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闻报》创刊后，也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诽议，夏曾佑1897年12月《致汪康年书》云：“弟等报馆日来尚有长进，而阻力离心力随之。设法消之，甚非易易。”次年三月又《致汪康年书》：“敝馆国家压力，前者已去，后者方来，然尚能因应。”为了保全这块舆论阵地，严复等人把报纸假盘给了日本人。《国闻报》从1898年3月27日起对外宣称因“销行不广，资本折阅”，已出盘给日本人西村博接办，并将公元纪年取消，改用日本明治年号。1898年5月，有人向清政府奏劾：“天津设有国闻报馆，或谓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合股所开。本年三月间，归日本人经理，而水师学堂学生译报如故，请饬查禁。”上谕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查明该报馆现办情形及道员严复有无与外人勾串之事”。王文韶派人调查，因查无实据，此事遂不了了之。由于借外人为护符，《国闻报》在百日维新期间仍不断刊载有关维新运动的文字。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国闻报》才真正卖给了日本人。
严复为《国闻报》所写的创刊词，其宗旨是为了开启民智，唤醒民众。以求自强。
严复的政治嗅觉异常敏感，思路极为开阔，并且大量糅进了“君主立宪”的变法思想，力求学习列强强盛先进的国家机制。还举出一些例子，阐明国家不能强盛的原因以及所应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严复在创刊词中首先强调了通下情的重要性。这说明当时的他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了“国立民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纵观我国的历史。可以说历朝历代大都采取了愚民政策的统治手段。他们以为民众越愚昧越容易统治。事实并非如此。从秦朝末年开始，一次次的农民大起义，大大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当封建统治风雨飘摇、穷途末路的时候，严复和他的同仁们，通过办报这一舆论阵地，奋起疾呼，决心以身报国，力求变法，强烈渴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落后贫弱的面貌。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思想范畴，仍寄希望于开明的君主，借助真力量来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然而事与愿违，本不愿流血，不愿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但却无谓地牺牲了无数有识之士，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
通过办报来开启民智。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然而他们的思想基础已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成其伟大的宿愿！
［附］严复《原强》（译文）
……人生有三大要事，人的强弱存亡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一是血气体力的强壮，二是聪明才智的发达，三是道德仁义观念的具备。……
由此来观察现在的中国人民，他们的身体、智慧和道德三个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前不久，日本用寥寥的几艘军舰，区区的数万部队，一战便夺走了中国最为亲密的藩属国朝鲜；再战而使我大清的陪都沈阳震动；三战而占据中国设防最为坚固的旅顺海口；四战而消灭中国的北洋水师。假使是议和不成的话，则北京周围戒严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现在，皇帝已赫然震怒，想改弦更张。可是，对京内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以至部院各堂官，京外的二十四行省的总督巡抚，普遍地加以探访，竟没有一个人足以担负得起御侮折冲的重任！
假使现在有一个人，感愤于中国积贫积弱，攘臂而高声说道：“为什么不让我来治理国家？要是让我来治理，则国家的事情只需要几下子就可以处理好，不出十年，问题就可以解决。”要是问他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他便会说：“中国之所以不能振兴的原因，不在于法律有什么过错，问题在于执行不力。祖宗所立下的规矩都还存在，我将切实地加以遵行。”于是，督促检查的命令下来了，检举揭发的政策开始推行起来。可是，要是这样做十年，我却敢于断言，中国的贫弱还会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天下事情的发展趋势，就好比流水向东，当它已经形成浩浩荡荡的江河之时，要想将它堵回去，使它保留在山上，这是人力所做不到的。
国家的事情，和人的身体情况相类似。人的身体过于安逸就会变得虚弱，经常劳动便会强壮，这是一般的道理。可是，要是让一个病夫天天来回奔跑跳越，以便使其身体强壮，其结果则只能是使之死得更快。现在的中国，不也像一个病夫吗？况且，中国知道要学习西方的事情，也不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才开始的。自从海疆门户被西方人打开以后，中国在学习西方方面所兴办的事情已经不少：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设立同文馆：三创设福建船政局；四设立派遣出国留学的机构；五创办轮船招商局；六创办江南制造局等；七编练海军；八设立总理海军衙门；九陆军改练洋操；十设立各种新式学堂；十一派遣驻外使节；十二开办矿务；十三创设电报：十四兴筑铁路。拉杂数来，已不少于一二十件事情。其中的一大半又都是西方得以富强的基础，然而当中国人推行这些新事物时，则柑橘变成了臭橘，似存似亡，不能获得实际的效果，其原因又在什么地方呢？苏东坡说：“天下的祸患，莫大于上面的人提倡，下面的人却不响应。这样的话，上面的人也会因为没有办法而被迫自动停止。”斯宾塞说：“富强不可为，则再好的政治也难见成效。应该选择合适的事情，启动其中的关键，培育其基础，护卫其成长。这样其效果便可以不期自立。”所以，如果民力已疲，民智已弱，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也难以推行。
