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岗南村那边传来。
岗南村离西柏坡二十来里。那里住着军委二局的一支重要队伍。高高的天线从村子里伸出来，但伪装得天衣无缝。不论是从地面或是天空，看见的只是一片树林。
年轻的二局局长戴镜元骑着战马，猛挥一鞭，那一朵炭火般的牲口长嘶一声，踏过碎石路，跨过恶石沟，直奔西柏坡而来。听见嗒嗒的马蹄声，中央机关的人们全都止步凝神，引颈注目，打量这飞驰而来的战马。
戴镜元几乎每天都来西柏坡送情报，每次都骑这枣红马，嗒嗒嗒嗒，流火一般，二十分钟便从岗南村到了西柏坡。他注意到，人们关切的目光全落在他左肩右斜的挎包上。
淮海战役一开始，从参谋、卫士、炊事员到幼儿园的保育员全都关注起前方的局势来了。
“黄百韬怎么样子？”
“跑啦！向西跑啦？”
“怎么让他跑了呢？”
“听说是从地道跑的哩！”有人煞有介事地说。
后来，黄百韬兵团被围在了碾庄。
“怎么还没歼灭呀？”
“难打呢！”
“这家伙这么顽固？”
开始，西柏坡的人们，从毛泽东到炊事员，都以为只需一个星期就可以结束歼黄战斗。后来，决定延长到十天。再后来，又决定延长到半个月……
人们揪心地盼着淮海战场的捷报。
“主席睡觉了吗？”
“没有，灯一夜都亮着！”
只要是毛泽东睡觉了，就准是打了大胜仗。
“听说黄维兵团也来了。”
“是的。”
“哎呀呀，啧喷喷……”
大伙的心似乎又压上了一块石头。
这次戴镜元又带来了什么情报呢？
戴镜元在围墙外跳下马，将缰绳交给哨兵，飞步直奔军委机要室，把电文交给叶子龙主任。叶子龙手下有三个译电员。
戴镜元走出机要室，见周恩来的秘书刘长明站在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边，正向他招手。
这辆小轿车是打下济南后华野送给毛泽东的，车的原主人是第三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耀武，车上装着防弹玻璃。毛泽东一次都未坐过。
戴镜元走过去，小声问：“周副主席还在工作？”
“每天只打两个盹，趴在桌上睡，一次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多。”刘长明打了个哈欠，“紧张得很啊！”
“你就不能劝一劝？”戴镜元有些生气。
“我？”刘长明双手一摊，“他肯听我的？你还不晓得这是什么时候！主席已经十天没脱衣服上床了！”
“他妈的黄百韬！”戴镜元在心里骂起来。
毛泽东的卫士组长李银桥拿个竹竿轻轻地撵走了毛泽东住所窗外那片竹林里归巢的鸟雀，耷拉着脑袋往回走。刘长明很是同情地叹了口气说：“他肯定挨主席熊了。”
毛泽东已经三天吃不好饭了。端着饭碗，心事重重，筷子尽往眼前的那碗里夹，邻碗里的菜看也不看，哪怕是他特别爱吃的辣子肉丝。这且不说，常常是空筷子回来也感觉不到。李银桥扒在门外偷看，急得手痒痒，真想进去帮毛泽东把饭碗挪动一下。但他不敢。他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在他考虑问题时你去干扰，他吼起来比打雷还猛。前一会儿，毛泽东临窗站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李银桥想，主席从中午到现在还未吃饭，便小声喊：“主席，该吃饭了！”毛泽东扭过头来，将烟蒂一甩，喝道：“吃饭吃饭，没见我在想事情吗？你怎么这样蠢！”
戴镜元望着李银桥的背影，爱莫能助地摇了摇头。这时，毛泽东房子里的灯亮了，他看见周恩来、朱德脚步匆匆地朝那边走去。接着，作战室的张清化、成普、江友书、赵云慈，连同刘长明等人，都像走马灯般进进出出走动起来……
前些年，对曾经在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几位参谋作过采访。这些分居在全国各地的老同志谈起当年总部的战斗生活，无不神采飞扬，眷念不已。西柏坡的那段日子，在他们的一生中，无疑占有特殊的位置。
