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沈府君阙
此石阙原存四川渠县月光乡燕家村，为双阙，两者相距约21.62米，阙高4.84米。阙身正中刻有“沈府君神道”等铭文，可能为东汉安帝末延光年间所建。
汉代石阙都是当时祠庙或陵墓前的神道阙，它是古像生、神兽、石祠和封土等一同组成了古代陵墓（或祠庙）庄严肃穆的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起源，当为对木结构望楼的一种模仿，如其挺秀兀立的结构，其上雕刻的瓦顶，以及斗拱结构框架，都可以在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的建筑形式中找到原型。沈府君石阙的铭刻上端浮雕朱雀鸟，下端浮雕兽面，东西阙的内侧各雕一青龙、白虎，这些装饰主题也是汉代建筑画像和墓室石刻的常见物。
石阙是一种风格独特的建筑形式，它虽起源于先秦以来的楼阙，但石阙却是东汉持有的石刻建筑艺术，石阙在汉代以后已省而不用，后代所称的阙，与其虽同名而实异《文物》1961年12期）。
沂南画像石室墓雕柱
该东汉石室墓，1954年发现于仙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墓室全用预制石材筑成，石壁及梁柱上雕满了各种内容题材的画像，此二八角形雕柱则分立于前、中室，为罕见的汉代仿木结构的典型柱式和建筑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从结构上观察，八角柱上置栌斗，为一斗二升的梁柱斗拱结构，中室八角拄上的曲拱，则用透雕技法刻成应龙形象，柱础采用方座覆盆形，整体造型为东汉特有的风格样式，从柱础到梁柱斗拱上，都雕满了各种精丽的浮雕花纹，刻工细腻，圾显壮观豪华之势。在其细密有致的各种浮雕图案和主题中。有两尊带背光的仙人图像，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佛像之一。沂南石室墓集石构建筑、画像石雕和仿早期木结构于一身。因此在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石础1965年出土于江苏省徐州市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2期），为该石室墓中的室内立柱，柱身作八角棱形，上刻栌斗，刻凿子母榫嵌入横梁之中，下刻绵羊形柱础。
此羊础作蹲伏状，卷角，垂须，紧嘴微露齿，形态极为生动而具象写实，它明显区别于西汉羊雕的那种抽象粗犷的风格。羊雕石础在西汉未见，羊形圆雕倒是不少，置于墓中，以取吉祥之意，与石门楣刻鹿（“禄”也）形相呼应。东汉出现羊础，这是将羊形圆雕与八角石柱融为一体，既保持了原有的吉祥含义，也使得建筑的工艺装饰更为紧凑华美，实现了实用与审美的高度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莲花石础兴起，羊础便趋于绝迹。
洛阳宁懋石室
1931年，出土于河南洛阳故城北半坡，建于北魏孝昌三年（527），为横野将军甄官主簿宁懋墓上祀祭宗祖的石室，它以画像石板和石雕屋顶拼砌而成，高1.38米，宽2米，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石室仿木结构，为单檐悬山顶，进深二架椽，面阔三间的房屋，无门，下铺基石。内外壁刻满阴线雕画，以独幅形式表现各种人物形象和风景建筑的画面。此石室雕镂精致，除了线雕绘为北朝画像石的代表作之外，更主要的是它以立休石雕的形象，完全真实地再现了北朝民居的风貌及其梁架构件，如天面装饰性的筒瓦，大叉手的梁架，都是东汉和南北朝时期民居的典型木结构和屋顶形式。而且。北魏天面琉璃瓦装饰的出现还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一大突出的成就，因为此前虽有琉璃，但没有应用到建筑上。
