备，搞改革开放，更应“唱”、“做”并行，甚至“做功”优于“唱功”，君不见，京剧里那折《三岔口》的哑剧，两位好汉在黑夜中爬摸滚打的做功，精妙绝伦、惊心动魄，至今脍炙人口。
所谓“功”，是经过刻苦锻炼而获得的本领；真正的“唱功”必须唱出自己的格调，别人怎样唱，自己也绘声绘色跟着哼，或拉开那副假嗓子，尖厉沙哑地跟着叫，无非是鹦鹉学舌，算不得有“唱功”。同样，作出自己特色的“做功”，才是真功夫，像猴子那样，只想模仿人的动作，反而招出“东施效颦”的话柄，如果演的是小丑，倒也真是性格演员，无奈常须扮达官贵人，演净旦生角，那就洋相百出了。
此外，历来的政治运动，及一度盛行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就了一批批有些“唱功”并无“做功”、天天和观众见面的“流行歌星”。对于他们，“唱歌”是本分，只要“唱”得引人入胜就行了。江山依旧，面目不改则与己无关，翘首以待实绩的人，则不免望穿秋水，仍然不见伊人的倩影。
如此这般，“唱功”只好这样：先以沙哑、刚劲的“西北风”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中间一层却用有些忧郁而抒情的调子轻轻地哼那个“过去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的前苏联歌曲。到了后面，就只好莫奈其何的唱那个“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桥头”，唱功一完，就再也不走了！
笑话虽是“多乎哉？不多也”，却可供陪吃陪喝倦了，莺歌燕舞的调子听得忘乎所以的人，改改心境，换换空气。
韩愈的檄文
早年读过韩愈《祭鳄鱼文》，却不知鳄鱼何等模样，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那丑陋可怕的形象，才知韩愈所言不差：在陆地“据处食民畜，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有时沉在水中，不兴一丝波浪，瞄准岸边的动物和人，忽然扑了上去，拖下水饱餐一顿。韩愈祭的是我国的扬子鳄，俗称“猪婆龙”或“母猪龙”，单凭这俗称，就令人在它面前打个冷噤！
前段时间，这种两栖动物忽然在社会上繁衍了起来：他们在陆地上弄权生蛋，实际却在“海”中捕食，说他们下了“海”，却又在陆地上平平安安以权换大钱，凭着掌握水陆要津的职务、图章、文号，看准目标，大油大荤自会送进嘴来；“红包”不过是小鱼小虾，他们历来看不上眼，论“斤”讲“坨”的钞票，才是他们捕食的目标。你不信？请看《中国检察报》的消息：四川省合川市市委副书记高万成等几条“扬子鳄”，以权诈钱，以“手续费”、“服务费”为名目的回扣就七十四万元！此案破得实在振奋人心，然而这类“母猪龙”未必就只有那么几条，只是有些受害者不免在他们面前噤若寒蝉罢了，因为他们的大嘴利牙会这样唬人：“你送我的轿车，凭什么说我逼你？”
这些不交买路钱就过不了水陆要津的受害者，其心态是十分复杂的，正如这位潮州刺史韩愈一样，对“母猪龙”既愤愤不平，又岂肯“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却又不得不动用百姓的血汗钱，“献上一猪一羊”，他自知“贿妖”之过，愁肠百转，万般无奈：钱，来之不易，谁愿意成坨丢它出去，只为百姓能扬帆下水，找条活路罢了！然而，也有的是有意行贿，吃小亏占大便宜，拉人下水者又当别论。
韩愈毕竟有骨气，他借祭为名，行声讨之实，妖孽当前，依旧发出檄文：如妖孽“冥顽不灵”，“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野史说，有些“山民”真的因此下手捕捉，之后，这两栖“母猪龙”后退六十里。当今“韩愈”们，生逢盛世，又值反腐败时节，实应去掉顾虑，既是“韩愈”又当“山民”，为己除害，为民除奸！
“正确”的空话
