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尼对石油资源的开发实行“分成制”和国有化的措施，既保护了本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又摆脱了西方石油公司的控制，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确属高明之举。特别是运用石油武器同西方作斗争，表现了高超的谋略思想，受到国际石油界的注目。
捷克人巧妙反抗占领军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绞杀了“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在各地展开了斗争，反对苏军侵略。
面对强大苏军的横暴镇压，捷克人不能公开反抗，于是就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斗争手段。有一段时间，布拉格大街小巷变成了漫画和标语的汪洋大海。这些漫画和标语有幽默讽刺的，有直接辱骂的，过路人看了，无不会心而笑。一条标语上写着：“布拉格电台宣布：苏联士兵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是友好国家，必须随时鸣炮致意，因此特地驾坦克而来”。有的人在弹痕累累的建筑物上写着：“这是俄国的文明”、“俄国人留下的纪念”。布拉格的墙上、商店橱窗上和住房玻璃上写满了抵制苏军侵略的捷克领导人的名字“杜布切克一斯沃博达”、捷克人纷纷佩带捷克国旗纪念章和杜布切克头像纪念章。布拉格地下电台也号召人们把布拉格和全国变成“地理上的无人区”。一时间，人们把街道上各处路标摘掉或者倒转过来，使苏军如同盲人，行动时不知所措，陷入一片混乱。布拉格发起了一场“街道无名化”运动，市民们冒着危险把街道的标牌去掉或者用油漆抹掉。城乡政府和市民们拒绝向苏占领军出售食物、提供饮料，使苏军常常饥渴交加、疲惫难熬。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发明了一种表示藐视苏军坦克和士兵的办法：手拉手沿着苏军行列来回行走，紧挨着这些大兵擦肩而过，就好似沿着一排树木和电线杆一样，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全国人民还向党中央、政府以及电台雪片般发出了抗议、决议和电报，要求苏联撤兵、杜布切克复出和把捷克的改革进行下去。
捷克人的这一系列和平、消极的反抗、不合作和示威活动，使苏联当局万分头痛，又无可奈何。
当面对着强大而拥有镇压力量的敌人时，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是无法进行暴力、公开反抗的。而他们又必须想办法表示自己的义愤，抗议敌人，唤醒人民。这样就必然要采用各种巧妙的方式，进行和平、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以打击敌人信心，争取人民和舆论的支持与同情。
出人意料的“赎罪日战争”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因为阿拉伯军队是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发动战争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在赎罪日这一天，向以色列发起攻击，他们用苏联秘密提供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迅速突破以军防线，使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受到很大损失。后来，以色列利用刚从美国获得的武器和弹药，扭转了战局。关于这场战争的情报和政策上的分析，有很多东西值得玩味。
赎罪日战争的爆发，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1973年春，无论是美国情报部门还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名的“摩萨德”）都只字未提阿拉伯人正在制订战争计划的事。以色列情报头目们深信：“阿拉伯人不会冒险发动攻击，因为他们知道这等于自杀。他们即使冒险发动攻击，也会很快被推回去。这样，以色列的威慑力量会进一步加强。”以色列人十分自信，认为他们可以打到埃及，“带回一辆新式苏制坦克或一部新式苏制雷达”；进入贝鲁特，“挨家挨户搜寻恐怖分子，重创他们在巡逻中发现的阿拉伯人的飞机。”“以色列陆军或空军总是所向披靡”。
十月战争的爆发出人意料，说明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自仲春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早已发现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大规模调动和集结，但它们认为这只是正常的调集。情报专家们都断定，阿拉伯人不会发动战争，因为他们在军事上无法取胜。
10月6日（星期六）下午（华盛顿时间是上午），埃及和叙利亚开始了攻击。这时，美国白宫正在紧急召开最高级会议，因为这天拂晓时分以色列提供了它刚刚获得的情报，说战争将在几小时后爆发。迟至此时，美国情报部门还对与会人员说，它们“找不到埃及和叙利亚在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击的确凿证据”。
但是，用基辛格的话说，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上的最大失误是“谋略上的”失误。