云冈六窟楼阁式塔
中国早期佛教石窟盛行窟内使用塔心拄，一可加固窟室的结构，二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塔是信徒尊崇的对象，在窟室内绕塔而行是对佛的无上恭敬。此楼阁式塔为山西大同云冈6窟塔心柱上层的塔柱。
楼阁式木塔首见于东汉末年。但其早期形象只有在石雕作品中才能看到。此塔柱表明，当时的木塔是建在高大的须弥座石基上，塔身向上逐层减窄减低，实为中国传统的四坡重檐式木结构建筑的升华，同时又融入了西方佛教建筑的某些因素。后来的密檐式砖石塔，实际上也是对重楼式木塔的模仿。
除了石窟中的塔心柱，在早期佛寺中，塔常置于寺院中心，是寺中的主要建筑，便于供佛教信徒绕行礼拜。唐代以后，佛殿渐占布局主体，塔多置于殿后或在中轴以外。
南北朝石刻莲花纹样
莲花为佛教中圣洁的象征，因此在建筑石刻中，也是最常见，沿用最久的装饰纹样。在东汉建筑百刻中己出现莲花主题，但运用不及南北朝和后世广泛。
在南北朝的佛教建筑石刻中，盛开的莲花用作藻井天花的“圆光”，莲瓣纹常用作柱础和柱头的装饰，柱身中段也往往用莲花做成“束莲柱”。
此外，莲花还用于装饰佛像宝座和背光，还往往与飞天、伎乐神等主题相配合，以组成宏大华美的画面。除了呈圆盘状的莲花主题，莲花纹装饰带多属二方连续纹样，在弦纹边饰中，莲花瓣主题在作连续均衡的运动，从而使静止的图案规矩产生了一种生动的气韵。到了隋唐以后，除了低矮的石础常雕刻莲花纹外，各种建筑石刻的莲花纹装饰带已让位于卷草花纹带。
太原北齐石柱础
这件石础1979年出土于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文物“983年10期）。通高13厘米，方座21×21.5厘米，础为宝装覆莲，各为八瓣，下有方座，础面平圆，中孔直径5.3厘米。”
南北朝的拄础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刻工精致，莲花座的图案格局异常端庄华美，与同时代的佛教造像莲花座，以及瓷灯的莲花座相比，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皆以高座为其特色，这与隋唐时代的莲花拄础偏向于矮平形成了对比。这种柱础移至墓中，主要是为墓室中的祭台设帷帐，所以有人也将其称为帷帐座（见《文物》1991年2期）。
莲花座虽然是受到了佛教造像风格样式的深刻影响，但我们从这件北齐石础，仍可看出它的祖型是来自东汉盛行的方座圆盘浮雕螭形的石础，它既是一种中西文化融合的样式，也代表了自汉至隋唐之间，建筑工艺造型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种过渡的形态。
隋开皇二年石刻歇山顶
此屋顶是隋开皇二年（582）石刻作品，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屋顶造型是中国古典传统建筑最具特色的艺术形象，所谓的歇山式顶，它实际上是对四面坡顶的一种创新，从天面的轮廓线看，它共有9条屋脊，即1条正脊、4条垂脊、4条戗脊。
自汉以来，墓葬中就常见房屋模型明器，但此石刻屋顶模型实属罕见，雕刻精致，酷似原型，不失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据认为，东汉以后才出现真正的歇山顶式建筑，此后便得到广泛的应用。它风格样式华丽活泼，又可作成重檐形式，所以一般多用于建造配殿。其屋顶脊平直，两端饰有反翘的鸱尾，形象与南北朝的同类造型略有区别，而后者屋脊一般呈曲线状。
隋唐五代石刻装饰纹样
隋唐五代的各种石窟寺和建筑石刻，仍习用各式各样的装饰花纹，它们在继承前代纹样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风格。
