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我插你一句话，我们在成都也请了几位教授讨论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其中有一位提出为什么要把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这里就包含着对草根文化或边缘文化的一种贬低。既然讨论中国传统，不应该有大小之分。现在像今年暑假硕博夏令营那里，庄英章先生就特别建议大家看乔健先生的《底边文化》。实际上，传统都一样，他对这个底层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就是草根传统，上面的大传统，不断在变，我们就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制度层面的改革，在中国的历代都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权力的建构的问题，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了，我们多半讲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最近中央有关的单位，又请了极为有名的教授专门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行研究。因为西方讲我们不民主，我们是民主的，我们是中国特色，但是人家不接受，但是普京这位总统很厉害，他掌权以后，提出一个“主权民主”，在不影响我们主权下，可以。但我们中国不能跟在普京的屁股后面，也讲是主权民主啊？所以要这些学者们，想办法搞出一个关键词来，其实大传统、小传统都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传统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有很多社会稳定的传统。我觉得，既然是讲中国的特点，就应该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话语。汉朝是400多年，唐朝是近300年，先秦整整差不多2000年啊，你们现在讲起来，夏好像很短，商好像也很短，商就差不多有500年啊，他为什么这么稳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有500年的稳定，我的妈呀，那不得了啊。我们要能够从中国的传统里面去寻找，去解决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适应。
罗树杰：万岁！（众笑）
李：就是说人类学往后，我从叶舒宪那里，更重要的是从费孝通先生那里，得到一些启示，费孝通晚年在总结他一生的基础上，他能够提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跟他读经有关，跟孔老二有关。
徐：文化自觉，就是对思想的反思。
李：所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真正的跟西方进行一个对话，而不是作为一个西方人类学的分支或者附庸。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我就讲那么些。
黄：听完李教授的话，我对中国传统面对现实的能力也想讲一点。我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提问说，美国的某位人类学教授说中国的人类学已经走偏了。学生理解不了，问我偏在哪里？跟随着西方人的屁股，以西方的话语作为自己的话语，就是在翻译西方人类学著作的时候也像英语那样加了很多、很长的定语，这让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懂，这是第一个偏的地方。第二个偏的地方，我们的教学活动没有整套的措施，硕士啊，博士啊，我国设立人类学专业的高等学校，没有整套的措施，试验室啊、博物馆啊，等等，都没有配套建立起来。有了博物馆的高校也不与人类学的教学活动结合在一起。像徐老师要做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找到了广西医科大学的人来帮忙，那是他聪明啊，那是他自己的措施。但是我们设立人类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就没有这种配套设施，所以我们应该从制度上让他是完善的。我们应该从制度上去保证我们的人类学培养一个完整的，而不是有缺陷的。第三个偏的地方就是在如何让人事业有成这个问题上，似乎人类学不屑一顾。人类学是关注整个人类命运的，但对个人如何成就自己，从来就没有研究过。不关心人类个体，何以顾及人类全体。这不是偏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当中所强调的“修身、齐人、治国、平天下”等等各种人才学思想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正可以补人类学之不足。
1999年，我们跟台湾清华大学合作做课题时，课题主持人魏捷兹博士（JamesWikensen）提出“汉语人类学”（ChineseAnthropology）这个很有新意的概念，我理解不了。但刚才听了李教授提到要“读经”，我觉得是对的，他的话似乎让我在理解什么是“汉语人类学”这个问题上得到了一点启发。汉语应该在世界人类学界有自己的话语权，应该让西方的人类学来跟着汉语人类学学习一些西方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到底“汉语人类学”是什么，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我想，至少“汉语人类学”应该在维护中国传统当中的文化多样性方面起到作用。汉代之所以能够让儒学独尊，这与秦始皇的一个措施有关，秦始皇干啥呢？搞“书同文”，这是让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能够在秦汉以后继承下去的一个重要措施。没有文本记载，汉代的儒学传承不了先贤的儒学成就，就会断代，就会消亡。我的导师林超民教授认为，秦始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要求“语同声”，他只要求“书同文”。“书同文”，但语可以不同声，这个秦始皇时代的语言政策是非常英明的，它使得中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方言在秦汉以后乃至现在都能够大量地、普遍地保留下来，把中国传统当中的语言多样性很好地保护了下来。所以，秦始皇的“书同文”是一个伟大的举措。
