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柳叶形尖状器
此尖状器1979年出土于内蒙古科尔沁嘎查中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1万年，长10.1厘米，宽3.9厘米，厚1厘米。
此尖状器属典型的细石器，器形一端尖锐，另一端较圆钝，两面通体凿制，由两侧边缘向内修制成刃，刃缘呈弧形，另一侧略直，器身留有部分岩面（《考古》1983年8期）。其器形工丽，质地色泽美观，剥片疤痕规则，体现了成熟的制作细石器的工艺技术（勒瓦娄哇技术）。
前面我们说过，细石器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石雕工艺之一。它需经过一连串的准备。首先要选择性脆易于加工而且十分美观的黑曜石、各种色泽的燧石等为原料，采用敲击琢制和压剥等方法，才能加工出十分锋利、精巧和美观的各种工具。
细石器通常是与木、骨质的杆、棱、柄等组成复合工具使用，主要在狩猎、游牧民族中盛行。
辽东清源湾甸子石短剑此石剑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辽宁清源湾甸子石棺墓，属庙后山文化类型遗物，其时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考古》1985年6期）。
剑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兵器之一，但石剑却极为罕见，因而辽东石剑的发现在古代物质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此类石剑的加工造型来看，它工丽端庄，形似长矛，短柄，轮廓线条粗犷，剑体断面呈菱形。溯其祖型，似无新奇之处，如在中国新石器晚期遗存中，已常见磨制精良、造型工丽的石镞、石矛，只是湾甸子石剑的尺寸加大了。
广汉三星堆牙璋
此牙璋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商代2号祭祀坑，长24.8厘米。牙璋在古礼书中被列为六瑞玉之一，用以祭祀山川，以起军旅等场合（《周礼·春官·典瑞》）。这在商周时代似乎还未成定制，其质料也玉、石不分。牙璋造型一般形体修长，特点是射部呈月牙形的岐尖，柄上有阑，两侧有牙脊突出，清代吴大潋《古玉图考》始定其名为“牙璋”。
此石璋射部即呈月牙岐尖，牙脊扉棱美观而富于装饰性，似为鸡首雕饰，中有穿孔，它与二里头文化的石璋最相似，应是由复合工具演变而来。它磨制光滑，造型古雅，不失为上古石雕工艺的精品。
牙璋最早见于龙山文化（距今四五千年前），盛行于商周时代，作为商周文化的典型器，它迄今在香港和东南亚皆有发现，表明中原的黄河文明曾对其周边广大的地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殷墟石豆
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白大理石，高9.1厘米，厚1.8厘米，属商代晚期遗物。
此豆形状厚唇外翻，浅盘，矮圈足。盘！饰三组兽面纹，上下！
以弦纹间隔，足饰云纹。商代的贵族墓中除了以青铜礼器作主要随葬品，也随葬大量玉器和部分仿玉石器。此石豆与各种玉器是在相同的作坊内制作的，它们的加工方法相似，以雕凿锯割的方式成形，再加以磨制，然后在器表上镂刻出各种装饰花纹。这些花纹是断代最重要的依据，如兽面纹、云纹都是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上最显著的装饰纹样，尤其是兽面纹，它是王权神圣和高贵的象征与标志，具有一种庄严狞厉而神秘威慑的气氛，因此成为殷周时代神权政治的缩影。
长安沣西西周石凤
它1976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沣西西周墓，白玉石，长4厘米。
石凤器身扁平，昂首，长尾，尾向上收卷，并刻绘出眼睛和足部，器身以阴线刻绘图案，造型显得较为生动有力（《考古》1981年1期）。它显然是将现实中的鸡抽象塑造而成的。
