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诏历代帝王陵寝，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岁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县常禁樵采；仍诏吴越国王钱淑修奉禹墓。其时天下未一，而首发此诏，可谓盛德之事。惜当日儒臣考之不审，以致传讹后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者，按刘向曰：“文、武、周公葬于毕。”《皮记·周本纪》“太史公曰：毕在镐东南杜中。”《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郭璞《山海经》注同。《书》序：“周公亮，成王葬于毕。”传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义曰：“按《帝王世纪》云：“文，武葬于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亦云：“毕在杜南，与毕陌别。”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县之中甚明。而今乃祭于渭北咸阳县之北十五里，盖据颜师古《刘向传》注：“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之误。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纪》未正义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辩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诬乎！至云后魏孝文帝氏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尤谬。《魏书》言：帝孝于文明大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馀营寿宫，遂有终焉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湹西，以为山陵之所，而方山虚宫，号曰万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湹西者，洛阳也。孝文自代迁洛，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孙，名宝炬，以南阳王，为字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书》出于东朝，不载其事。而《北史》为立本纪，且曰：“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屣之意。’”然则今富平县东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
上有宋碑，乃谬指为孝文之葬，而历代因之，岂非五代丧乱之馀，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尔颁行，不遑寻究，以至于今日乎？嗟乎，近事之著在史书灼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与之考桥山，订苍梧，其茫然而失据也宜矣！
又考《册府元龟》：“唐高宗显庆二年二月，帝在洛阳宫，遣使以少牢祭汉光武、后魏孝文帝陵。”则孝文之祭在洛阳，于唐时未误。又曰：“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诏以周文王、武王柯在咸阳县，俾有司修饰。”则似已在渭北矣。《魏书》：“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澧、武王于镐。”《隋书》“把周文王、武王于澧、渭之郊。”《旧唐书》“周文王、大公配祭于澧，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镐。”并与《皇览》之言合，自古所传当在渭南。又韩文公《南山诗》“前寻径杜墅，堂蔽毕原陋。”亦谓其在杜中。韩即元和间人，或其遗迹未泯。宪宗之诏言词不言墓，非一地也。
乾德四年诏，误以魏孝文、文帝为一人。《淳化阁帖》误以梁高祖武帝为二人。
尧家灵台
《汉书·地理志》“济阴成阳有尧冢灵台。”《后汉书·章帝纪》“元和二年二月，东巡狩，使使者词唐尧于成阳灵台。”《安帝纪》“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皇览》云：“尧冢在济阴成阳。”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水经注》“城阳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日灵台。乡日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鱼笋，不敢采捕。庙前并列数碑，括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徐步，中山夫人词，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馀。中山夫人洞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宋史》“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已卯，知催州韩锋言：‘尧陵在雷泽县东穣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庙。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户，免其租，奉洒扫，从之。”而《集古录》有汉尧祠及尧母词碑，是庙与碑宋时犹在也。然开宝之诏，帝尧之祠乃在郓州，意者自石晋开运之初，黄河决于曹、濮，尧陵为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后代因之，不复考正矣。
舜涉方乃死，见于《书》。禹会诸侯于涂山，见于《传》。惟尧不闻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此战国时人之说也。自此以后，《吕氏春秋》则曰“尧葬于穣林”，太史公则曰“尧作游成阳”，刘向则曰“尧葬济阴”，《竹书纪年》则曰“帝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涉于陶”。《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而尧之家始定于成阳矣，但尧都、平阳相去甚远，毫期之年，禅位之后，岂复有巡游之事哉？囚尧惬朱之说，并出于《竹书》，而鄄城之迹亦复相近。《诗》、《书》所不载，千世之远，其安能信之？
《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注：“《吕氏春秋》曰：尧葬和林。”今成阳县西。东阿县城次乡中、储阳县湘亭南皆有尧冢。”
《临汾县志》曰：“尧陵在城东七十里，俗谓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徐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馀，其庙正殿三间，庞十间，山后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记。窃考舜涉方乃死，其后在九疑。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其陵在会稽。惟尧之巡狩不见经传，而此其国都之地，则此陵为尧陵无疑也。”按志所论，似为近理；但自汉以来，皆云尧葬济阴成阳，未敢以往人之言为信。
主饲
《汉书·万石君传》“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于定国传》“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饲，号曰于公洞。”《汉纪》“奕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词。”此后世生祠之始。
今代无官不建生饲，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旧唐书》“狄仁杰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则唐时已有之矣。《后汉书》“张翁为越巂太守，有遗爱。其子湍复为太守，蛮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蛮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则魏人之因子而毁其父祠，曾越售蛮人之不若邪。
主碑
《西京杂记》“平陵曹敞，其师吴章为王莽所杀，人无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师。敞时为司徒椽，独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此生立碑之始县。
《晋书》“南阳王模为公师藩等所攻，广平太守丁绍率众救模，模感绍德，敕国人为绍生立碑。”“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史之所书，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圣历二年，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以金石刻，县令以状申于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按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旧唐书·郑瀚传》“改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德者，瀚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是唐时颂官长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诏诸道长贰，有异政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毕衮之权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无以风劝，而植于道旁，亦无过而视之者，不旋睡而与他人作镇石矣。
《册府允龟众“宋瓃为相，奏言：‘臣伏见韶州奏事云：广州与臣立遗爱颂。夫碑所以颂德纪功，臣在郡日，课无所称，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书能，滥承恩施？见在枢密，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广府即停。’从之。时郑州百姓亦为前刺史孟温礼树碑，因是亦命罢之。”
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诗人“明年塞北清蕃落，应建生柯请立碑。”以晋公之勋名而颂祝之辞止此，当日碑词之难得可知矣。
张公素
《太明一统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张仲素。德宗时，以列将事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耀平州刺史。允伸卒，诏仲素代为节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旧《唐书》列传，则云：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破降回鹊，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变起，奔京师军中，以张允伸总后务，诏赐族节，在镇二十三年，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张公素以军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为副大使。公素以兵来会丧，简会出奔，诏以公素为节度使。性暴厉，眸子多白，燕人号白眼相公。为李茂勋所袭，奔京师，贬复州司户参军。按卢龙节度使前往三人皆张姓，日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详其历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简会，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时甚远，且又安取此篡夺暴戾之人而载之名宦乎？今滦州乃耙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贻千载之笑也已。
又考唐时别有一张仲素，字绘之。元和中为翰林学士，有诗名。《旧唐书·杨放陵传》所谓屯田员外郎张仲素，白居易《燕子楼诗》序所谓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绩之。即其人也，然非卢龙节度使。
王亘
《肇庆府志》“宋王亘，淳熙中为博罗令，筑随龙、苏村二堤，民赖其利。后知南恩。”《一统志》误作“王旦。”今《博罗名宦》称：“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罗令。”而不知文正未尝为此官。淳熙，又孝宗年号也。盖士不读书，而把典之荒唐也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