“当时的作战室只有十来个人，住在柏坡岭前，紧挨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院子。”原作战室主任张清化回忆道，“参谋人员大都是跟毛主席转战过陕北的。室里分为我军科，敌军科以及资料、地图等小组。人虽少，却把敌我两军的编制、序列、兵力部署、战场态势掌握得一清二楚，既要汇集敌情，又要统计战绩、公布战报。五六个参谋管全国，工作效率极高。
“战时活动方式跟现在不同。那时，毛主席主要管打仗。他住在北屋，卧房连着办公室，身边有两部立式军用电话和两个土造电铃。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周，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
“我们参谋人员负责标图。用的是战场上缴获的黑白图。”性格沉静的赵云慈回忆道。“我们用电光纸剪成三角旗，粘在大头针上，代表双方兵力。根据战场的态势，每天将它们在地图上搬来搬去。那时，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天天往毛主席屋里跑。再大的事，三个人一碰头，就下了决心。他们一去，敌军科的江友书就跟着去’搬旗‘。一面蓝旗代表一支敌军。敌情天天变，他就天天来回’搬‘。”
“有时，下面报上来的敌情也会有出入。周副主席就找我们去核实。”矮小精悍的成普说，“他对参谋人员很严格，要求’及时、准确、对答如流‘。不知就不知，不许用大概、可能这些词。有一回，我送一份战绩统计给周副主席，他看后皱起子眉头：’哎呀，歼敌总数和具体番号怎么对不起来？少了一个旅嘛！‘我一查，可不是。周副主席放下笔严肃地说：’同志，我们发的东西不光全国要看，世界上也在注意。工作不精细，要犯错误哩！‘”现年七十岁的成普脖子上挂着—副老花眼镜，坐在西安干休所的会客室里呵呵笑着，回忆他挨训的经历。
“周副主席当时兼军委总参谋长，什么事都要经过他，工作最忙，每夜都伏案到天亮。因为一到晚上，各地的电报都来了。他习惯在早上五六点钟睡觉，中午十二点起床来吃早饭，下午接见各地来的同志。”戴镜元深情地追忆，“打黄百韬那回，我去送电报，连续几个上午看见他和主席都没睡，心里真有点沉重。”
“战斗紧张时，主席天天不沾床，累了就在帆布椅上躺一躺。躺椅也是陕北带来的。”当过毛主席卫士组长的李银桥对笔者说，“他写文件写得脖子酸，就仰仰头，扭扭胳膊，在屋里来回走步，走步时也想问题，有时把脚踢到墙根上。主席动脑筋时不喜欢别人问话，这时催他吃饭他就会发火。但过了一会儿，忽然又叫：’我饿了，怎么还不送饭呀？‘其实，饭菜早就摆好，都已经凉了。”
“平时，他也开玩笑，逗小孩玩。”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恬静地靠着茶几，接过话头，“有时，他还到滹沱河边兜上一圈。他一般不大讲话。碰到哨兵：问问多大年纪，哪里人。一次遇上炊事员，他问：’烧的煤是哪里来的？‘炊事员回答：’唐山煤。‘又问：’那么井陉煤到哪里去了？‘哦，对了！有几回，我还听见他哼京戏呢，有板有眼的……”
“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李银桥补充了一句。夫妻俩咯咯笑了起来。
以后当了济南军区副参谋长的刘长明感慨地说道：“当时，我们都才二十来岁，精力正旺。眼看革命快胜利了，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一天三顿，端着搪瓷碗蹲在院子里吃饭，觉得特别香。空下来，几个参谋还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给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国旗图案哩。”
几乎所有的人谈起西柏坡，都没忘记周恩来当年说的一番话：“我们这里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却在指挥世界上少有的大仗。”他自豪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枪，二不发人，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叫部队打胜仗！”