“凤”在古文中与“风”相通，为神话中的帝使神鸟，所以在商周艺术中风是最常见的形象。在许多玉、石工艺饰件中，人们往往以图案的形式，雕镂出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形象，其中有鱼、鹿、鸟、虎、鸭、凤等等，多用作墓葬中的随葬品，同时也用作礼神的祭品。在现实社会中，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这些玉、石装饰品既是人们爱美所需，也成了高贵的象征物。所以我们在商周文化的考古发现中，才会看到这种盛行玉、石饰件的现象。
扶风黄堆西周石珑
此石珑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陕西扶风黄堆西周时期墓葬，白色砂石，长8.3厘米，宽2.4厘米，厚0.4厘米。
先秦时代的玉雕是由石雕派生出来的工艺门类，所以直到商周时代大体上还是石、玉并用，两者在形制和花纹上也都是相似的。由此石珑可看出，它形似玉璜，二龙联体，有二穿孔（《文物》1986年8期），与先秦时代常见的龙首玉璜的装饰手法并无二致。古礼玉中的璜，为奉献给北方神明的祭品（《周礼·春官。大宗伯》），它是由环、璧分解而来的，同时也是对天象虹霓的一种比附和想象。古者认为虹霓是有生命的不祥之兆，所以先秦古文中的“虹”字即作弓身双龙首之形，甲骨文中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菁》四）的描述，即生动地揭示了礼璜（珑）产生制作的文化背景。
穆棱磨制石矛
1976年，黑龙江穆棱县穆棱公社山村出土，板岩质，长23厘米，宽4.5厘米，时代可能相当于西周早期到春秋。
石矛体较扁，呈柳叶状，前锋尖锐，侧锋向后收成弧线状，长条骸，骸上起柱状脊棱直至锋尖。此矛明显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石矛，后者造型不取条状骸形，它实为仿青铜矛制作而成，其形制酷似宁城县南山根石椁墓出土的工式青铜矛，区别就在于后者的筒是空心的，而石矛则为条状实骸，因而可判定两者的时代相近，且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文物》1983年1期）。
此矛磨制精良，且符合功能美学的要求，即美的造型也最符合实用的需要。它的存在也证明，当铁器未发明使用之前，青铜器并不能取代石器的功用。反过来说，青铜器优美的造型也能改变传统的石器加工工艺。
东周刻纹石坠
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出土，皆为片状，有的为镂空透雕，属墓主覆面的绢帛面罩上的坠饰，时代可能为战国中期。
自春秋战国以来，盛行厚葬的贵族墓中往往以“螟目覆面”，螟目就是绢帛的玉、石缀面罩，故摆布呈人面形。先秦玉、石坠的加工制作是无甚区别的，故面罩的石、玉片是混用的，而且加工十分精致，其每小片也往往是独立的工艺造型。这些石坠片分别由璧、璜、螭形，以及各种几何形组成，以像人面五官。有的为造型别致的透雕，均为可与玉佩饰比美的精湛工艺品。古者认为玉石能使人真身不朽，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贵族生前喜好玉（石）佩饰，死后自然也玉（石）不去身。汉代帝王大贵族使用的金缕玉衣，乃至六朝隋唐时人喜在人面上粘贴花黄的风俗，实际上都是由东周礼仪演变而来。
淅川下寺石排箫
它出土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1号墓，时代为春秋晚期，自玉石制成，长15厘米，宽7.4厘米。
古代乐器虽然起源很早，但石排箫却极为罕见，它当是仿竹排箫而来，雕工极为精细高超，其管壁厚度仅1毫米，管与管的间隔厚不到1毫米。经修复，发音清晰。可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曾侯墓出土的竹排箫媲美，充分反映了中国上古音乐与工艺石雕的卓越成就。
箫这种竹管吹奏乐器，最早见于《诗经·周颂·有瞽》的记载，但无法得到实物的证明，因而下寺石排箫的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时代与《周颂》的成书时代相去不远，当然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可靠。据认为，甲骨文中已有“龠”字，是一种简单的编管乐器的象形，下寺排箫的形式已十分进步，其祖型无疑可上溯到商代的二至三管。