如果是这样话，那么，现在中国所应该办的事情，也就非常明确了。人们所说的富强，质而言之，不过在于利民。然而，要想国家的政治能够有利于人民，就必须从人民能够做有利于其自身的事情开始；要想人民能够做有利于其自身的事情，则又必须从他们获得自由开始；要想让人民都获得自由，则更需要从他们各自皆能自治开始。否则，就必然发生混乱。而那些具有自治能力从而能够获得自由的人，正是其力、智、德三方面皆优秀的。所以。今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可以归结于三条：一是增强民力，二是开启民智，三是革新民德。……
那么，民力应当怎样才能增强呢？现在我将人民的手足体力视为国家富强的基础，这让那些有功名的人看，一定是迂腐之谈。可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见，西方那些论述治国之术的人，无不以此为最急迫的事情。……中国的礼节习俗，有害于人民身体而使种族日渐惰落的，从法律、学术之大，到饮食起居之微，几乎数不胜数。其中习染最深、害处最大的，就是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二事。……改变这两种恶习，并非难事，可不难却未见改者，则在于人们认为它们与国家的根本大政和人民的生计没有利益的关系。人们哪里知道我们种族的怯弱、国家的贫穷、官兵的腐败，都是以此为恶根的呢？所以，吸鸦片、缠足两种恶习要是不能尽快地革除，则变法也终将还是空话。
民智当怎样开启呢？现在重视学问的人则轻视功名。而急于功名的人又轻视学问。两种人都有偏失，其实学问与功名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但因急于功名的人多而重视学问的人少，所以现在应该提倡学问。东方人看见西方现在的社会财富如此发达，往往怀疑不信；当他们亲眼看见而相信之后。又不知西方人致富的原因：只有等到他们看见西方人生财理财确有一套办法之时，才明白西方人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亚当斯密的一本书。这也是西方有见识的人所公认的。机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可以从牛顿那里找到理论基础；轮船火车的神速，可以追溯其原理于英国人瓦特；使用电的便利，则是英国的化学家兼物理学家法拉第的功劳；人们寿命的延长，则应归功于英国的解剖学家哈尔斐；二百年来学术的进步，又当以英国哲学家培根在破除旧观念方面所出的成绩居其首功。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发现新的科学原理，从事器物研制的人，将之变成实用的技术，原理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说，民智就是国家富强的根基。……现在忧虑时事的人常常感叹中国读书的人太少。在我看来，用旧的教育方法教人，宁可受教育的人少些。现在事情陷入困境不得不变，议论时务的人，大都提出要变通教育方法，多设新式学堂，教授新式学问。然而，如果以为这样再过十年，中国就必然会获得益处。则又未必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旧的科举制度并未废除，新学问的升迁道路并未打通。如果新学问的升迁道路能够打通，人们认真地不厌其倦地钻研新学问的兴趣就会大增，因为他们乐在其中，能从中得到回报。否则，钻研学问尽管很清苦，而社会却并不能给他们以应有回报，同辈知道他有所发明则相与忌妒，其他行业的人则并不记得他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人能在研究学问方面不半途而废！所以，要想开启民智，就必须要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要想研究有用的学问。
就必须要重新制订人才考试选拔办法，另辟选拔人才的途径，废除八股、试帖、策论等旧的科举科目。
至于革新人民道德一事，在三件事情当中最为困难。……甲午战争时期筹办海防，制造水底碰雷和开花炮弹，竟有用铁滓泥沙以代替火药进行装填的事情。外国报纸就此事发表评论，说中国人为了几两银子的区区小利，竟不惜置国家于破军杀将、失地丧师的境地而不顾。所以，中国现在的失败，以及将来的危亡，都不能说是意外的不幸！这件事已足以让听者发指，还用我说什么呢？然而，各位也是否曾经探求过这件事的根本所在，并进而寻找到其中的原因呢？
原来，自秦汉以来，国家治理人民虽有宽严之别，却基本上都是以奴隶对待人民。虽有赦免的规定，却是对奴隶的赦免；虽有安抚的言行，却是对奴隶的安抚。这样，在上之人既视人民为奴隶，则人民亦以奴隶而自居。而奴隶对于主人，只不过是因为受形势条件的制约，没有办法只得这样，并非他们心甘情愿。他们并不是出于热爱其国家和君主，而与之保持这种关系。所以，当形势可靠，国家的法令制度还具有效力之时。他们还能嗅靴犁面，胡天胡地，将在上之人尊崇得至高无上，将自己贬抑得极其低微，这都是在别人的诱劝之下这样做的。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法令失去了权威，他们则只知自己的利益，一齐起来棒打主人。所以。出现上面所提到的情况。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要想革新中国人的道德，以同心同德，一致御侮，就必须要用一个办法让大家都来把中国当成自己的。顾炎武说：“民众不可能没有私心，圣人治理天下，就在于合大家之私而成为公。”然而，怎样才能让大家都来爱中国呢？我的回答是：在北京设立议院，让全国的各府、县公选府尹和县令。就是这种办法。要想人民忠爱便得如此：要想振兴教化便得如此；要想充分利用地利便得如此；要想道路开通、商务兴盛便得如此；要想人民洁身自好修养道德以达良好的境界便得如此。呜呼！即使圣人再生，也不可能改变我的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