题目本身，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真实：我们读到的一些文章，虽然洋洋洒洒、两三千言，却大都是捡来别人嚼过的馍，而且是嚼了多次的馍，当然“正确”得无可挑剔，读起来看一眼标题，横扫一遍，就算过去了，久而久之，有些文章连看都不看了，因为毛主席《反对党八股》中的那些“罪状”，如今的新八股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讲话、写文章，都是为了传播真理，当然首先要正确。然而，任何一种具体真理总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结构，人们只有从不同的层次的内涵去开掘它，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它，才可能对它有一个深入的、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只有从不断的实践中，以敏锐的思想审视去取得，哪怕只从一个新的侧面，有新的认识，都会给人们带来启示。然而，停滞的思维定势，对于鲜活的实践，对于实践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具体真理的层次和侧面，却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仍然停留在“长篇大论”、絮絮叨叨地说人们早已知道的话，说它正确，却落后于新的实践，说它是空话，似乎又亵渎了它，然而结果却是：除了作者、演讲者而外，实在没有人读它、听它，它不过是写了、讲了给上级“看态度”的。
认真地说，这是思想的僵化。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在剧烈变化发展之中，相应地说，解放思想，使主观不断符合客观，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课题，一旦停滞了，就会出现“老一套”，很难用先进的思想引导人。此时此刻，怎么能写出、说出有新意和启发人的讲话来呢？当然，也不乏不少好的文章，问题虽是老问题，也长一些，却有时代的鲜活感。
但愿写文章、讲话、做思想宣传工作的同志，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不断随实践的发展，更新观念，反躬自问，革自己的命，改进宣传工作，提高宣传艺术，让人们乐于接受。
“入世”与“出世”
评职称之类的事，总是僧多粥少；暂时的落榜者将何以处之？一位女士告之：“凭自己平时成绩以‘入世’态度争取，如果上不去，就用‘出世’态度对待之。”不拖泥带水，又“悟”又“了”，佩服！
“入世”者，执着也，因为面对的是“实”和“有”；“出世”者，“空”也，对象空且虚。如何执着？世间总是实、虚共在，空、有并存，什么事都出世，自己一无所有，不行；然而，事无巨细，一概都实，人一呱呱坠地，没有“空”间，恐怕不久于人世；所以，这位女士的“入世”、“出世”并举，倒真有点对立统一的辩证味道。
以写文章为例，如果以之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读书实践，深厚自己的功底，永远寻找新的起点，执着地为人民作贡献，这半点也“空”不得，古来有识之士从来都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然而，为了题目下面的那个符号、滚在地下的几文小铜钱、变铅字的梦魇所迷惑，得不到满足的悲哀与愤恨，刹那生灭的心理得不到满足，没有本非实体的空与虚，那才真叫人备受煎熬。因此，早些认识到个人名位的追求本来“性空”，事业才有“实相”，倒也“六根清净”。
名、位，有其两面性，因执着于人民事业而得的名与位，总与事业长存，它是因为事业的永恒才得到的永恒，名位从来不会孤立存在，是事业的附着物。有此意识，勿论名与位的有无，都自会心地清净；如果不研究事物的本来面目，反其道而行之，执着于个人的“虚”名“空”位，只会走火入魔而堕入孽海。于是，那位女士“入世”、“出世”之论后，寻其思想轨迹，推而想之，也就于诸多事且“悟”且“了”了。此言实在颇堪玩味，特录此以供明鉴。
从“反映情况”说起