枝江战国滑石带钩
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枝江县姚家港战国楚墓（《文物》1990年10期），滑石质，长6.6厘米，宽2.4厘米。现藏宜昌地区博物馆。
此带钩呈曲拱形，钩的两侧饰卷云纹，钩首似回首龙形，风格简练抽象，造型工丽，为仿铜的石带钩。
带钩在古籍中被称为“师比”、“犀比”，据认为它源自中亚语，后传入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语言中。由此可见，带钩是由北方游牧民族首先使用，然后才传入中原地区的。带钩在战国以前并不多见，但在战国时代一下子盛行起来，而且形式多样，造型考究，制作精良，这与当时人们的衣着打扮时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滑石制作带钩则具有明器的性质。滑石雕在史前时代就有了，但不普遍。至战国秦汉以后，仿各种造型的滑石雕刻明器才在华南各地流行起来。
贺县石奁
1975年，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后期墓葬出土，滑石雕，高7厘米，口径10.8厘米，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奁用滑石雕成，与岭南以北的汉式陶器形同质异，原因在于本地盛产滑石，且易雕制，所以汉至南朝开始盛行用滑石雕代替过去的陶俑和各种陶质器皿。
此石奁为梳妆用具，直口，腹如圆筒，平底附三兽蹄足，造型工整而端庄，颇具古鼎遗风。在出土文物中，考古分期断代的主要依据是陶器。经过长期的工作，考古学家基本上把历代的陶器演变和共存关系理出了清晰的线索和序列。以此为依据，我们通常把不多见的石雕器皿，同相近似的陶器标准器比较，就可得知该器参照的年代。
长沙阿弥岭石鼎、石镜这两件滑石雕工艺品1974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阿弥岭西汉墓，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鼎，圆腹，矮蹄足，附耳。盖顶中部有一捉手，腹部刻有“鼎”字，口径13.2厘米，高14.2厘米。造型端庄，形制与长沙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的陶鼎，几乎没有区别。
镜，方形拱纽，圆座，座外刻有一周铭文，铭文外圈上刻有卷云纹。直径13.4厘米。此仿铜滑石镜，采用卷云纹作装饰，这在其他地区还比较罕见，但它与长沙汉墓的漆器花纹有相通之处。
滑石易于雕刻，因此在华南地区的西汉晚期墓中，逐渐兴起了用仿陶或仿铜的滑石模型明器作随葬品，这些滑石器大抵皆可同时代相近的原型同类器进行对比，且都工艺精湛，弥足珍贵。
绥德延家岔东汉石灶
此灶1975年出土于陕西省绥德县延家岔东汉画像石墓，板岩质，长26厘米，宽30厘米，高13厘米。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石灶模型明器也是仿陶工艺品，后者在西汉墓随葬品中最为常见，但石灶因雕制艰难，实属罕见。此灶平面呈半椭圆形，灶面中间挖刻三个锅窝，锅旁刻画了钩、叉、瓢、勺、帚等厨房用具，其下灶门呈长方形。
陕西绥德以盛行汉代画像石艺术而著称于世，因而在墓葬随葬明器中也体现了画像石刻艺术的特点。这件石灶的表面就采用了画像石的浅浮雕形式，勾画出象征性的厨房用具。可与之对比的还有同时同地的东汉王得元墓石灶，两者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100年左右（《考古》1983年3期），它们都同样反映了汉代葬俗那种“事死如生”的观念。
此石镇1975年出土于贵州省兴义县东汉墓，它是在下方上圆的石座上，雕刻出姿态抽象而生动的二兽形，两兽身躯穿插盘绕互咬其颈项，足有趾爪，刀法简洁圆润，现藏贵州省博物馆。
