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什么的？”哨兵推开小伙计敬的烟，鼓着牛眼。看来三绥区的官兵还有些规矩。小伙计急得面红耳赤，那年轻商人的脸上却漾着不易察觉的微笑。他走上前去，摘帽致意，然后对哨兵说：“我要见你们的何副司令官。”
“你是什么人？”哨兵一怔。
小伙计也有点拿腔了：“叫你们连长来见我们。”
一会儿，连长来了。他一见小伙计，拍着巴掌直跳：“哇，老孙呀！”
“老孙”一指那年轻的商人，小声说：“这位是杨部长。快，马上要见何将军。”
连长急忙给杨部长敬礼。
杨斯德，华野第十三纵队联络部部长，奉陈毅之命，在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具体安排下，前往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部策动临战起义，打开运河防线，以便南下的华野十、十三纵队迅速直插陇海线，从西面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中将副司令官何基沣正在收音机旁收听河北解放区电台播放的节目，一听说解放军的代表来了，便把收音机一关，转了下波段旋钮，高兴地叫道：“请！”
何基沣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十一年前在卢沟桥事变中，他率西北军旧部反击日军的侵略，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后来，由于国民党军内部倾轧，何基沣和他的袍泽们虽然拼死厮杀，终因孤军无援，致使大名失守，何基沣痛心疾首，含泪写下“马革裹尸去，不演风波亭”的诗句，拔枪自杀，弹穿右胸，血流如注，一时震惊朝野。伤愈后，何基沣开始寻找救国出路，他在武汉找到了周恩来。又在周恩来的鼓动下，北上延安，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等。离开延安时，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斯德在何基沣身边住了下来，为了使杨斯德行动方便，何基沣让秘书李连城弄来一套毛料军服和少将军阶。从此，杨斯德便以少将高参的身份出入于绥靖区司令部，畅行无阻，而真正的少将高参刘自珍老大一把年纪，对这位来路不明的年轻少将尽管心怀不满，但也只得笑口常开，彼此彼此。
几天之后，杨斯德来到徐州，在火车站召开了党的组织会议，然后投刺座落在都天庙的张公馆。
同是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的张克侠，经历没有何基沣坎坷曲折。他是西北军元勋冯玉祥的连襟，在西北军里威望甚高，他为人谦和，不像何基沣暴烈如火，他早年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长期蜇伏于国民党军队里。他多次旁敲侧击开导西北军旧部首领冯治安，早日蒋介石脱离，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冯治安怕共产党，对解放军能否得天下心存疑窦，也丢不下恩恩爱爱的小妾，所以张的规劝对他来说如风吹牛耳。好在西北军旧部还算团结，冯与张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不会把张献给蒋介石。可冯治安还是架空了张克侠，让他只挂个副职，并且一直住在徐州，与部队脱离。
张克侠紧紧握住杨斯德的手，长时间不松开，好像怕杨斯德会突然消失似的，他“回娘家”的心情太急切了。
“请上级放心！”张克侠很坚定地表示，“现在我部各级都有我们党的组织了，许多主官是共产党员，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起义没问题！”
“能不能争取冯治安起义？”杨斯德说，“有了冯治安，不仅部队好带些，而且影响也会更大。”
张克侠沉吟了半晌，叹口气说；“仰公这个人恐怕很难。他顾虑太多，总不忍改变初衷。我两年前就做他工作了，他割不断与国民党的关系。不过，仰公必有他的暗处。”张克侠抬起头来，信心百倍，地说；“他以为只有他才能调动部队，实际上没有那回事。几个军长是他的人，但非赌即嫖，昏庸已极。下面师、团，营、连各级官长，许多都是我们的人。你看看，从师长数起……”
张克侠掰起手指头。他数的第一个名字是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少将师长过家芳……
过家芳此刻也在徐州。他不慌不忙地跳下吉普车，正正帽沿，走进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的别墅。
王长海正在客厅里请徐州著名的算命先生马仙算卦，看过家芳来了，高兴得直叫，也不管尊卑礼节了：“来来来，过师长！马仙刚才为我算了一卦，我看准得很，来请马仙给你算算吧！”
过家芳谦恭地笑笑，放下军帽，在马仙跟前坐下。马仙一本正经地看看过家芳的手，又摸摸过家芳的后脑勺，然后站起来，冲主长海抱拳贺道；“恭喜军座，你有这样一个忠臣来辅佐，可保无虑。王长海呷了一口茶，吐出残渣，笑道：“果真如此吗？”
“这位长官面貌善良，头无反骨，真乃忠良之臣。”
过家芳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唯唯道：“我是无能之人，只有跟随军座，忝充召唤，马仙你可看透我了！”
王长海大大咧咧地哈哈一笑，冲里屋喊道：“备酒！”
当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正在暗中加紧进行之际，冯治安突然打来电话，要贾汪的何基沣、过家芳等人火速赶到徐州“剿总”开会，贾汪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联想到军统派来的一三二师新闻处长几天前忽然失踪，大家怀疑刘峙以开会为名，要将第三绥靖区的起义骨干全部扣留。
基层官佐的情绪此时也发生波动。早在9月下旬，蒋介石便以安全为由，令冯治安所部的全体眷属迁往江南高资、龙潭一带，显然想以家眷作为人质，控制第三绥靖区的行动。近日贾汪等地有人放出风来，说是部队一旦起事，眷属的身家性命必将不保……
杨斯德与何基沣等人反复商量，决定：由何基沣先拿出二百两黄金，交过家芳的弟弟过家斌去江南妥善安排家眷，以解除官佐们的后顾之忧，徐州会议必须准时参加，否则会使上面产生疑窦。