长期以来，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中，以色列人占尽了上风，而阿拉伯人则屡战屡败。特别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打击，失去了大片领土。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而言，以色列军队的质量和战斗力确实很强。但是，埃及萨达特总统所考虑的不单纯是军事力量的问题。他还要考虑维护阿拉伯民族的尊严和地位。几年来，他一直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正因为以色列人想像不到阿拉伯人会首先进攻，所以主动进攻就会达成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效果。萨达特总统决心狠狠教训一下以色列，一雪埃及长期以来蒙受的耻辱。即使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所导致的国际危机也会迫使以色列人老老实实坐下来与阿拉伯人平等地谈判。就是要用大胆一击来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
战争爆发后，埃及军队迅速渡过苏伊士运河，突破了以军坚固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以色列人突然之间感到面临一场灭顶之灾。虽然后来以军扭转了战局，但他们再不能轻视阿拉伯人的战斗力了。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写道，包括他本人在内，没有人想到，萨达特总统为了在中东制造一场深刻的危机，不惜发动一场可能无法取胜的战争。这种危机将会导致严肃认真的谈判，否则，这种谈判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埃及则一直蒙受耻辱而不能自拔”。这样，由于不了解萨达特的心理，各种情报都估计错了。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我们在寻找原因时，没有认真考虑过用无法取胜的战争换回自尊这一想法。”
埃及总统萨达特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制订并实施了他的战争计划，在赎罪日这一天出人意料地向以色列发起进攻，教训了侵略者，长了阿拉伯人的志气，使以色列人不得不认真对待与阿拉伯人的谈判。萨达特总统发动战争的主导思想所依据的不仅仅是军事谋略，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
卡洛斯以正治国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西班牙近40年的独裁统治结束。22日，波旁王朝的后裔胡安·卡洛斯王储加冕。卡洛斯以国王的名义亲自筹划、推动、组织并实施改革，在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卡洛斯国王与政界的关系是亲切、自然而融洽的。由于国王长期以来与执政者及当时尚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政界领袖们接触和交往，因而在和这些人打交道时胸有成竹，表现出了一个国家领袖所具有的难得的才干。1978年法国总理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式访问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奥连特宫为他举行招待会，与会者有政治领袖、杰出的议员、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代表们，国王竟能够把所有1千多位与会者分别介绍给德斯坦，不仅能叫出他们的姓名，而且还能说出他们的身份。外宾对于比较敏感的反对派领袖一般是敬而远之，比较谨慎的，然而德斯坦却深为国王在同反对派领袖们所持的亲切、随和的态度而感到惊讶，当轮到介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德斯坦也只好向他伸出了手。事后他说：“我到了西班牙，才有幸生平第一次与一位共产党领袖握手。”
西班牙实行的是议会君主制，国王的权力受到各方面的削弱和控制，这就要求君主的个人品行必须高尚，因为通过它国王有可能在很小的权力下产生极大的影响。卡洛斯对现行政体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他同政府首相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他常说：“只要他是首相，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哪天西班牙选出新首相，我也要尽一切可能使他成为我的挚友。”卡洛斯尤其精明的是，他不仅同现任首相亲密无间，而且同反对党领袖关系良好，因为他知道，今天的在野党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执政党，在他看来，同各大政党友好相处并在其间保持平衡是明智的。
1977年5月20日，即大选的前几天，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菲力佩·冈萨雷斯到萨尔苏埃拉宫会见国王。国王一反常态，以“您”来称呼冈萨雷斯，而平时他称别人总是用“你”。这次会谈开始后几分钟，国王对冈萨雷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用‘你’相称。”当然，冈萨雷斯表示接受。他们继续会谈，国王称他“你”，而他称国王“您”，并且用胡一安·卡洛斯本人所喜欢的“先生”这个称谓来代替“陛下”。他们谈到政局、即将来临的选举、未来的前景、左派政党的合法化等问题。突然，卡洛斯国王提出了一个令冈萨雷斯冷不及防的问题：“你们党为什么非得主张共和国为国家政体不可呢？”冈萨雷斯犹豫了几秒钟，然后以一个年轻政治家所特有的机敏做了回答。他援引瑞典的例子，在那个国家，尽管社会民主党主张共和制，但是和国王在治国方面合作融洽。卡洛斯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毋庸置疑，国王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对冈萨雷斯及其社会党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冈萨雷斯出任西班牙政府首相，他与卡洛斯国王也相处得很好。胡安。卡洛斯的这种做国王的艺术，经常受到西班牙人和外国人的称道。