所谓“镇”，是用来压席子的。汉代室内家具陈设不多，但可铺席的地方却不少，为了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人们就在席的四角置镇。汉镇制作十分讲究，一般为玉、铜等质地，镇多雕镂为兽形，有虎、羊、豹、鹿、熊、龟等形状，抽象写实者不一而足，样式风格多变（《文物》1983年6期）。然而，类似此石兽形镇却不多见。将之与时代相近的石刻艺术形式比较，它倒是十分近似于东汉的墓表基座（如北京西郊秦君墓表），它也是取方底圆座之形，再于圆座上雕镂抽象的对螭形。镇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南北朝时遂隐没不见。
此砚1984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杏园村曹魏墓，通高7厘米，直径11.2厘米。
砚身形似陶鼎，分砚盖、砚体两部分。圆盖采用高浮雕形式，以五铢钱为中心，雕出五龙盘绕之形，砚面周边稍隆，有网状花纹，一侧凹坑刻成耳杯状，下附三粗矮实足。此仿鼎石砚刻工精细，构思奇巧，造型生动，是极为罕见的石砚工艺品。
自史前时代彩陶出现以来，就有各种石砚存在，有的人称之为研磨器，大都雕工粗朴，造型外观不甚讲究，用于作墓葬随葬品的情况也不多见。秦汉以后，石雕工艺日趋精湛，所以才会产生这种雕刻工艺成就较高的石砚。
自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后，各种质地的砚台不断增多，造型相互影响，喜用兽形饰，具有过渡的性质。多足的圆形砚，又称“辟雍砚”，它实质上也是早期砚仿陶的一种反映。
大同北魏石托杯
1984年出土于山西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8期），汉白玉质，盘径15.6厘米，残高3.4厘米，现藏大同市博物馆。
托杯由杯与托盘组成，杯口沿残缺，直沿，腹微鼓，假圈足，内底有一周直径与圈足相同的凸弦纹，口径7.6厘米，高4.5厘米。托盘口沿与圈足皆残，盘内底腹相交处有一周凸弦纹。此托杯造型端庄大方，朴实无华。石器不易加工制作，故此托杯极为罕见。
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说：“托始于唐，前代无有也。”考古发现证明此说不确。此石托杯应是由仿陶瓷器的托盘、耳杯发展而来。东晋时期的托盏其内底已出现内凹或凸起的托圈，使杯盏“无所倾倒”，同时还出现直口、深腹、假圈足盏，到南北朝时瓷盏托大为盛行，成为当时风行的饮茶、喝酒用具。可见，石托杯应为仿瓷的工艺石雕。
天水隋唐石雕棺床
1982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石马坪文山顶古墓，年代为隋唐之际，沙页岩质，为屏风式石棺床，高1.23米，宽1.15米，长2.18米，现藏于天水市博物馆（《考古》1992年1期》）。
此棺床实为仿木结构的屏风式石床，由大小不等的17方画像石和8方素面石条组成床座、床板和屏风。其雕工精致，构图生动，造型优美和谐，在古工艺石雕中为罕见的旷世杰作。由上至下：屏风为拼合的画像石，用浅浮雕图案形式刻画了反映主人狩猎、宴饮、出行、泛舟等生活的画面，以及建筑、风景和神话题材。
床板边沿则饰以二方连续的连珠忍冬纹带。上层壶门为圆底莲瓣形，内刻六个乐伎，皆盘坐手执乐器，束发戴冠，身着圆领紧袖左衽绯衣，两肩垂带飘飞。情态的刻划显然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下层壶门内与乐伎上下对称雕刻六个神兽，双臂生翼，呲牙托举。床正面左右两脚下各雕刻一镇墓兽，两兽作狮面，昂首支地蹲坐于石墩上。
此石棺床雕画如此丰富多彩，融圆雕与浮雕为一体，画面各具绰姿，装饰和谐，主题生动，大小观照，动静结合，它说明隋唐图107之际的工艺石雕已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从技法上看，它仍保留有东汉陕北画像石减地浅浮雕的特点，人物风景的构图也具有北朝石棺画像的遗风（如宁懋石室画像），其承托神兽、乐伎、镇墓兽的造型也与北朝的佛教艺术有共通之处。这表明隋唐之际的石雕形式，正处在承先启后的阶段。例如其承托神兽就与唐代的承托力士和西夏王陵的碑座承托神人颇为神似；又如其床座的坐部乐伎的装饰形式，也可以在五代前蜀王建墓石棺座上看到其影响。而且，画面中的人物皆持胡乐和胡服打扮，它所反映出的西域龟兹风，也充分说明了自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盛况。