一切安排停当，何基沣、过家芳等将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驱车去了徐州。
中央军委从容定大计
中原重镇郑州解放后，中央军委电令陈、邓，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东进。两天后又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陈、邓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当天下午就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这样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更方便。
中央回复同意。
10月24日，在东进之前，邓小平在郑州绥署礼堂主持召开了参加郑州、开封作战部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个简短的动员。邓小平说：“我们很快就要东进了，任务是要同华东野战军部队一起进行徐州会战，围歼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同志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坚决彻底地消灭徐州地区的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退逃江南。对此，每一个干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敌人退守江南将会给我们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邓小平本来就喜欢长话短说，这次讲话更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会场寂然无声，大家都在静静地倾听，不知不觉地就攥紧了拳头。
进入10月的最后一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知道中原野战军不出淮南以后，就向中央建议：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战役规模很大，请已到达前线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为好。
于是，中央军委立即作出决定，本战役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
陈毅、邓小平复电：“本战役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向多直接指挥。”
从上面这几次谦让当中就可以看出，将帅三方相互信任、同心同德。这和敌方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孰优孰劣，自不待言，而孰胜孰败，已初见端倪。
此时，华东野战军正在部署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佯攻徐州。
与此同时，整个战局的发展对我军十分有利，在淮海战役即将发起之时，辽沈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毛泽东兴高采烈，欣然命笔，写下了代表党中央祝贺全东北解放的电文。一时间国内外舆论纷纷，国民党总统府上下人皆失色。
11月5日，中原野战军主力进入商丘东南地区，发现敌第四绥靖区部队停留在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陈、邓首长当即决定发起汴（开封）、徐（州）段作战，歼灭这部分敌人吸引邱兵团西援，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11月7日，攻击发起，敌人向东撤退，1纵在兄弟纵队配合下，一直追到张公店地区。敌181师退到张公店、张阁地区，在张公店和张公店以东、以南及东北方向构筑防守阵地，掩护第四绥靖区主力东撤。
1纵各部队立即行动。凌晨4时，8团攻占许庄，敌人犹在梦中。在这期间有件事说起来如同笑话一般，敌人让当地的群众给1纵参谋长潘焱送来一封信，上面写道：
“驻地友邻军鉴：南面不断打枪，究系匪军捣乱，抑或与我部发生误会，望告师部。”潘焱阅后朗声大笑，敌人主动把军情送上了门来。机不可失！下午，1纵派两个旅从东西两面迅速逼近张公店、张阁庄、小张庄，华东野战军3纵8师越过陇海路，同时对这部敌人形成分割包围之势。
11月8日，1纵对敌总攻击开始。在持续的攻击之下，敌师部火力点被消灭，敌人在炮火和硝烟当中人喊马嘶，乱成一团，敌师部院墙被炸开，敌人有的吓得蹲在墙根，有的钻进工事喊了起来：“你们不要打枪了。”我军的战士们喊：“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随着喊声，一群群敌人慢慢地举着双手走了出来。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181师师长米文、少将师参谋长董汝桂、少将参议张述文等800多人被俘。
张阁庄守敌也以敌团长胡树荃为代表向我军递交了投降信。
战役开始前后，我军在徐州周围的作战行动，曾使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误认为我军要攻打徐州，他惊慌失措，拼命把兵力向徐州集中。当发现黄百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即严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全力东援解黄兵团之围，刘峙遂在11日下午决心调第2、13兵团5个军12个师的兵力向徐东方向进攻，企图解救黄兵团。这时，能否阻挡住徐州之敌东援，就成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的关键。华东野战军首长当即调整部署，命10纵司令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10纵、7纵和11纵，于徐州以东陇海线两侧地区阻敌东援。
运筹帷幄