……戴镜元送来的情报使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不安起来：黄维兵团在黄家、宝集地区遭受中野一纵沉重打击之后，仍全力东进；碾庄黄百韬兵团仍负隅顽抗；寻歼邱、李屡不得手……
淮海战场将如何打破这相持的战局？
一个担架排长的自述
毛泽东和粟裕一样，也没有想到黄百韬会如此难啃。早在11月13日他就以为黄百韬、李弥、孙元良共计十七至十九个师可于17日被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全部解决。他心目中的敌人“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所以，第二天，11月14日，他便猜度“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
事实远非如此。
在歼黄战场上跑过许多阵地的担架排排长于培义，谈起几十年前的歼黄战斗，心情还是那样沉重。他用慢慢的如磙碾子般的语气描绘昔日的决战。
“黄百韬兵团难打呀！广西猴子死不投降。他们的工事可不是一般的工事啊！上上下下，高的楼，低的堡，矮的壕，地下的盖沟……咱们的部队是淌着血在往前冲啊！到处都是躺着的人，不知谁是活的谁是死的……我们就抬，全往后抬……咱们的队伍，牺牲的同志可不少啊！”
解放后，地方政府将这位担架排排长安排在县机关工作。可他听说碾庄需要一个人去看护烈士陵园，便对领导说：“我去吧！”
“你当协理员，怎么去守坟呢？”
“我去！”
他不想多说什么。他觉得那些阵亡的同志都和他有关系。他作为担架排排长没能将他们抬出死亡之谷……
于是，他离开了县城，带着妻儿，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向那偏远的乡村走去。
当年的军委作战室主任张清化说，淮海战役时，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已不再提转战陕北时的口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提出“不惜一切牺牲，力图大战取胜，在江北解决问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最能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所以号召部队“拼老命”。
面对黄百韬的顽强抵抗，面对中野部队西阻黄维、南抗李延年的艰难处境，粟裕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仍坚定地按照11月14日夜决定的战术原则，层层剥皮，进逼碾庄。18日，碾庄终于历历在目。
为扫清碾庄圩外围，粟裕第一次调动了他的坦克部队。这就有了个误会：国民党官兵根本想不到解放军会有坦克，看见一排溜坦克威威武武地开过来，竟一起跳出掩体哇哇地大喊大叫，欢呼雀跃；有的竟然嘤嘤地哭将起来，如受了屈的孩子见了亲娘。他们以为是老邱的援兵到了。谁知这些坦克突然开火，机枪一齐扫过来，这些国民党官兵还迷迷怔怔的，就一排排如收割过的麦子刷刷地倒下了。这些坦克是济南战役中缴获的，属日本血统，资格很老了，大部分没有炮，只有机枪。步兵被地堡内的火力阻击时，坦克便驮着爆炸手开到敌人地堡跟前，让爆炸手不慌不忙地下来放炸药包。坦克送炸药包也是淮海战场的奇景之一。
坦克的数量毕竟有限，可怜巴巴的，只有七辆。偌大的攻黄阵地，解决战斗自然还得靠步兵。华野四纵三十四团营教导员姚鼐率七连攻击敌二十五军阵地秦家楼。他们呼呼啦啦地冲到突破口，只见三个民工抬下一个排长。姚鼐认得他，但只记得他姓张。张排长年方二十一，白净的脸庞，秀眉秀眼，很英俊。姚鼐问：“情况如何？”张排长小声说：“连长、副连长都牺牲了。指导员、副指导员都受了重伤，可他们硬要先抬我下来，我……”小伙子流着眼泪，“不想下呀！敌人很顽固，硬是和我们死拼……”姚鼐说：“快抬下去！”担架转了个弯。猛然听到后面一声炮弹爆炸，姚鼐扭头一看，担架、张排长，还有三个民工全没了踪影，只见一团朱红色的浓烟冉冉地向空宇飘去……