偃师杏园唐代熏炉、石砚
这两件工艺石雕1984年出土于河南偃师杏园54号唐墓（《考古》）1984年10期）。熏炉由器盖、器身两部分组成，器盖呈半球形，顶部刻出耳状、菱花状孔十个。器身圆筒状，底部内凹。口部雕出子母口。石质青灰，通高12.7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14.7厘米。
汉至南北朝以来，古熏炉多为铜、陶瓷质地，石熏炉罕见，这应为不易制作的缘故。此唐代石熏炉，造型也不同于汉晋以来的熏炉（如博山炉），倒是与奁身相似。
紫石砚，外形呈簸箕状，底部一端有二长方形足，石质坚硬，磨制光滑，长15厘米。箕形砚在商代就出现了，但极为罕见，直到北朝和唐代才盛行起来。它造型简括明快，便于使用，后来发展成宋代流行的抄手砚，以及宋以后常见不衰的长方形砚。
连云港石雕人物罐
1965年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出土，高9.2厘米，最大径12.6厘米，为唐代石雕人物罐，现藏于连云港市博物馆。
此罐表面用减地浅浮雕形式，刻画了六名在园林中休闲的仕女，构图采用二方连续纹样，两人相对，间夹花木飞蝶依次展开，人物的表情姿态轻松自然，相互异趣。
该器断代最重要的依据，是仕女的形象与服饰皆具有唐代的风格特征，如头顶发髻高耸，面部丰腴，与北朝人物的秀骨清像迥然不同；穿短窄袖或长窄袖圆领襦衫，有的披帛绕肩，长裙曳地，有的足露云头履，这种装束是唐代仕女最常见最流行的样式，而且可以在著名的唐代壁画，如唐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壁画中找到其对应的关系。此石雕罐纹饰精丽，画面饱满，极富装饰效果，应属唐代前期石雕工艺的杰作。
大名唐代何弘敬墓志
它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大名县万堤晚唐墓（《考古》1984年8期），墓志及盖为青石质，为录皿顶式墓志，高0.88米，长1.88—1.96米，为晚唐贵族何弘敬的墓志。
此志石雕工之精丽在唐代墓志中也不多见，其盖四周及四杀浮雕兽面和四神，四杀交角处浮雕牛马等动物，四侧边雕刻波浪纹图案。志石四侧边的中部雕刻花卉、供养人，上下雕刻波浪、花瓣。志石正面楷书59行3800余字。
志石和志盖的构图事实上是形成了一种动静的观照，志盖浮雕兽形主题生动夸张，虚实相间的布局使得中心更为突出。边饰及志石则以静态细密富丽的图案花纹衬托，上下形成了一幅庄严雄浑的格局。尤其是志石边侧的构图对五代石雕的形式影响很大，如其严谨的格局，以二方连续纹样为边饰，以方框（或小龛）连续展开生动主题画面的做法，就屡见于后世的石基座。
和林格尔龙头石斧
此雕龙石斧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晚唐墓葬（《文物》1961年9期），青石制，中有銎，半圆刃，末端雕成龙头形，全长12.5厘米。
此斧磨制精致，造型奇特，虽为仿金属斧形制，却有深刻的宗教含义。斧钺中装饰雕刻华丽者，皆属古部落首领（祭司）的权力象征和礼仪道具，最早已见于史前的龙山文化。进入青铜时代，斧钺的功能仍然得到加强，但已为玉、铜钺所取代。进入铁器时代，礼钺的功能逐渐消失，但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古风犹存。此石钺制作精丽，且作为重要的随葬品随葬，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内蒙古地处漠北，古属匈奴旧地，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崇拜龙图腾，此石斧雕刻龙形，表明器主为古匈奴人的后裔，他们仍保留着古老的习俗和信仰，雕龙石斧就是这一历史最生动的反映。
方城宋代石雕屏