淮海战役的大幕终于徐徐拉开了。淮海战役使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由原来的配合作战，转变为统一部署下的直接协同作战，以23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及广大地方武装，同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南线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我中原野战军以清脆的枪声在中原广大地区打响以后，华东野战军立即全军南下。
10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曾着重指出：
“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9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之目的。”
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它对于淮海战役的首战告捷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谋善断的毛泽东，在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从多种方案中比较选择，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使这场波澜壮阔的大决战得以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
虽然基本方针已定，毛泽东依然十分谨慎，这同他平常不拘小节的性格几乎判若两人。10月27日，在决战前夕，他还没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来，再次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叮嘱道：“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
第二天，华东野战军向中央军委、中原野战军报告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10月30日，毛泽东复电：
“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并且提议说：“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陈、邓方面“亦请同时动作”。
布置已定，毛泽东长出了一口气，又把目光投向遥远而辽阔的战场。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一封封电报出自他那双拨云拨雾的手发往前线。
进入1948年11月以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觉得原定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在淮海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他致电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22、23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
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毛泽东于深思熟虑之中，提前构思着将要扩大的战役规模。11月9日，毛泽东在收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以后，当天立即起草电报明确答复：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确定以后，淮海战役渐渐发展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的规模空前的大决战。
至此，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在急急忙忙地调遣部队向着自己的阵地和目标进发，如果有一张全景式的图画，可以显现我军正在这一广阔的战场驰骋纵横，排兵布阵。
1948年11月1日，毛泽东仍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直接向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下达命令。他虽然在思索当中，但眉宇间却带着自信，挥笔写道：“白崇禧考虑到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已经命令黄维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华野战斗发起以后，估计从11月8日到11月18日之间战况最为紧张，你们务必保障在10天内使邱清泉兵团不能东援。你们除对付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4个军。我们认为6纵必须尾追黄维，10纵在南阳附近协同2纵尾追黄维。你们认为怎样？盼复。”
此时的黄维兵团正在进发之中。
10月30日，白崇禧由汉口到达南京。当天下午5时，南京政府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白崇禧满口答应以黄维的12兵团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并主动提议以第3兵团（辖第7、第48军，均系广西部队）随第12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但31日上午10时再次开会时，他突然改变主张，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并且认为第2军和第15军在形势和距离上不便归第12兵团序列，只同意第14军、第85军归入第12兵团。这就成了第12兵团指挥第10、第14、第18、第85等4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