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02年2月。
［创刊地点］日本横滨。
［创刊背景］
《新民丛报》是戊戌变法后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最有代表性的刊物。它以“维新吾民”为宗旨，即《大学》“新民”之意。本报为半月刊。梁启超主编。撰稿人有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分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中国近事、海外汇报、教育、小说等栏。初期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输入欧美资产阶级各派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力倡“民族主义”；激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积极鼓吹和推进新文体。语言明白流畅，文笔生动犀利，深受读者欢迎。畅销时，一期售至一万三千余份。后在革命形势高涨下，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并与《民报》就革命与保皇、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土地国有”等问题展开论战，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严正驳斥。1907年冬停刊。共出九十六期。有汇编本。
［作者梁启超小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幼年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希望通过科举的门径进入仕途，并于1889年年考中了举人。1890年，他谒见康有为，得知许多新道理、新知识，眼界大开，“自是决然舍去旧学”，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有力助手。
中日甲午战争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致力于维新运动：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1896年，担任《时务报》主笔，以生动流畅的文字宣传新思想，在社会上发生了重大影响；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到京师筹办保国会并主持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
从1898年底到1903年初，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西方思想，批判封建思想，抨击当政的守旧派，推动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政治上，梁氏基本上是主张改良主义。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他的思想日趋保守，1906年至1907年，连续发表了《开明专制论》、《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与革命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907年，又组织政闻社，以推动立宪运动为主要目标。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依靠袁世凯，组织进步党，并担任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等职。1915年，因反对帝制，策动并参加了武装反袁起义。
1917年，又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1917年底，他离开政界，从事学术活动。1918年底，赴欧考察。
晚年的梁启超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和讲学活动方面，曾执教于清华研究院，并一度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9年1月，病逝在北京协和医院。他的著作由后人集中起来，编为《饮冰室合集》。
［创刊词译文］
《本馆告白》
粱启超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
本报取《大学》中的新民之义。笔者以为要想使旧的变为新的国家，首先使人民的思想呈现出新的面貌。中国之所以不能振兴。是由于人民智慧尚未开启，缺乏一种公法意识。所以本报针对这一问题，应采取融合中西方教育的方法，为我国的教育方针，广泛搜集政学理论为我国的知者之本。
本报以教育为主导，以政论为依托，但是从整个世界来看，有重在国家主义教育的趋势，所以政治也不能不讲。其目的是为了引导人民从思想意识上得以提升。至于政府目前所做的几件事的得与失，在此就不费笔墨了。
本报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以国家民族的公益为目的。所提观点是极为公平的，决不偏于哪一个党派。不要有汉武帝时期那个灌夫式的骂座之语，以致影响国家的民风，因为错误并不在他一个人；也不用危险激烈的语言，目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得以醒悟。
［焦点评析］
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梁启超主张渐进的改良。他虽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过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甚至厉言“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而，就创刊词而言，则可窥见其“持论”必须“公平”的主张。1903年，梁启超赴美洲游历，他对美国的繁荣不胜折服，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美国的富强是由于有民主制度作基础，有完美的宪法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有高素质的国民。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素质太差，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共和制度的条件，以当时中国人的缺点，若行共和制度，“无异于自杀其国也”，必须“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后，再“与之谈华盛顿之事”。他还对中国的革命史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皆为“私人野心的革命”。它造成强权横行、暴力和动乱不已、百姓倍受苦难、社会停滞甚至倒退。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的是理性的、和平的改革，而不是非理性的暴力革命。至此，《新民丛报》已完全站在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的对立面。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向《新民丛报》发起攻击，双方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思想宣传战。