1971年出土于河南省方城县金汤寨宋墓（《文物》1983年8期），石灰岩质，长46.5厘米，宽27厘米，厚1.7厘米。
此石屏风为仿木家具，构图明快工丽，长宽比例和谐，凸起的边框饰以细弦纹；下部一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纹，另一面刻缠枝芙蓉花卉。下部图案与大块长方空间形成了虚实的观照，刀法流利圆熟。
古石雕中，自南北朝隋唐以来，仿木家具的造型日渐增多，发展到宋代就更为多见，尤其以河南方城宋墓出土的最为丰富著名。河南一带盛产仿木家具石雕明器，其最早者可追溯到隋代安阳开皇十五年（595）的张盛墓家具模型。宋代的集大成者则有方城盐店宋墓家具石刻，而金汤寨宋墓所出石雕，制作比前者更为优美精致。它们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木家具的一般风貌，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家具的源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辽代摩羯鱼石坠
此摩羯鱼石坠发现于辽宋北票，为辽代遗物。它刻工精致，形象纹饰既美观又神奇，与同时代的摩羯鱼形瓷盏、瓷灯具、瓷壶可相互印证。
摩羯鱼来自印度古代神话，为一种水怪，它通过佛教经典和印度与中亚的工艺品，以及天文学上黄道十二宫中的摩羯宫等渠道传入中国。摩羯鱼的造型初为兽首鱼身、长鼻上卷之形，唐代以后的造型就逐渐中国化了，如头部变得近似龙形，鱼身还添加了翅膀，在天文图的摩羯宫中也表现了有翼的飞鱼形象。在辽代文物中，人们对摩羯鱼有一种偏爱，它出现于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文物》1986年12期）。从摩羯鱼的艺术造型及其演变，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各种工艺品的由来和时代特征，还可以了解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和相关的天文学知识。
明代潞简王墓位于河南新乡北郊凤凰山，它的规模宏大，气派仅次于明代的帝陵，至今仍保留有许多精美的石刻，此石雕板即为其石牌坊中的石板构件之一。
由此石板的精雕图案，我们即可领略到明代石雕装饰工艺的典型手法，及其高超的艺术成就。其画面采用四边菱花形的构图，中心以繁富的形式刻画出梅花、牡丹、竹、菊等争相竞姿的热烈场面，它是以满匀的布局取胜，繁而不乱。菱花边饰采用二方连续的卷草纹，以取得构图的对比平衡，四角的衬地则刻画出荷花、牡丹、菊花和缠枝花主题，手法十分工丽明快，与繁富炫目的中心画面形成了观照。
据文献记载，生于明末的潞简王一生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其陵墓也几乎是仿皇陵来建造的，因此其墓中石雕工艺如此精湛也就不难理解了（《文物》1979年5期）。
明代香山石雕长椅
此石椅1980年出土于北京香山明代太监刘忠墓（1554），长170厘米，宽55厘米，高104厘米。明代墓葬都习见随葬石雕家具，此石雕长椅属其中的精品。
由于是仿木雕家具，因而其造型与纹饰图案都极为美观，高长工整的椅身上雕满了各式精细的缠枝花草纹（《文物》1986年9期），这是明代各种工艺品上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
明式家具因其木材是从东南亚一带进口的紫檀、红木等珍贵木材，因而能造出各种精巧的形式。往往是瑰丽的雕饰与家具优美的立体轮廓相得益彰，体现出造型稳重、比例适度、线条利落和端庄活泼的特点。从刘忠墓的这件石雕高长椅，我们即可观赏到明式家具清新优雅的风格。清式家具虽然继承了明式家具的特点，但宫廷家具更趋向于堆砌的华饰，其矫揉造作的风格还是与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明代铜梁石雕床
此石雕床1982年出土于四川铜梁巴川明代石椁墓（嘉靖年间），长26厘米，宽15.5厘米，高30厘米，为象征性的随葬明器。
