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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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来到摩尔根身边

2008年11月1日7时18分,一位百岁长者溘然长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他便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科学的奠基人谈家桢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

在我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的时候,跟谈家桢教授有过许多交往。我们曾经一起前往北京出席中国科协的会议,同住在北京京西宾馆。在那里,他接受我的采访,详细地谈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波折,他还送我在美国留学时的珍贵照片……

1980年3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大厅里,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1500多名代表与中央领导人合影。在合影时,谈家桢与一位白发苍苍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他俩意味深长地说:“今天,也是我们50年师生之谊的纪念照!”

谈家桢,中等个子,身体壮实,前额宽广,当时虽然年已七旬,仍然显得很精神。他祖籍浙江宁波,1909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二)生于浙江慈溪县邮政局楼上。他的父亲当时是邮政局局长。由于他父亲的工作常调动,所以谈家桢在少年时代到过浙江好多地方。他念过私塾。在宁波斐迪中学读完初中,在湖州东吴第三中学读完高中。

那位皓首银发、高个子、脸膛黑里透红的代表,叫李汝祺。他当时已是86岁高龄,曾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生物系遗传室主任,天津人。

1930年,李汝祺任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当时,谈家桢从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出于景慕李汝祺教授之情,特地千里迢迢来到燕京大学生物系,在李汝祺门下当研究生。

李汝祺是一个脾气和善、治学严谨的人,他主张对学生“教而不包”。他认为,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是最重要的。正因这样,他对年仅21岁的谈家桢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给予指点,平时放手让他自己钻研。谈家桢非常勤奋,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写出好几篇遗传学论文,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其中,有一个研究题目是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出的——《异色瓢虫色斑的变异遗传规律》。瓢虫,俗称“花姑娘”,谈家桢像着了迷似的,捕捉各种瓢虫,细心研究,写出了论文,受到老师们的好评。

李汝祺是美国著名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866—1945)的高足,在1919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在摩尔根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李汝祺那套“教而不包”的培养学生的方法,便是从摩尔根那里学来的。李汝祺在言谈之中,非常推崇摩尔根,使谈家桢也非常向往这位太平洋彼岸的遗传学泰斗,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在李汝祺身边攻读了一年半之后,谈家桢回到了苏州东吴大学,在那里任教。李汝祺把谈家桢的论文《异色瓢虫色斑的变异遗传规律》转给了摩尔根,另外两篇在国外杂志发表。

摩尔根看了谈家桢的论文,非常赞赏,希望谈家桢到他的实验室里当博士研究生。

1934年,谈家桢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成为摩尔根的研究生。

摩尔根身材颀长,大胡子,前额微秃,双眼闪耀着聪颖而坚定的目光。他早年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进行性别决定、授精、再生、发育等方面实验。后来,他转入研究遗传学,在遗传学的奠基人——奥地利神父孟德尔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著名的基因学说。他还曾从果蝇的实验遗传学研究中,论证了染色体遗传学说并进而提出基因理论。1933年,摩尔根荣获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谈家桢第一次见到摩尔根,显得十分拘谨。然而,摩尔根那谦逊的为人,很快就使谈家桢打消了顾虑。尽管当时摩尔根由于获得诺贝尔奖,社会活动异常繁忙,但他总是抽时间指导谈家桢,果真如李汝祺所说,摩尔根对学生热忱而尊重,充分发挥学生的独创精神。摩尔根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谈家桢,而是让他去独立思考、自由发展。

不久,谈家桢还发现,摩尔根以自己为核心,以他的研究生、助手为成员,组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进行各种研究。摩尔根对遗传学的重大贡献——发现“伴性遗传现象”,提出“遗传学第三定律”(连锁交换法则),建立染色体遗传学说和基因理论,便是摩尔根和他的几位学生共同研究取得的成果。摩尔根学识渊博,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在许多领域中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可以培养一代新人,使学生们得到锻炼。后来,摩尔根的学生斯多芬、穆勒和布里治,都成为国际上著名的遗传学家,其中斯多芬、布里治和摩尔根共享诺贝尔奖金,而穆勒曾独自获得诺贝尔奖。

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谈家桢从事果蝇进化遗传学的研究,利用当时刚发现的巨大唾腺染色体,进行种内和种间的染色体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的探索。在三年时间里,他发表了十余篇科学论文,登载在美、英、德等国的一些学术性刊物上,有些论文被国际上公认为经典著作,对现代进行综合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半个世纪之后,《科学美国人》等杂志,还引用、介绍了他的这些研究工作。

谈家桢获博士学位后,于1937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十多年之久,曾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谈家桢刚回国,“七七事变”便爆发了。紧接着,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不久,战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学搬迁了,教师和学生过着动荡的生活。那时候,浙江大学曾搬到浙江建德,又搬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时而在破庙里上课,时而把山洞当课堂,头上有日军的飞机,地上有日军的追兵。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谈家桢与王淦昌、贝时璋、苏步青、钱人元、王葆仁、卢鹤绂等教授们一起坚持教学工作。稍有空余,谈家桢便研读摩尔根的著作《基因论》、《实验胚胎学》。在贵州湄潭,谈家桢捕捉了瓢虫、果蝇,在祠堂里进行研究,发现了“嵌镶显性现象”。这种现象是这样的: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组成不同的斑纹。在第二代瓢虫的鞘翅上,父、母体的黑色斑纹都显示了出来,而黄色斑纹则被掩盖起来……后来,谈家桢进一步加以研究,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遗传学理论。

1945年,谈家桢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他根据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关于瓢虫色斑遗传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嵌镶显性遗传理论”,深受当时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这一工作是他对遗传学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