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7年7月14日。
［创办地点］长沙。
［创刊背景］
《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是一份宣传新思潮的时事政治性周刊，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刊从内容到版式都模仿了北京的《每周评论》，也是一份报纸型的刊物，宗旨是宣传、研究“新思潮”，以评论国内外大事为重点，全部使用白话文。它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其第2、3、4期连载的毛泽东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引起极大反响，成都的《星期日》周报曾全文转载，上海的《时事新报》部分转载，《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也相继作了推介，北京的《每周评论》还赞扬该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湘江评论》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办得很成功，与《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评论”。8月中旬，军阀张敬尧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将刚刚印出尚未来得及发行的第5期予以没收，因而《湘江评论》实际上只发行了4期和一期增刊。
［作者毛泽东小传］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生于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响应南昌起义的湖南新军。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1923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长。1924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7年“八七”会议后，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领导了秋收起义，率军上井冈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了在中共的领导地位。1936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3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中央历届委员会上都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1949年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著作有《毛泽东选集》五卷等。
［创刊词原文］
发刊词
时机到了！世界革命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西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
世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
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焦点评析］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创刊宣言里，毛泽东就宣称：世界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以来的各种变革中，文学方面的标志是“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社会文化各种变革的一个核心，“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己。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这里虽然说的是西方近代文化思潮，但显然是借题发挥，从西方借来“钟馗”，打中国的“旧鬼”。他所用的“强权”一词，也是当时思想界时兴的。不过，他从根本上把旧文化归之于“强权”，把新文化归之于“平民”，倒也反映些许个性化的选择。
用“强权”和“平民”把旧新文化一分为二，用的显然是政治平等的利剑。尽管他当时为之摇旗呐喊的“平民”，还不是后来特别强调的“人民大众”，但在“五四”时期五花八门的新生活、新主义的交响乐中，用“平民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却是那时的进步青年最乐于接受最为倾心的选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青年，都聚集在无政府主义旗帜下，崇尚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
所谓新村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的构想，先是从日本人道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那里搞起来的。在国内搞新文学运动的周作人还专门到武者小路实笃办的新村基地参观了一趟，回来后在中国大力提倡，使之风靡一时，成为时尚。
一年前刚从一师毕业时，毛泽东就约了蔡和森、张昆弟几个人，寄居到湘江对面的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跑遍了岳麓山附近的各个乡村，想找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在那里亲亲热热地一块儿生活、学习。这件事因为8月到北京，就中断了。1919年3月毛泽东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做法，并认定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毛泽东曾为了新村试验的事，专门去北京拜访了周作人，但没有见到也在这里居住的周作人的哥哥周树人（鲁迅）。接着，蔡元培又支持王光祈等人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多少参与其间。
《湘江评论》的创刊词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传到了北京，打动了杨家父女。杨开慧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她剪着一头短发，显得英姿飒爽。她志向远大、举止温婉、英文亦好，殊属难得。这年7月，杨开慧接连读到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她深深地为毛泽东的气质和精神所吸引。她反复吟读着：世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一天，杨老夫人接到一封乡下亲戚的来信，不禁感叹地说：“一些亲戚的家境不如过去了，穷了。”正在看书的杨开慧答到：“穷了就好，要是成了无产者。更能坚决地参加革命。…‘潮流总是要随时势而变换的，共产主义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正在病中的北大教授杨昌济也禁不住接过话头。
1920年1月17日凌晨5时，杨昌济先生因病不幸去世。
临终前，杨先生写信给友人、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毛泽东、蔡和森乃“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李肖聃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杨昌济“在长沙5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欣赏毛泽东、蔡和森”。
《湘江评论》被封以后，毛泽东又创办了文化书社。1920年7月31日，他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化书社缘起》，宣称书社为研究新文化、新思想提供必要的材料，“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毛泽东在文中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当他采用其平民大众的立场来审视文化革新局面的时候，得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评价：
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湖南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入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地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1921年1月。当毛泽东和新民学会成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政治走向的时候，“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周作人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为其机关刊物。
毛泽东对文学虽有“兴趣”，但毕竟不是文学圈里的人。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未必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事情也是巧，开新年大会，文学研究会成立，7月间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创造社。
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成立的重要社团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和毛泽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当时，这些文学家未必对毛泽东有什么了解，而毛泽东则多少知道或者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他这个时期着力宣传的新文化、新文学，多与这些人有关系，如郭沫若、田汉、宗白华的通讯集《三叶集》就是他的文化书社推销的作品。
从1918年秋天第一次去北京，使毛泽东从一个学子蜕变成了有一定影响并日渐成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对文化文艺新思潮的关注和追逐，以及为数不少风格犀利的杂文。无疑为他的这一探索行程添抹上绝非可有可无的色彩。并且预示着未来的毛泽东绝不可能是一个对文化敬而远之或隔岸观火的政治家，他注定要成为文化味道特别浓厚甚至干预文化进程的政治家。《湘江评论》之“湘江”，即以本地湘江为刊名。毛泽东对湘江情有独钟：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道。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沁园春·长沙》，上阕写“看”，下阕写“忆”。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对象，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毛泽东就这样在诗中结束了过去的书生意气。为它画上了一个句号。可过去的峥嵘岁月，仍然是一种自信的延伸，赋予他未来改变环境的力量。过去曾“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着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广州被汪精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成为国共两党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毛泽东是填词高手。他说过，他对文学的感受，是“不废婉约”。在毛泽东的藏书里，有一本宋代婉约派代表柳永的《乐章集》，在这本专集和后人汇编的《词综》里，他圈画了柳永的30多首词。1961年春天，他还书写了五代花间派代表词人韦庄的《荷叶》和北宋秦观的《鹊桥仙·七夕》等几首爱情词给卫士张仙朋。前首全词为：“记得去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随。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对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样的名句，毛泽东更是欣赏不已，圈画有加。毛泽东的词，当是豪放中兼具婉约，婉约中兼具豪放。如《贺新郎·别友》：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山欲堕，云横翥。
这首词典型地标示了20至30年代进步文艺的一个共同主题——革命加爱情。革命加爱情的内容，和公式化是两回事，自不能简单否定。哪怕是在茫茫世间做飘萍般的“天涯孤旅”，也要割断绵绵情丝。这说得虽然是十分含蓄，但里面蕴含的革命家的情愫却是一目了然的。
然而，从《湘江评论》到帝王评论（如《沁园春·雪》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才是作为政治家兼文人的气魄。
我们回头再请看他写的《创刊宣言》：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回首此语，岂不耐人寻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