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时，已经声名大噪，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戊戌后的几年里，他更成为中国舆论界执牛耳者。《清议报》、《新民丛报》不胫而走，梁氏所宣传的新学说、新知识，使无数人倾倒，他几乎将整个思想界造成了他的天下，全社会都受他的影响，接受他的领导。1902年，黄遵宪在致梁启超的信中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其合掌膜拜而已。”后来的学者对梁启超的宣传业绩也给予极高的评价，李剑农称他是“言论界之骄子”，林语堂则将他视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梁启超之所以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首先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宣传了一整套先进的、新颖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用新的现代意识、现代理论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正处在新旧过渡时期的人们开启了智慧的源泉，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如在创刊词中，他宣传要“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这是因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未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号召人们必须具有资产阶级爱国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人人“自护其权利”，“勿为古人之奴隶”，痛斥汉学宋学的种种封建传统学理观念，号召“勿为世俗之奴隶”，而大力发挥勇敢进取意志。从创刊词生发开去的这种宣传，结合对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大量介绍，完全符合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欢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
梁任公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和20世纪交替的数年中，随着新学堂的兴办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产生了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批人二十岁上下、血气方刚、志向不凡，他们不满清廷的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对新思想、新知识充满渴望。读了梁启超的宣传文字，他们眼前顿时呈现出一个气象万千的新世界，无不欢欣激动。《新民丛报》第16号曾刊载一篇《读新民丛报感而作歌》，其所受感动激励，可为上述作一印证：
瓯滨一士空山居，朝朝局促困书帷，忽从海外得鸿秘，脑球意界颇发舒。有时徘徊起立疾拨扉，蓦然狂走周旋数十围，思想自由入非非，忽跃九天忽蛰九渊脑电飞。有时放眼碧海穷尾阃，潮来潮去洪钧。大气相吸嘘，晓日初出月溢涌，丈夫对此生雄图……
梁启超的贡献较同代的任何人都大。“这种大量新鲜知识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眼界，看到了世界原来有那么大那么多和那么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新鲜知识中，介绍进来了大量新鲜的理论、观点、标准、尺度，使人们知道了原来除了古圣昔贤之外，世界还有那么多精深博雅的思想和道理、原则和方法。也正是从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比映照中，才使人们更感自己民族的落后，才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都在这种知识和观念的宣传介绍中不攻自破，褪去神圣的颜色，失去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受到理性的怀疑和检验。这就正是启蒙的力量和启蒙的意义。”美国学者张灏认为：梁启超比五四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他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有代表性。他还说：“梁启超的国民理想看来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
在创刊词的写作中，他使用浅近文言，并以口头平易之语入文，以求通俗易懂地说明新思理；他打破传统古文的清规戒律，自由灵活地运用各种字句语调，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语录典故，这种“新文体”的创刊词，特别适用于大众宣传，对于当时的青年学子更是别具魅力。他的《少年中国说》便是一篇典型作品：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裈裈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如此富于激情与气势的文字，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穿透力，大量形象生动的譬喻错综排列，用诗文合一的手法极力铺展，在层叠的排比、对比、对偶句中夹以韵文，造成强烈的节奏感。读了这样恣肆奔放、酣畅淋漓的文章。是不能不受到震荡和感动的。胡适曾深有感受地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在一本介绍梁启超生平事迹的小册子里对晚清一班“青年文豪”的文章风格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谭嗣同的文章壮丽顽艳但不够通俗；夏曾佑的文章夹杂着庄子及佛学语言，不易为广大读者接受；章太炎的文章高古淹雅，有王充《论衡》之遗风，但深奥难懂；严复的文章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缺乏气魄；林纾的文章恬淡条畅但只适小品；至于陈三立、马其昶、章士钊等人的文字，也都有明显的缺陷。吴其昌认为：真正能够做到“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这段评论。出自梁启超学生之笔，难免有溢美的成分，但仅就风格及影响而言，称梁启超的文章冠绝时人，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
在主编《新民丛报》期间，梁启超还对报纸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套自由主义的报学主张，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念。
梁启超强调，报纸要具有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引导国民走上进步之途。“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达此目的，恒须借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新海潮，如常雪界之冷气与地平之热气相摩而成新空气，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而报馆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也。”报纸传播新思想，必然会与旧思想、旧势力发生冲突，报人要具有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甘以一身为万矢的。同时，对各种外来思想，也不能不加选择地盲目宣传，还应当“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
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衡量报纸之良否的四条标准：一是宗旨定而高，二是思想新而正，三是材料富而当，四是报事速而确。他所阐述的一系列办报主张，是在吸收国外先进报学理论，总结自己的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标志着近代国人对报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主张对于报界提高办报水平、充分发挥报纸的社会功能、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近代以报刊为阵地进行启蒙宣传的著名人物，从1898年到1903年是他报刊生涯中的旭日时期。他在近代报刊政论文体的基础上开创的“报章体”（或称“时务文体”），打破了传统格式，摒弃了陈词套语，采用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时杂以俚语、韵语等生活语言，新鲜生动，叙事论理糅和着作者的感情，对读者的感染力极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手笔，当他在政治上成为阻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后。最终还是被摘去了舆论界骄子的桂冠。
然而，平心而论，梁启超在其躬行改良思想上，那种始终如一的渐进革命之精神，则是表里如一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