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才
经过连续恶战，部队伤亡极大，消耗过半，整个西路军面临着生死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总部决定星夜突围，由梨园口进祁连山。
东方泛白，稀疏的晓星在寒风中瑟缩，绵亘的祁连山露出了锯齿形的轮廓，梨园口像是用巨大的宝剑在山腰上劈开的一座大门，夹在对峙的几座山峰之间。我们要通过它，进入山区的心腹地带，摆脱敌人。疲弱不堪的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行进着，脚下踏着扬起的干燥尘土。我们必须快走，用两条腿赶过马家军的骑兵，才能顺利地通过山口。但是，数量众多的敌人骑兵，随后就赶来了，担任后卫的九军把住山口，打了两个钟头，杀伤了很多敌人，终因众寡悬殊，被敌人突破了阵地。我军到达群山之间的小村子梨园堡的时候，敌人已从正面和左面的山头上向我们开始了攻击。敌追兵又从背后掩杀上来，来路和去路全被切断了。
我三十军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对付正面来的敌人。我们虽然还保持着军的番号，但实际上每团只剩下两三百人，而且很多同志是带伤作战的。
这时，红九军将士正在梨园口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争夺着，使马家军每占领一个阵地，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九军终于寡不敌众，激战几个小时后，便几乎全军覆没了，政委陈海松同志身先士卒，在疆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九军失利后，敌人集中力量向我军冲来，我急忙抽调了两个团（共500多人）临时选择阵地，将敌人阻击在河东岸。
梨园口是不能久留的，总部决定夜晚向深山中转移，目的地是80里外的康隆寺。
入夜，我们摆脱了敌人，向深山中进发。山，一步比一步险峻，那些高入云霄的山峰，披着冰雪的铠甲，寒气逼人，屹立在星光下面。气温已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北风吹来，森林像海涛似的呼啸着，积雪被风吹得漫天遍野地旋转着，像沙粒一样打在我们的脸上，钻入我们的衣领。我们全身冻得由疼痛而麻木了，似乎是出于天然的本能，两条腿还能走路。部队沉默地走着，驮着伤员的战马也一声不响，仿佛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所能听到的只有脚下的积雪被咔嚓咔嚓踩碎的声音和间或传来的一二声伤员的呻吟。悲愤的气氛像黑夜一样，笼罩着空阔的山野和每个战士的心。我把马让给了伤员，和战士们一起步行。我望望几乎已经溃不成军的部队，想起早已到达陕北的党中央，想起与自己一起成长起来现在已战死在疆场上的战友们，真是万箭穿心。卖国求荣、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马步芳军阀，使我们那么多阶级兄弟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血海深仇，要用血来还！想到这里，愤怒早已烧干了我的眼泪。
我们继续沉默地走着，整个夜晚只听到两个战士几句不完整的话：“我们就这样失败了吗？”一个声音孩子似的低沉地问。“失败？我们的人多得很！”一个喉音沙哑的战士回应着，他在黑影里又扬了一下手臂说：“革命一定要胜利！我们是共产党……”下面的话被一阵松涛声淹没了。
这两句话使我长时间激动着。我们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没有翻天覆地的气概，这时谁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我们走了一夜，到了马场滩天已大亮，距离康隆寺还有八公里地，敌人的骑兵又追上来。这里是一片略微倾斜的夏季牧场，满地是积雪覆盖着的衰草，连一点隐蔽物都没有。旁边是面对着海拔3000多米的牛毛山。牛毛山虽高，却是慢坡，敌人的骑兵可以直冲上来。我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仅剩下200多人）和二六三团（共两三百人）就地阻击，结果二六四团被敌歼灭，二六三团的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我军且战且走，抢占了牛毛山，才站住脚跟。
牛毛山上有一片森林，遮天蔽日的云杉和马尾松被积雪压得弯着腰，矮小的牛荆条、野蔷薇和芨芨草则深陷在积雪里。在这日光难以照到的密林里，使人感到阴森森的更加寒冷。战士们已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顿饭和睡觉了，虽然每个人的干粮袋里还有一点点胡麻渣和谷糠做的饼子，但是谁也舍不得动它，在这渺无人烟的祁连山里，谁知道要坚持到什么时候！有些实在饿得支持不住的同志，拿出干粮来嚼一口，接着就吞口积雪。
马家军冲来了，他们的机枪向着山头狂扫，松杉的枝叶和籽实，与树上的积雪一起被击落下来，卧在树下的战士，身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敌人虽然凶恶，我军虽然已极度疲劳，但是敌人的冲锋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中午，敌人集中更大的兵力，向山头发起了集团冲锋，马家军的骑兵、步兵举着“青天白日”旗拥挤着，喊叫着，冲上了山腰，眼看就要进入森林了。这时我命令二六八团坚决反击，把敌人凶焰打掉。当时真是“创病皆起”啊！上至军长，下至伙夫、马夫，全都手持武器，射击敌人，负了轻伤的照旧和战友们并肩作战，负了重伤的只要两手还能动弹，就躺在地下给机枪射手压子弹，或是拔马尾弹的插销。二六八团仅有的300多人，猛虎似的向敌人扑去。马家军本来以为红军快被消灭了，可以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我们压垮，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遇上了迎面杀来的钢刀——红二六八团。这迎头一击，打乱了敌军的阵势，敌骑兵拨转马头，向后飞跑，步兵也雪崩似的退下山去。同志们追击了一阵，将敌人的两面军旗也夺了过来。敌人的进攻暂时被迫停止了。