有一位普通党员越级反映自己的苦恼，申诉正好转到党委书记手中。书记读罢怒不可遏：“一个小小的学生，竟敢向上级告我的状：越级反映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结果可想而知。人们为这个“小小”的学生悲哀：他被“炙”够了，毕业以后，只好远走高飞，自谋生路去了；然而更为这位“大大”的书记官悲哀：他竟然忘记了党章的规定，党员有越级、直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权利；更可悲的是他心中只有谁大谁小，却不知道：不论官有多大，职位多高，党员在党内都是一名普通党员，都是平等的，都要接受党的监督，无所谓大和小之分。
这种口出狂言的党“官”，也许不会很多；然而另一种官却并非少数：因党员越级反映情况，影响了他的“权威”，揭露了他谋私的“秘密”，他不出声不出气，狠咬反映者一口，让人有苦难言。这些“聪明”官，已经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热点。《包青天》这部片子虽然拍得不太高档，却一直屡放而观看率不衰，正是反映了人们对“清正廉明”、“爱民如子”的好“官”的企盼心态。不是说我们的社会没有清官和好官，只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清浊并存，正邪同在，只是主流不同罢了。对于我们社会非主流的“浊”与“邪”，应该佩服报载的那位农民党员，不惜倾家荡产、沿路乞讨，终于告倒了“土皇帝”，因为他坚信共产党。然而，只要以权谋私的“官”们一日不受到遏制与制裁，受害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民心也会随之飘移，“载舟覆舟”的选择，总还是摆在我们面前。
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为我们提供了减少和消除这种不健康现象的保证：从党内做起，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每个党员都会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教育自己和接受监督。党中央的决定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哀将会逐渐减少以至消失。
“眼皮”“嘴皮”杂说
20世纪50年代，听过农民代表会上对我的批评：“下眼皮长，上眼皮短”。意思是：只看见上级，看不见群众。吃惊之余，逐步明白过来：其实是上下眼皮都长，无视群众，当然也就无视党中央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这样，我虽然经常跑农村，也曾餐风饮露，不过是“雨过地皮湿”，既不“入”，当然就更不“深”。
如今的事，不但有“眼皮”问题，有些人的嘴皮也许更招惹麻烦。试想：他们一旦“深入基层”，眼睛盯住酒席上的大菜，座位下放着下级“孝敬”的“土特产”，上眼皮一下子拉长了。“天”没有了，法也隐退了，脸孔却忽然满面春风。如果只给他们真正的四菜一汤，且公事公办，瞧：下眼皮伸得老长，官架子大得令人憎恶，曾为友的，情义顿时烟消云散；曾为邻的，却似未曾谋面，这肥厚的“嘴皮”竟指挥着整个面部肌肉的变化。
我国饮食文化确实发达，却也造就了一批从不吃素的馋嘴皮，吃国家的积蓄，喝人民的血汗，从不含糊，而且师出有名。这“节”那“庆”，一个小小的“庆”，流进嘴皮的以十万计，流弊所至，竞相攀比，“造就”了不少两个眼皮遮天盖地的畸形人物。所幸如今中央、省委采取了一些坚定、可实施的措施，吃国家、喝公款之风有所收敛。然而，它是我国古来顽症，一时难以根除，稍一疏忽，时过境迁，便又会卷土重来。因此，贵在持之以恒，就能把那些馋嘴皮吊瘦，长眼皮也自会缩短，法纪和人民群众才会在他们眼里有位置。
归原位兮，“嘴皮”和“眼皮”！
石阶颂
三十六年之后，又重新跨进云南大学。眼前宽大的长石阶，使我思绪万千：多少布鞋、皮鞋、高跟鞋踏着这串石阶，去领略会泽院的窗明几净；成百的学者、专家和名流，在它的上面留下青春的足迹；日本飞机向它投过炸弹，国民党宪兵给它抹过血腥，“文化大革命”曾使它蒙受屈辱；如今，莘莘学子又叩击它坚强的肋骨和胸襟。谁能知道，它还要背负多少人跨进那值得羡慕的庭院！