表面上看，胡安·卡洛斯的这些做法似乎不算是什么谋略，而只是他的个人品行。但实际上，以德为本是治理国家的最有效的最高的手段。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正治国”。权力毕竟不能解决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施以德政，来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引导和激励人民、治理国家，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科斯治服“摩解”
菲律宾境内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4％，约为190万人，集中居住在南部民达那峨及苏禄岛一带。二次大战后，菲律宾天主教徒大量涌进穆斯林居住区，侵占其土地、抢夺其生意，矛盾逐渐加深。穆斯林成立摩洛解放阵线（简称“摩解”），提出争取独立的口号。1972年菲律宾军管后，“摩解”曾进行武装斗争，政府也对他们实行过军事镇压政策。由于中东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同情和支持摩洛解放阵线，菲律宾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针对这一不利情况，决定对“摩解”采取怀柔政策，用高官厚禄进行劝降。不少穆斯林官兵向政府投诚。马科斯逐渐任命一百多名穆斯林军官为菲律宾国军军官。13个省的“摩解”中有6个省的“摩解”投靠了政府。1976年马科斯又派人去对“摩解”进行工作。结果，菲政府与“摩解”达成初步协议，实现暂时停火。1981年5月又任命其内弟本哈明出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想与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建立友好关系，希望借助他们解决南部穆斯林问题。同时派代表团去中东、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活动，争取这些伊斯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为了加强对穆斯林聚居区的统治和争取人心，马科斯在第九地区（包括5省4市）和第十二地区（包括5省3市）设立自治政府，给予当地穆斯林一定自治权。1980年6月马科斯又委任其夫人伊梅尔达兼任南部发展局主席，负责南部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工作。1981年7月内阁改组后，增设伊斯兰事务部等，专门负责有关伊斯兰教徒赴麦加朝圣和福利事宜。马科斯的这些做法缓解了南部穆斯林的矛盾。
武力剿灭，一般容易激起更大的反抗，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能使人口服心服；而采用怀柔政策，既可避免作出更大的牺牲，又可争取人心，赢得更多的人的支持与同情。马科斯在“摩解”问题上，改变以往的强硬措施，采取怀柔政策，反而收到比原来更好的效果。
科拉松一举赢大选
1985年12月，连任20年总统的马科斯在美国和反对派的压力下，宣布在次年2月举行全国大选。反对派选出原反对派领袖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为候选人。马科斯和科拉松，双方千方百计为争取胜利而苦战。马科斯作为现任总统，根本不把科拉松这个女候选人放在眼里。他竟然说，“女人最合适的所在是卧房”。表示好男不与女斗，摆出一副不屑与科拉松对阵的样子。然而，一经交手，马科斯很快便发现自己处于下风，这才慌了手脚。他简直不顾一切，开动政权的各种机器，对选民进行贿赂、威吓，还亲自出马，拖着病躯，带着妻儿，奔波于菲律宾中部和南部一些城市进行竞选，弄得疲惫不堪。人们从荧屏上看到的马科斯，是一个满面浮肿、步履维艰，说话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的病老头子，同历次竞选中叱咤风云的模样相比已判若丽人。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有生以来最艰苦的一次战斗。然而他觉悟太晚，大势已去，最后只得狼狈逃亡夏威夷，结束了其对菲律宾的长期统治。
相比之下，科拉松·阿基诺则充分利用了马科斯的麻痹大意。诚然，她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说不上有多少政治实力。她从政时间不长，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但这正说明她政治上清白，没有劣迹。经验不够没有关系，她有民主作风，能团结一批有才识的专家顾问一起工作、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反而比经验丰富、才能卓越的马科斯可信可靠。马科斯讥讽她缺乏经验时，她随即反驳说：“我承认的确没有马科斯那种欺骗、说谎、盗窃或暗杀政敌的经验。我不是独裁者，我不会撒谎，不会舞弊。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我有的是参政的诚意，选民需要的就是一个和马科斯完全不同的领袖。”民众认为她没有一般政客的圆滑虚伪和图谋私利，相信她是真正为了恢复国家的民主、繁荣人民的生活而战斗的。人们宁可选择她而抛弃马科斯。正是这样，科拉松的一些缺点也变成了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