晚上，我们继续向深山中转移。为了甩掉背后的敌人，我们一夜翻了十几座大山，到达了远距康隆寺40里的石窝一带。
太阳藏在灰沉沉的雾霭里，层层叠叠的雪山和云彩连接在一起。我们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上了一道山梁，总部和九军余部的一部分同志还在我军侧面的山谷里，没有登上高地，敌人的骑兵又追来了。这次敌人来了几个骑兵旅，一队黄马，一队灰马，一队青马，一队杂色马马家军的骑兵一般分为黄马队、白马队、黑马队、枣骝马队。，漫山遍野全是敌人。
我命令二六八团迅速抢占后面的山峰，我给他们说：“这是我们全军的惟一退路，你们要坚决守住，就是死也死在上面，掩护总部上山，天黑会合。”二六八团一走，敌人的黄马队，便向我军的高地冲来，我带着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所剩下的一部分同志抵抗。我说：“打啊，同志们！谁都不准走，要走就是全军覆没啊！”全体指战员立即卧倒在冰冷的岩石上，向拥挤着的马群射击。敌人的子弹打在山石上，随着石片的剥落而迸发出火星。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同志的左臂被打穿了，他一句话没说，就咬着牙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在胳膊上结了个疙瘩，用一只手举着匣子枪，向敌人射击。该团政委黄英祥同志卧在一块岩石背后，头上的伤口里流着鲜血，他的一枝快慢机从来没停止向敌人喷射子弹。敌人一次次被打退，又一次次冲来。
一会儿我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警卫班长忽然急促地报告说：“首长，首长，敌人冲上来了！”我扭头一看，从我们右侧的一片小树林里，冲出七八匹黄马。马家军匪兵都留着长长的黑胡子，一手持着马枪，一手举着明晃晃的大刀，一瞬间，几匹黄马已登上山顶。马匪兵们喊叫：“交枪！交枪！”距离我们只不过20来米远了。我立即拔出手枪喊道：“快打，消灭他们！”警卫员们早已准备好了十来枝二十响盒子枪，一齐向马群扫过去，马匪兵一个个随着枪声从马背上跌落下来，黄马也纷纷倒地。
就在我们对付这一股偷袭的骑兵的时候，敌人的另一部分骑兵也追上我们的总部，一些机关干部和妇女同志且战且走，走得慢的便牺牲在敌人的马刀之下。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跑在我的右侧，马家军追上来时，他打光了手枪子弹而英勇牺牲。他的警卫员也英勇牺牲了。当我们消灭了偷袭的敌人，抬起头来的时候，几个敌人正在山下用马刀乱砍着郑义斋同志的尸体。一队骑灰马的匪兵饿狼似的在山沟里追逐着一批妇女同志。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立即涌上我的心头，我全身颤抖着，想立即带领队伍冲下山崖，去和敌人拼死决斗。但是队伍已快打光了；盲动只能造成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仇恨使我忘记了眼前的危险。
我咬着牙，冒着雨点般的子弹，从这个团跑到那个团，指挥战士们作战。人员在不断地减少，敌人在不断地增加，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当我到达二六五团的时候，全团只剩了不到200人，在我旁边的一挺轻机枪上，只剩下了一个射手，一个负了伤的战士躺着给他压子弹。射手年纪很轻，乱蓬蓬的头发，从缀着红星的单军帽沿下露出来的消瘦两颊上沾满污垢，嘴上长着细细的胡子，他那血红的两眼和紧闭着的嘴唇上流露着对敌人的轻蔑。我在他的身旁蹲下来看着他。这个轻易不肯开火的战士，可以说是弹无虚发，他的机枪一响，就立即可以看到山坡上有顽敌落马。
这时，一支黄马队又向着这个火力点冲上来，敌人的机枪也交叉着向这里射击。这年轻的射手，换了一个梭子，从照门里紧紧盯着敌人。敌人越冲越近，我喊了一声：“打！”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打中了射手的前胸，他翻了一个身躺下不动了。
不能迟疑了，我跑过去抓起了机枪，向敌人猛扫，滚热的机枪在抖动着。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复仇！复仇！”警卫员把一梭又一梭的子弹递给我，敌人随着枪声从马上跌落下来，乱七八糟地躺在了山坡上，有的掉转马头飞跑，有的仓皇地寻找着能隐蔽的岩石，最后像一群没头的苍蝇溃退了下去。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祁连山上，我打得浑身是汗。
当枪声停下来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个年轻的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爬到我的身旁，用一只拳头支着下巴，目不转睛地望着敌人。他吃力地向我转过头来，似乎在辨认着，忽然他两眼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嘴唇抖动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是他只低低地叫了一声首长，便一歪脑袋睡在了地上，不动了。
我去摇动他的肩膀，鲜血继续从他胸前的伤口里流了出来，他已不能再张开眼睛。我用手去触摸他的皮肤，在衣服下面还留着微微的余温，但是呼吸已经停止了。这个年轻的战士，用他最后的生命力，支持他又一次亲眼看到了敌人的溃退。我们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战友，没有眼泪，没有啜泣，也没有叹息。我们知道，加倍英勇地消灭敌人，才是对我们这些战友们最好的祭礼。
我们这样抵抗了三个小时，又伤亡了200多人，直到总部和九军剩下的一小部分同志上了山，我们才边打边撤，同总部及二六八团掩护部队会合在石窝山头上。
这是程世才同志所写《悲壮的历程》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上册。作者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