世上何处无石阶！街头巷尾，城市乡村，登泰山“一览众山小”，观浩渺烟波上龙门，上上下下，出出进进有石阶，普天之下见其形。
天下不可无石阶！不论地暗天昏，还是暖风阵阵，它坚实的身躯，总是载人步步迁升；不求扬名于天下，不谋直上于青云。不似蜡烛，照亮别人却泪滴衣襟；不像闪电，发出瞬时的闪光，又送来愤怒的滚滚雷声；不似机器，没有“油水”不运转；不是牛马，扬鞭才奋蹄耕耘。我们正在失落这种石阶精神！在“自我实现”的潮音中，我曾为当石阶而悔恨。殊不知，长阶之下，垫衬着的，是不知名姓的白骨与忠魂。我也曾经在此拾阶而上，而后才知道它们还砌于深山与丛林。我们踏着这新阶梯“自我实现”，又把我们自己当做石阶，砌在石阶的顶头；如此扩展延伸，组合成一个石阶系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君不信？小至昆虫草木，大至日月星辰，无不互为条件，相互依存。
我伫立在这长阶之顶，明白了那奇异的感情：改革开放广泛深入发展，各种思潮摇撼着我们的心旌，在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心里常会打破平衡。乱定静思：值得重新深省，不狂妄，不自卑，更是莫悔恨；我们都需要这又旧又新的石阶精神。
从坐车大反差想到“尊贵”
一位身兼党委书记和厂长、年均上缴几十万元利税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和我有一段谈话，颇堪玩味：“大家都竞相买轿车，攀比豪华，同事也劝我弄上一辆。我告诉他们：钱是职工一角一分苦来的，要用在增添生产设备和改进职工福利上，莫忘了上代人的老传统：勤俭节约！你看，我还是那老式北京吉普。报纸报道：有家企业不惜五百元卖掉了吉普车，为的是更新轿车，你说笑不笑话！其实，节俭才是经营的最现代化的思想。”
斯言不闻之久矣！这位企业领导人的话真是掷地有声、熠熠生辉。大有楚怀王披襟坐在阳台之上，一阵清风袭来，王曰“快哉，此风”之感。
忽又忆起一个“集体所有制”的老板令人惊异的言行：他要和全省最大的企业厂长在轿车档次上平起平坐，于是连换几次车子，最后终于有机会和同牌车停在一起。他满足了！还说：“外国的企业家都是以轿车的档次来显示自己的高贵身份，这是现代意识。”
老板本来文化不高，兼且不读书不看报，自是善于以残次取代优良。他不知，“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洛克菲勒都极为节俭；有东京四分之一房地产的堤义明更是如此，他有一句格言：“节省生财。”也许，老板一类的人会说：“越有钱的人越吝啬。”可是他们却忘记了给自己也勾勒一幅素描：“越穷的人越摆阔。”这里的“穷”自然指的是“穷得只剩下了钱”那样的穷。君不闻，晋朝以“劫远使客商”而致富的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夸富于金谷园，这奢靡的攀比，给后人和百姓留下的不过是腐臭的封建意识和丑恶的人物形象。
豪华轿车能代表“尊贵的身份”？那倒未必。现在，人们都见得多了，就是披金戴银也不怎么样。你乘你的豪华车，他坐他的吉普车，我骑我的自行车，人各有志，各有情趣，谁会瞟你一眼？要受人尊敬，全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心，不是所有的人心都可以用钱买到的，如果更兼财路不正，为富不仁，人们见你，只是嗤之以鼻，说上一句“早该惩治了”，然后拂袖而去，何尊贵之有？也许，这位老板常从铜钱眼中看事物，产生了视觉的虚幻，难免都沾上了铜臭味，竟然自作多情了！
奢靡，是衰亡的征兆，愚昧、落后的病灶，从来为人民所唾弃，何况有的人是用人民的钱争豪华、摆阔气，那就更无尊贵可言，而且必将遭到人民的反对。节俭，是兴旺的标志，现代意识的象征，永远为人民和历史所崇敬。这应该是坐车大反差的提示给我们的思考。
面对下跪的倾斜与平衡
偶尔涉足纸醉金迷的豪华夜总会，受到侍应小姐的下跪沏茶，连日于心不安，仿佛摄取了某种罪过，本已平静的心态，陡然一个大倾斜。只是又听一位老板说：侍应小姐下跪沏茶，是对他的“高度尊重”，他是千金买来个“心理平衡”。