现在，我们国家在语言方面要求什么呢？要求大家都讲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成绩非常大、效果很明显。即使到很偏僻的一个少数民族乡村，老爷爷、老奶奶也拼命要跟我们讲普通话，这样的采访对象，令人很惊讶，他们应该讲他们本民族的话。我回老家去，我的侄女、侄儿都不会讲壮话了，讲柳州话。他们是壮族，怎么可以不讲壮话呢。我儿子，有时候我让他学点壮话，就是这个意思，壮族要会一点壮话，这是应该的。我没有以古讽今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各个民族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活动中，应该把语言传统很好地保持下来，以客家人为榜样，“宁卖祖宗田，不买祖宗言”。
徐：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中国传统的问题，我想补充一下，人类学面对世界的问题有这种解释，有这种行动。你说我们现在最牛的一个学科是什么？经济学，他们多牛啊！主流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他们不仅仅是某个企业家作御用学者，甚至被西方收买了，某位教授拿了西方大把的钱，然后在中国发表文章说中国的企业不要搞自主的技术，这是最佳捷径，绝大部分都去买西方的技术，什么福特的、通用的、法国的雪佛莱，这么一搞，我们的汽车也不都被西方控制了，只有奇瑞搞自己的，如果按经济学家去做，什么安全都不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它们都是中国的霸权，房地产就不用说了，甚至一个房地产的老板卖房子两年等于一个内蒙古的伊利全部资产，按经济学家，某些企业家的搞法，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肯定是越搞越糟糕，我们中国的能耗，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所以，中国的希望就在人类学，如果能够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就不会什么都依靠经济学家，什么都依靠经济学家就完蛋了，世界银行贷款，以前就是按经济学家出主意，政府拍脑袋，结果就出问题了。除了问题以后，世界银行现在没有人类学家的参与评估签字，一切贷款都取消，所以我觉得，政治学还是经济学，无论是其它什么什么学最后必须要回归到人类学上去，不回归到人类学，他都会走偏，刚刚黄兴球博士所讲的这个走偏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偏的更厉害。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非主流学派呢？在这样下去，中国的所有资源都要被人搞完，所有的技术都会被别人控制，专利是别人的，西方拿专利，每年都是几百个亿，核心技术都在西方人手里，而且它知识产权强调的很厉害，动不动就封杀你，动不动就反倾销，所以你跟国际搞这个东西篮球比赛规则是很厉害的，你要是搞不清出的话，一动就犯规，那就没办法。所以我觉得面对世界的问题，面对经济的问题，不是在经济学的路上走到底，也不是在政治学的路上走到底，也不是在文化学上走到底，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学，而应该是回归到人类学。人类学的位置，相当于自然科学的数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和确立地位，我相信我们很多事情会做得更好。经济学家在考虑问题时，不光是要考虑赚钱，还要考虑民生问题，中央为什么考虑民生？民生现在变成了一个关键词了。在我们的教材里，生存权利是最重要的。人的生存都不能，还谈什么发展吗？为什么我们曾经在2004年对发展还是不发展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就是因为在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完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科学发展观。所以必然的逻辑，就是回归人类学。
再联系一个问题，中国古代为什么能够独尊，除了汉武帝下了命令以外，更容易使社会稳定，他让你温良恭俭让嘛，他不会让你像法家那样，法家不能成为主流，墨家，道家也不能成为主流，道家关注来世，天马行空，什么都虚无了。他们都不能够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皇帝统治的理论，而恰恰是儒家思想能，儒家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到我们中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灵魂里去了。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好比刚才说的多子多福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啊，那时候的人口很少啊，到宋代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才一个亿，解放前夕，国民党讲四万万解放前夕是六亿，现在是13亿，可能要14亿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想想，儒学能够独尊，能够稳定中国的社会，一定有它的道理的，所以人类学与中国文化的儒化问题关系太密切了。人类学讲本我、自我、超我，他讲得很西方化的。如果用中国话呢，就是你要做君子吧。温良恭俭让，多通俗啊。温良恭俭让，是人类学的中国诠释，中国的话语。中国的传统积累了四五千年，不像是西方的传统他积累的并不长，像欧洲，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后，才有人类学。他们也要回到希腊罗马的原点上去。