与两晋南北朝盛行莲花式样不同，隋唐五代则盛行各式花卉纹。例如隋代栖霞山舍利塔石刻宝相花的样式，就是由前代的卷草纹演来。
相类似的卷草纹也显得比前期更繁富瑰丽。有的带状花纹则以茂密的枝叶簇拥花团，进一步加强了浅浮雕装饰的质感。有的二方连续团窠纹，既华美又大方。另一方面，我们在同时期的许多工艺品装饰图案上，也可看到类似于建筑石刻上的主题，如有缠枝花纹、葡萄纹、联珠团花纹等。
由此可见，佛教艺术对同时代的各种工艺装饰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事实上，后世常见的花卉纹样，以及花鸟纹，其祖型都可追溯到隋唐的佛教石刻纹样。
唐代金仙公主塔
中国传统的佛塔，主要有楼阁式、密檐式和单层塔三种，此方形密檐式塔为唐代作品，位于北京房山茴乐水头村石经山顶，共七级，均由雕镂精致的汉白玉石板组合而成。
此塔造型实仿自南北朝至隋唐以来的密檐式砖塔，但每层塔身平面呈方形却为唐塔的典型样式。在南北朝时代，塔仍为佛寺组群的中心，但到唐代，它已退居次要，但毕竟还是佛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挺拔俊秀的姿态，伫立在石经山上，还是为这一著名的佛教圣地增添了无数的光彩。北京房山一带盛产汉白玉石，从唐代起，这里就采用它创制佛塔，刻制佛经，至今扬名中外。从此石塔精巧的造型，其上雕镂生动的天王、力士神像，火焰光式的穹窿门额，使我们足可领略幽燕地区古代石工精湛的技艺及其历史悠久的建筑石刻传统。
大昭寺唐蕃会盟碑石
此仿建筑石刻碑雕，现存西藏拉萨大昭寺前，为唐王朝和吐蕃举行盟誓的碑记。
自汉以来，仿木结构建筑的石刻艺术一直屡见不鲜，从石阙到墓室及其装饰，可谓美不胜收。此碑雕则显得平淡无奇。其为圆脊四坡出檐顶。长方体碑石，龟形座，其象征性的出檐顶仅仅是为了防止风雨对碑体的侵蚀，同时也给几何体的造型增添了一重主严的色彩。
事实上，经典文物能集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于一身者并不多见，此碑雕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其上镌刻有汉、藏两种文字，为唐蕃会盟的誓文。会盟是唐朝解决民族冲突的重要方式，内容主要表示与盟双方停战修好，有时还要划定各自疆界。此长庆二年（822）碑记盟誓之后，双方的武力冲突基本终止，意义十分深远。
敦煌莫高窟背屏式石窟
此石窟凿制形式，为甘肃敦煌莫高窟五代至北宋时期流行的石窟寺建筑，它上部呈覆斗顶，四壁不开龛，只是在窟内中心靠后凿大佛坛，坛的四周为通道，坛后留出直连天顶的背屏石壁，塑像置于坛上供信徒膜拜供奉。
中国古代佛教石窟寺造型庄重典雅，加上雕满各种宗教题材的艺术形式，更显得幽邃神秘，是一种综合性的石刻建筑艺术，它事实上也是由仿木结构建筑而来。北朝早期石窟为中心塔柱式窟，它虽然类似古印度的支提窟，但佛塔前部的上方则凿制中国木结构的两面坡顶，稍晚的覆斗式方窟（如天龙山北齐第3窟）的覆斗天花形式已见于四川乐山汉代崖墓。五代至宋流行的背屏式窟实为对前两种窟形的融合，背屏连接天花，相当于塔心柱，覆斗方形的天花顶则完全是继承了前代的样式。
紫金宋墓石雕构件
它1976年出土于广东省紫金县城郊林田宋墓（《考古》1984年6期），红褐色沙岩雕成，置于墓壁两边的台阶上，与圆雕的生肖俑相呼应。这些浮雕的动物形石刻装饰主题中有龙、虎、凤、鸡等，此石凤浮雕于一长方形石板上，长38厘米，宽30厘米，作行走状，收翅，尾上收，形近鸡形。
龙与凤都是中国古典造型艺术的永恒主题，它们千姿百态。
此宋墓石凤，刻工粗犷有力，生动写实，样式与中原陵墓石刻细腻圆润的表现手法不同，体现了一种地方风格。而且历史上的凤造型，通常都是艺术家的一种夸张神奇的想象，是对鸟原形的一种创造和升华。此石凤的造型却酷似家鸡，它反映民间石雕工艺，在审美情趣上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正定隆兴寺大悲阁石刻