本来，跪、坐、站不过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动作形态，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含意，把它当做一种在矮桌上沏茶的方便，也就罢了，偏偏我和老板在那里各想一方，自作多情！
毕竟，历史的沉淀赋予下跪以特定的含意，它总是和这样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小的”、“在下”、“请老爷的安！”“请饶恕我吧！”“上帝啊！”“原谅我的罪过吧！”它意味着一种人格的附属和占有关系。这是一个已经发黑、却消逝不掉的深深烙印；我和老板仍然是鲁迅笔下的人物：我是那剪了辫子的“假洋鬼子”，对等地站着握手才算新潮；而这位老板却好像辫子盘在头顶上的赵太爷，要阿Q“赤膊磕头”，才是称心如意；年轻的侍应小姐，也未必心甘情愿，不过出于无奈罢了！
在历史的烙印没有消逝之前，人，还是站着过日子的好。站着，展示了平等的人的尊严；对人，对客人，对上司，站着的典雅、客气、温柔和风情，潇洒和大方，未必不讨客人的欢喜和羡慕；跪着自惭形秽的扭曲和人的本性实在不相匹配，和“小姐”的称号也格格不入；对于人性尚未扭曲的“假洋鬼子”，只会带来心理上的大倾斜；“赵太爷”用千金买个下跪面前的“心理平衡”，不过是一种拜金主义者的海市蜃楼，大海中的虚幻。
真正的尊敬，需要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去获取；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人走茶凉”是本意
“唉，真是人一走茶就凉！”常听到这种慨叹和愤恨，把一腔怒火喷向别人。
其实这又何必，只要心悟一开，就会知道“人走茶凉”是人生本意，快乐也就从心中油然而起了。人和人的关系本由“因”、“缘”而生。这“因”是主观因素，“缘”乃客观条件。这难以预测的因缘变幻，一生中不知要变换多少地方和单位，因缘万花筒似的组合，把人的一生点染得色彩斑斓；在一个地方或单位的色彩，你可能特别喜欢，于是有了千般钟情，不想离开它，只是全未想到这因缘不是一个摸得着、抓得住的实体，却是一个变幻万端的精灵，它也许会对那独有的钟情捉弄一番，叫你离开你钟情之所，割舍这依依之情，就不免痛苦甚至流泪；然而因缘这精灵却一点也不留情，开过了玩笑就走，丢下给你“情由幻生”这句话去思索。如果想不通，这精灵又悄无痕迹地回来，给你开另一个玩笑：让你回钟情之所去捡拾残破的旧梦，而后又无声无息地溜走，再也不回来了，这时已是“因”断“缘”绝。回到那钟情之所，你那杯过去喝过的茶，因为你已然不在，就再也没有人给你添热茶，自然也就“人走茶凉”了。所以，“人走茶凉”是“因断缘绝”中应有之意，只不过人的七情六欲让人哀叹罢了！比如说，有的在钟爱之所权欲得到满足，是既得利益者，一旦从惯常运行的轨道中抛出来，成为一颗爱恨具备、到处乱撞的小行星时，“人走茶凉”之说，就包含了一种愤怒了。如果能悟到在因缘面前，这七情六欲也是无可奈何，情也无常、欲也无常，只能化做泡影之时，就会悟解心开，平静的快乐就会从心中逐渐油然而生。
在变幻的因缘面前，情欲无常，境由心造：一旦开悟，“人走茶凉”就是一种快乐的心境。
戏跑“肥缺”
明代正德年间，昆明安宁温泉出了一个大人物，名叫杨一清。他是中国千古宰相中的唯一云南人，当时称为“内阁首辅”或“首辅”“宰辅”。他不但是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在《明史·艺文志》中留有几十卷着作。他为官清廉，对下属要求很严，只是当时官风不正，不少人踏破门槛来他府上跑“肥缺”，想到那些富庶的州县做官。
他恨这些人，想了个法子逗他们。他对那些人说：“天下之富庶，莫如云南之安宁州。”他说了安宁州的两首民谣：“上有‘上钱府’（上权甫。昆明人把权字读为钱字，‘甫’、‘府’同音），下有‘下钱府’（下权甫），吹吹打打吃晌午。”“一州辖三县（罗次、安宁、禄丰），右有赤龙城，左有打金甸（谐‘店’音），金花银花铺满院。”这些人一听，都要求放他们到安宁为官。