此石雕床顶盖一长石板，床正面上部刻垂幔，其下刻蚊帐，前面分开挂在两边的帐钩上，床沿也刻画了图饰，床前还有踏凳（《文物》1986年9期）。此石雕完全真实地再现了明式家具床的风貌，不带任何夸张的成分。今存之明式家具已属凤毛麟角，具有地区民间风格的样式更为罕见。四川铜梁明墓曾出土大量的仿木石雕家具，无疑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家具陈设的认识，也为收藏古代家具文物拓宽了新的领域。制作精巧的木质家具实属不易，仿木石雕家具更难制作，这种凝聚着巨大劳动价值的工艺品，事实上在古代文化遗存中也并不多见。
明代石桌椅
1973年，出土于四川铜梁县城关明代石椁墓，书桌高15.5厘米，宽6.5厘米，长13.5厘米；交椅高19厘米，宽8厘米，置于书桌之后，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
此套石桌椅雕刻精致，桌上有笔、笔架、砚台和镇纸，交椅和桌上铺垫的布纹都雕镂得十分形象逼真。石雕的家具用品在古代并不盛行，木质用品虽多，也难保留至今。这套石桌椅是作为象征性的模型明器，置于墓中供贵族墓主使用的，雕刻家无形中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官府使用家具用品的真实记录，因而此石雕的历史价值要大于其艺术价值。
四川地区的石刻艺术，自汉代开始就异军突起，经千年以上的锤炼发展，内容和形式极为丰富多彩，历代佳作层出不穷，至宋明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此类石雕家具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说明。
广仁寺莲花石缸
现存陕西西安广仁寺，为清代康熙年间的遗物，约高100厘米，大理石雕。
石质器具的使用由石器时代延绵古今，但如此造型的雕花石缸却属凤毛麟角。它体积庞大，刻工精丽，造型端庄，口沿及底边饰以二方连续的规矩纹，满覆的莲花和枝叶曲伸缠绕，画面秀美匀满。这是明清石雕最典型的工艺装饰图案，常见于宫廷和大型建筑的石雕装饰。
中国古代大型建筑皆盛行采用木结构形式，其内庭院还往往设置奇石花木以造谐趣，出于防火和浇水的需要，耐用美观的盛水石缸和石刻雕花盆座就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实用功能与审美绝妙结合的工艺，历来受到建筑装饰设计者的重视，从而成为中国传统石雕工艺的重要门类。
故宫雕花石座
此为清代汉白玉石雕番莲座，座上矗立一块木变石，现存北京故宫御花园绛雪轩前。
古帝王中好风雅喜玩奇石者不乏其人。宋徽宗时最有名的“花石纲”，就是由政府强令民间供奉各地奇花异石运往汴京（河南开封），以装点宫殿园林。此风延至清代，乾隆帝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玩石就留下不少韵事，今北京园林的名石多与其有关。由此玩石之风更盛，各地竞相效尤供奉，此木变石即为黑龙江将军福僧所进贡，长1米多，木纹犹存，题铭仍可辨认。事实上，石玩与石雕工艺密不可分。首先，天然奇石需经切割雕琢方可去其顽劣根性，变得天趣谐成。
另外，若无石雕基座的衬垫，更不能显奇石之秀美优雅。
此番莲座以浮雕形式深刻出满覆绚丽的花草纹图案，以人工韵律衬托出木变石的自然美，将观者带入别开生面的境界。
清代崇陵金井盖
清代的帝王陵寝地宫中皆有所谓的“金井”，原为地宫卜地点穴时的中心探井，后成为整个陵寝建筑中轴线上核心定位的标志墩，因而受到精心构筑和保护。
此金井盖为清西陵之一崇陵地宫中的遗物，直径25.6厘米，高20.8厘米。
龙的造型在汉代以后，一直成了神圣高贵的象征，在明清一代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宫廷建筑石雕和各种工艺装饰上，都充斥着龙的主题。此崇陵地宫穴眼金井盖，用青白石精雕而成，上面凿流云、坐龙，出爪牙，剔鳞甲，撕鬃发，抽象而生动，实为亦龙亦狮的造型。在帝王大葬时，当金井内投入点穴时初掘的吉土，便盖上金井盖，然后安奉棺椁于金井上方（《文物》1986年7期）。由此可见，此雕龙金井盖，是一种极为神秘的象征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