河北正定隆兴寺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寺庙建筑，创建于隋代，北宋开宝二年（969）重建。
此大悲阁为该寺建筑组群的主体，现存大殿的石基座即为北宋典型的石刻样式。
北宋大型木结构建筑下部多取这种石造的须弥座台基，其上构图丰富，雕刻极其精美，由下至上，它分层镂刻莲花瓣纹、狮子、云带、力士、坐佛、连珠、花草等纹带，风格式样与当时流行的柱础石刻纹样颇有共适之处。以力神、刻狮、合莲卷草等主题作为建筑石刻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是宋代石刻区别于前代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佛教艺术的装饰手法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状况甚至对明清故宫的建筑石刻仍有影响。例如，我们在故宫太和殿前的石嘉量座基上，就见到其须弥座上刻满了连珠纹、莲瓣纹等装饰纹带。
锦州辽代仿建筑石棺
此石棺出土于辽宁省锦州市沈家台张扛二号辽墓（《考古》1984年11期），绿砂岩，长180厘米。
此棺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为单檐庑殿式，殿顶与现存的辽宁义县辽代奉国寺的殿顶相似，其下基座为简化的须弥座式，座上平台为石雕勾栏一周，屋体封闭，整个棺体皆用石雕板拼合而成，具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大型古建筑的一般风貌。
石棺上雕镂的细部浮雕图案，也为研究辽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有的动物画像就反映了契丹人“其富以马”的畜牧经济色彩；画面中的卫士、侍女，都是契丹衣饰打扮。栏杆上雕有桃形望柱，栏板雕成“曲水字形”图案；顶脊上还雕饰了兽头，这对复原辽代的建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芦沟桥望柱石狮
此为今存北京西南永定河芦沟桥石栏上之装饰石雕，本为金代遗物，只因缺损，由后世（明清）仿原物重刻。
此望柱石狮造型，即为金代创制的大狮小狮“顾抱负赘”的生动活泼形式。其大狮雄峙长嘶，背负小狮伸颈助威，大狮腹下的幼狮也不甘落后，右顾欲出，其整体气氛协调一致，雕工精巧，构图新颖，其下的仰覆莲座及座下的荷叶墩，也雕镂得十分华美。
芦沟桥是我国著名的名胜古迹，“芦沟晓月”即号称燕京八景之一，首先是它联拱式石桥优美的造型与自然风光绝妙地融成了一体，再其次就是桥上精丽的石刻艺术为其增加了神奇的魅力。自南北朝佛教盛行以来，其护法的狮造型就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猛兽而成为建筑的主要装饰，古石狮造型很多，此复合造型却为金代首创。
元大都殿前双凤石雕
大都（北京）是元朝的首都，至元元年（1264）开始兴建，宫殿为大都的主要建筑，元统治者极尽奢华之能事，使用了许多贵重稀有的材料来装饰宫殿建筑，此双凤石雕即为宫殿前的装饰构件之一。
元代的建筑艺术虽然受到了许多民族艺术的影响，但观察此构图精丽的石刻浮雕，我们察觉它还是一种汉式风格。如它以二方连续的卷草花纹带为边饰（这点同样为明清故宫石雕所沿袭），中间宽带饰以海水江涯，牡丹花为衬地，刻画出追逐顾盼的瑞兽、花瓣规矩中的花草衬地和对凤主题，整个画面既严谨富丽，又显得十分生动活泼。其中对凤的图案就是从历代的“太极形”画面转化而来，它基本上是利用S形划分为一对变化统一的形象，如一对蝴蝶，一对凤鸟，都表现运动、飞舞，互相呼应、回旋的主题，俗称“喜相逢”图式。