这些官后来纷纷从安宁跑回来，埋怨杨一清，杨一清说，他没骗他们，民谣说的都是事实。百姓大都以杂粮、土豆为生，吃中午饭只把杂粮饼或土豆放进火塘里烤，烤熟了拿出来用嘴吹、用手打去灰，“三吹三打”就吃，所以说是“吹吹打打吃晌午”。这“吹吹打打吃晌午”，不是吃饭有音乐伴奏。第二首中“金花银花铺满院”，是说这里土地瘠薄，金银花倒长得很好，不是金子银子铺满地。杨一清还说：你们发财迷了心窍，把这两首民谣向另一个方向理解了。就此教育他们：为官要到穷地方，多为百姓做实事，让百姓富起来。
送画讥贪官
明代成化年间，云南镇守使钱能搜刮民财无数，民间有谚云：“钱能不走地无皮。”当时的监察副使陈骐，数次弹劾他，成化皇帝才把他调到南京任守备。临行前，陈骐来拜访他，一进门就笑道：“恭贺钱大人升官了！”钱能脸一阵红一阵白，官场都知他这是降了：云南镇守使是云南王，南京守备不过是管管南京少得可怜的兵卒的一个参将。
钱能请陈骐到中堂坐定，上了茶，陈骐才道：“钱大人要离开云南了，听说大人爱画，下官送上昆明山水画一幅，是下官的拙作，就此献丑了。”陈骐展开画轴，果然是一幅酣畅淋漓的昆明山水水墨画，还有一首题诗是用狂草写的，钱能看不懂，却又不好问，心中却有些疑惑：这陈骐玩的什么鬼花招？只是又不好明说，待送走了陈骐，他拿了画去问人，可是人人都说诗画俱佳，却又谁也不愿念出，都想出出他的洋相，说道：“这是说昆明山水很好，意思是请大人莫忘记昆明，作个留念。”既是人人都这么说，钱能也就信了。
后来，钱能到了南京和一些富豪争相夸富时，展出了那些稀世珍宝，也展出了这幅画，借以显示他在昆明的地位。不料人人都说这幅画是骂他的，他不相信，请了另外的人来读，还请人写出了正楷一看，气得两眼一翻，昏过去了。诗云：
来时萧索去时丰，国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拿进画图中！
人们把钱能救醒过来时，钱能把这幅画撕得粉碎。自这之后，他愈见衰老，没有多久便气死了。
爷爷的脊背
做了爷爷，我这爷爷的爷爷的面孔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仿佛是不久前的事，爷爷背着三四岁的我去赶庙会，我趴在爷爷的背上，摇着“乒乓”响的拨浪鼓，嗅着他那做银匠留下的淡淡硝镪水味，在爷爷背上欢呼雀跃。爷爷转回头来笑道：“别乱蹦！爷爷老了，经不住你蹦！”爷爷胡子花白，满脸沟沟壑壑，沟壑中洋溢出幸福的笑容，那笑容令我至今难以忘怀。也许趴在爷爷的背上就有一种安全感，也许是爷爷的性格异常随和，也许是祖孙血缘的亲和力，只要见了爷爷就骗他背我，别人背，我还不要。
六十七年过去了，从前的孙子也变成了爷爷。我这曾经负重光荣、屈辱的脊背，趴过一个外孙，如今又有一个两岁半的孙子总喜欢趴在我背上，别人背，他哭着嚷着不要，总是拼命拉着我衣服后面的下摆，叫道：“爷爷背！爷爷背！”待我蹲下来他就笑了，猛扑在我背上，活蹦乱跳地又哼又唱，我不自觉地就说出了那句我爷爷曾对我说过的话：“别乱蹦！爷爷老了，经不起你蹦！”说完，回头看看他那高兴的模样，心中油然涌出一股说不清的甜蜜感。老伴怕我这把七十岁的老骨头太累、摔倒，总是叨叨，说我不该再背孙子。我却总是回答她：“只要背得动，我还想背！”背孙子肯定是累的，可在这累中我却体味着太多的感受，血缘强烈的亲和力、爱护的崇高、幸福的甜美、义务的神圣……每当我在街上看到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背着孙辈时，我就在想，他们的感受肯定和我一样！
一天，一位老朋友来访，问我还背不背孙子，我如实回答，他说他也喜欢背，接着还向我倾倒了一通说法：带孩子也是一种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生产力，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延续下去，把孙子带好也是优质劳动。我带着背孙子的自得和理论去参加一个老同志的聚会，有人在聚会上念了一首在老同志中很流行的顺口溜，这首名为《好好地乐》的顺口溜中有这样的说法：“好好地乐，好好地活，莫叫儿孙绊住脚！”听完后，我说还得再加两句：“一旦螃蟹咬着鹭鸶脚，你就寻找新感觉！”有人不解，我就如实告之我的背孙子感受和理论，众人听后拍手大笑，尽皆称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