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影响，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以及税收问题。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1819年他曾被选为下院议员，极力主张议会改革，鼓吹自由贸易。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1772年，李嘉图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资产阶级犹太移民家庭，在十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童年所受教育不多，14岁时便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1岁时就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很快便获得成功，到25岁时他已拥有200万英镑财产。这时的李嘉图深感早年教育不足，因此在经济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开始自学。1799年的一次乡村度假里，他偶然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从此，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当时英国突出的经济问题是“黄金价格”和“谷物法”，他热心地参与这两个问题的辩论。
参加社会经济问题的辩论促进了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写作。1817年他发表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该书被誉为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的又一经济学巨著，李嘉图也因此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所处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波及到各个行业英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普遍建立，怎样使资本主义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当时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但由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政权实际上落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手中。长时期来他们维护旧的政策法令，保护甚至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限制工业资本的发展，一度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间的妥协终于破裂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书中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以发展生产力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要求。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把分配问题作为论述的中心，运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的抽象法。李嘉图认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是个人利益，是追求个人功利，即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而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符合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实际上是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资本家追求利润的个人利益与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和社会进步看作是一致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论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他还论述了货币理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赋税的一般原理和原则。该书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要发展，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完成阶段。
李嘉图的理论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一个家庭里，家庭主妇能比保姆更好地教育和抚养自己的子女，但由于她外出工作每小时的工资是10元，而保姆每小时的工资是1元，那么，经济上最合理的安排是：家庭主妇外出工作，获得每小时10元的工资，用其中的1元给保姆，这样，这个家庭可以获得9元的剩余。尽管家庭主妇在教育子女和外出打工两方面都胜过保姆，但是她外出工作是相对效益最大的，这就是她的比较优势。同理，对于两个国家而言，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即使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在两种产品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
当今的经济发展主流思维认为，在国际领域开展贸易，让每个国家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最行之有效的道路，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简单延伸。
但我们也应看到，比较优势这一整洁完美的理论正遭到繁杂现实的挑战。2005年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之间的摩擦就最好的揭示了李嘉图理论作为发展战略的误区。
中国的纺织业据官方声称吸纳了近2000万的就业人口，而美国和欧洲的纺织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充其量不过几十万。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和欧洲应该放弃他们在纺织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并将其让位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发挥后者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既是相对比较优势，也是绝对优势）。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发达国家几十万人的小产业上。
1.如果欧美放弃纺织品行业，这几十万的产业工人将面临巨大的工作转型的挑战，让这部分工人从纺织业转移到高技术行业或是其他欧美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其中的培训和迁移成本远远高于这些产业工人的年薪收入。
2.这几十万工人的政治能力是巨大的。这几十万人可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政治能量去游说本地的议员们，进而动用这些议员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资本给本国的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的纺织品加以限制。因此，纺织品贸易之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就业之战，是几十万欧美纺织工人同近2000万中国纺织工人的政治较量。在这种政治较量中，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出口国，是难以完全制胜的——尽管我们的政府官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为这个博弈的主战场不在中国，也不在WTO，而是在欧美的纺织业比较聚积的地区。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2000万人的就业相对于中国尚未转移的3亿多农村劳动力以及每年上千万的新增劳动力而言，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指望继续扩大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产品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其道路可谓艰难至极。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再进一步分析，纺织品贸易还凸显出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很多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在纺织品出口上赚取的利润差额远远不到10%。事实上，全球70%以上的纺织品进出口都是由若干家以香港为总部的公司所掌握，所以中国在所谓“中国制造”的游戏中，得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劳动力就业以及极为可怜的利润份额，这样的发展显然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产品升级和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可见，以大卫·李嘉图为先锋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而言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把它推广到发展战略，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上时，就出现了致命的硬伤。
1.来自于国际政治的困难。
当年大卫·李嘉图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力主废除保护地主阶层利益的《玉米法》时，面对的主要是英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势力，而如今，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所面对的是发达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不论在国家的数量上还是在人口上都占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则占少数，但这些少数国家的市场容量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容量，因此，少数国家对于多数国家在谈判问题上反而是占有优势的。考虑到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来自国内特定阶层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指望发达国家不断地开放市场、不断地让出那些已经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明显是不现实的。
2.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潜在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它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目前，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远远没有完全开发，包括中部、西部及东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只有这部分市场不断地开发出来，中国的企业才能更加顺利地发展，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也只有这样，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才能够从根本上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