担架排排长于培义看护烈士陵园一晃就是二十余年。昨天还韶华青鬓，今天却白发龙钟。但是，他记忆力非常好，至今讲起碾庄外围之战还可以说出好多湮没无闻的名字来。特别是攻打碾庄圩南边曹门楼那一个晚上，他讲述得尤其详细——
那夜，本来有月亮的。特别是后半夜，月亮可大了。可是，炮打得太多了，天上像起了云，麻麻黑黑的。对，也许是起了云，反正一抹糊。我领着担架排负责给二三七团送伤员，这个团攻打曹门楼。曹门楼原有百十间房子全炸光了，就剩下炮楼和碉堡。守敌是一个加强营。二十五军，广西的，能打啊！二三七团组织好几回冲击都给打回来了。我去时，看到刚从济南战役中解放过来的新战士赵万树正向指导员请战。
“指导员，你给我入党，我有办法！”
指导员说：“当真？”
赵万树说：“当真！”
“行，给你入党！”
“算数？”
“算数！”
赵万树换了一身国民党军衣，抱着炸药包向曹门楼爬去。敌人以为是自己的伤兵，也不管。他爬到炮楼下，嚓地点着了炸药。敌人一看导火索哧哧的，晓得上当了，手榴弹，冲锋枪向他乱打。后来我去那里抬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块棉衣片，还是敌人的。
炸药包威力很大，把敌人炮楼炸飞了。部队猛地冲上去。敌人真多，一个加强营，就咔嚓咔嚓地拼起刺刀。哎呀，真厉害呀，几十人几百人就扭在一起，一对一、一对俩，吼呀骂呀拼呀……
于培义老了，离休了。但他就在离陵园百十米处盖了三间土房，早晚常去那陵园的松林间走动。他要一辈子与烈士的英灵作伴。
碾庄老人的回忆这时间的碾庄圩完全像一块炎夏的腐肉，强烈的恶臭令人恶心。遍地龌龊的伤兵。黄百韬放不下他那中将架子，总是身着那套笔挺的军呢礼服。
时过几十年了，碾庄的老乡们对这位将军依然记忆犹新。几位老汉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们都是耄耋之年的人了，头戴毡帽，脚穿“茅窝”，牙齿寥落得如他们的晚景。
曹玉阴：
黄百韬就住我的隔壁，那是一家山西人开的糟坊。他出出进进都从我的院子里过，这里上街近。他个不高，四五十岁。开初，我不知道他就是黄百韬，光晓得他是个大官。那一天，他的伙夫，一个快五十岁的人，胡子拉碴的，叫我帮他打水。那口井还在，你们去看。那家糟坊没得了，就还有一口井。我打了水，正往糟坊里提，碰巧他出来，正要抽烟，看见了我，就把手里的那根烟递给我。我连忙接过来放进口袋里。
他的卫兵就住在我的家里。他们说：老曹，黄司令把烟给你抽，就不给我们抽！我一听是黄司令官，骇了一跳，问：就是黄百韬司令？他们说：不是他还是谁？我赶忙从口袋里摸出那支烟，狗日的，那支烟给压破了，光有一点纸屑和烟丝。你看看，那纸屑多薄。我把黄金金的一撮烟丝装在烟锅里，一吸，哎呀，好呛！当兵的说，那是外国货！我享受不起。
过了不久打起炮来。一炮落在我的院子里。
打了这一炮，那家糟坊就把地挖空了，上面搪上木柱子，再堆麻袋，麻袋里装土。黄百韬到地洞里去了。我们家里也被当兵的挖了洞。各家都住了兵，都挖。有的把堂屋挖下一人深，把马关在里头。那马真大呀，从没见到这么大的马。
曹万荣：
那会儿我逃出去了。逃出去不容易啊，炮在身边打，飞机在头顶上飞，子弹啾儿啾儿地在耳边擦过，我就在土埂边爬。
曹玉阴：
我不能逃啊，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不满十岁的小儿，跑不动啊！
曹万荣：
那会儿，死的人可多啦！我家住了一个排，五十多人，天天有人叫：某某出差去！某某就出差了，出差去了就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楚上哪里出差去了。他们光说：到阴曹地府出差去啦！哟，是死啦。他们天天有人说去出差，一个都没有回来的。到后头，就只剩下五六个人了。我那院子角上坐着一个当兵的，我喊他起来，他不理我。我想他是睡着啦，就去拉他，拉不动，一看，哎呀，早死个尿啦！身上没有伤，就鼻孔流出两道血。我胆子大哩，也几个月不敢去后院哩，总觉得那地方坐个人哩！
曹玉阴：
碾庄圩满街上全摆满了人。活的死的全在一起哩！
曹万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