所以回归人类学，今后世界的问题，是所有的思想家、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再想一想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在他写《资本论》最忙的时候停下来，不写了，他去看人类学的书，摩尔根的书，一共读了五本，简直不可思议。有些人说，马克思你神经啊，你自己的伟大著作都没搞完，你第一卷，第二卷都没搞清楚，你就不干了，不写了。你就去研究人类学的著作去了。可惜马克思太穷了，身体又太不好了。他在这个时候过世了。完成他的著作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非常经典，他把原始社会，国家、私有制起源讲得很透，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过它。所以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这一块在西方、美国还是很吃香的，这就是它必然的逻辑。但是，在中国传统当中，独尊儒学，他又有他一定的道理的，中国历史走得歪歪扭扭、曲曲折折，他一直朝统一这条路上走。其他所有后来的都被吸收，佛教不是后来进来的嘛。在印度佛教徒不穿衣服，那怎么行呢？佛教必须改造成儒教的样子，我们的和尚都把衣服穿起来了嘛。
李：在藏族，佛教徒以前还可以结婚的（众笑）
徐：那你就是这个道理的。像敦煌的飞天，都是赤身裸体的，但是到汉人的境内，就不能够赤身裸体的。
李：那个我先讲一讲，不然一会儿忘记了（众笑）徐老师那个插话，蛮有启发的。为什么人类学这么有用，他跟政治学、经济学比起来，它有一定的反思性。人类学的产生，就是因为到了非西方的地方，发现所谓的原始人，唉唷，发现他们跟我们不同，这样才对西方有个憧憬，为什么不同，就是这样产生的。人类学一开始，就是拿异文化来比较，来审视你的本文化，他有这个反思性。现在我们说所有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他都是西方在它形成民族国家的时候基础上产生的。他的思维框架，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这种框架，所以他提出的这些理论，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当然西方人类学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人类学它能够有一定的反思，是吧？
徐：好像现在还能新陈代谢。
李：所以，如果拿这个人类学能够借鉴中国的传统，对人类的前途，命运，对于这个主流文化，进行反思的话，它就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忘记了。（笑）我们传统的哲学不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这个，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这本书已经出来了，大家真的要好好看看，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现在全人类的主流文化，这就是我们人类学的使命。
徐：很好。
李：该你了，（笑，大笑）不要沉默。（众大笑）
罗树杰（以下简称罗）：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很好，都很有启发。就是说我们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先就是要反思我们过去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当然刚才讲的传统是多元的，文化是不能够绝对地划分先进和落后的观点的，这就要求现实生活中，包括执政党、包括我们的政府在做事的时候必须考虑的，我们学者、我们每个公民个人来说也应该对这有所认识，包括我们少数民族也在认识自己的文化，比如象刚才讲的，怎么样实现。为什么我们过去很多的传统能够维持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和谐，包括人与环境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而汉文化传进来以后，或者说是中原文化传进来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就遭到破坏，值得反思，比如们过去说游牧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生产方式，现在内蒙古的学者就说，我们蒙古族几千年来在这个草原上都是游牧的，我们的这个环境没有被破坏，现在草原沙漠化，是汉文化进来以后。汉文化一进来就是开垦，过去我们只是放牧，我们不种地，汉族来圈地，种麦子，本来这地方是不适合农耕的，只适合游牧的，它是一种和谐的，所以现在就在反思游牧是不是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
在西双版纳，山区过去少数民族实行游耕，刀耕火种，农业学上说是轮歇息制。这个地方种几年，再换一个地方，然后再回过来，过去瑶族也是游耕，是刀耕火种，所以刀耕火种是不是也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杜玉亭老师写了好几本书来反思刀耕火种，从云南，从西双版纳的个案来反思刀耕火种，现代农业技术强调提高复种指数，然后人大量的迁来，因为汉族的人口众多，世界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汉族，所以西方人都很怕中国人，所以有一个美国学者写了一本《谁能养活中国人》的书，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徐：那话又讲回来，中国没有靠外国人也同样养活了这么多人，所以袁隆平得奖了。
李：中国的人口可以当作一个策略来用，（罗：嗯嗯）只要你台湾一开放，可以给我去旅游，那根本就不愁它不回归。
徐：那就不管它。
罗：所以，就说我们反思这个传统文化来讲，就说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说不可以分为先进和落后之说的，我们就是要树立这样一种理念。
李：我们这个划分不是有一个权利在里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