曲阜孔庙大成殿云龙石柱
大成殿为山东曲阜孔庙的主体建筑，大殿的四周廊下环立28根云龙石柱，皆为整石雕成，每柱高5.98米，直径0.81米，是明代弘治十三年（1500）由徽州工匠雕成。
春秋时孔子的理想无法实现，但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后世封建文化的正统，统治者把孔子奉为偶像，尊为圣人，号万世之师表，因而曲阜孔庙经历代增修重建，保存至今，成为丝毫不亚于皇宫庭园气派的建筑。其宏伟庄严的殿堂，重檐九脊，黄瓦飞甍，斗棋交错，藻井天花和梁枋的云龙图案皆用金箔片装饰。
为了衬托大殿金碧辉煌、巍峨壮观的效果，除了采用高耸地面的石阶台基和雕栏螭首作铺垫，还别出心裁以高浮雕的云龙石柱，取代了传统的木构梁柱，这在明清的大型建筑中是十分罕见的结构和装饰手法，其精丽和气势逼人的蟠龙云彩雕饰，足以使皇宫建筑相形见绌。
清东陵龙风门
清东陵为清军入关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始建的帝陵（1663）。
这里的陵墓建筑宏伟壮观，石雕艺术与各种建筑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其中的龙凤门就属于引人注目的杰作。
清东陵中的孝陵龙凤门，为一座立于神道中间的门楼建筑，三门六柱三楼，因其彩色琉璃瓦盖和龙凤呈祥花纹装饰而得名。由神道入龙凤门会给人一种穿门入室之感。
龙凤门又称“牌楼门”。清东陵龙风门实为砖瓦和石雕建筑的融合，是起源于石牌坊（仿木结构）。明代十三陵（昌平）的龙凤门，即为汉白玉制成的石牌坊。仿其先例，清人的石牌坊称得上是推陈出新，如其石牌坊的拄头上立“望天吼”石兽，这是清初石坊与望柱相结合的特殊形制（如沈阳清太祖福陵石牌坊），清东陵的孝陵、昌陵龙风门石雕形式就是对前者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明清的帝陵建筑，都是在讲究龙脉风水的前提下，将陵墓建筑、石刻装饰形式与周围自然环境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这种建筑布局在一条中轴线上展开，左右对称，彼此呼应，气氛庄严肃穆。
由于每座陵都是依山（后面来龙）筑墓，横向的山脉就成了纵向的陵寝建筑群和石雕群的屏障，可进一步衬托出陵寝的雄伟，建筑群和石雕则依地形的高低，山势的变化而布置，与空间环境组成了一幅绝妙的画面。
假如我们置身于龙凤门后，从高耸敞开的门框远眺，神道悄然伸向天际，对称的石像生巍然伫立，门框遥对的山形即为金星山，它称为“案山”。按古代的风水理论，强调在帝王陵寝的前方，要有浅岗或远山同陵寝后面的来龙屏障（大帐）“主客相迎”，以形成回视的对景（《文物》1986年7期）。因此，清孝陵龙凤门事实上也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风水灵寝”色彩。
西黄寺清净化域塔
此石塔又称班禅塔，位于北京市北德胜门外西黄寺内，建于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西藏六世班禅于此寺圆寂，故建此塔安葬他的衣履而得名。
此塔用汉白玉砌成，其整体造型为汉藏艺术风格融合的建筑形式，是五层组合的金刚宝座塔式，正面建有白石牌坊，周围白石栏杆，中心塔为传统的瓶形喇嘛塔，下段是颇高的八角形须弥座台基，精刻许多复杂的浮雕，座上为折角方形基座，再上是覆莲上的塔身。收缩的塔颈，带双耳的相轮和莲蕾重叠状的刹顶。
塔身正面浮雕佛龛和三尊坐佛，造型工丽严谨，衬托出中心塔庄重圣洁的风格。中心塔四角还有白石雕制的八角经幢形小塔，其大小的观照呼应，组成了一副端丽和谐的格局，其造型与石刻装饰均反映了清代喇嘛教建筑石刻艺术的高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