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才
1936年10月24日夜，红西路军准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西进。那时我是红三十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李先念同志是政治委员，李天焕同志是政治部主任。
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面前是随着水波跳动的一排渡船，每条船由一个战士用绳子拉着，旁边集合着等待渡河的战士。身后的山坡上，是排列好了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们都紧紧盯着对岸，那里正闪烁着敌人手电筒的亮光，夜风不时地送来他们相互喊叫的声音。站在我周围的是一群等待传达命令的战士和前卫师——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大家都屏息等待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继续沉默着。我知道，虽然面对着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险，但大家想到的决不是恐惧，而是如何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两个月以前，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会宁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忽然来到我们红三十军，传达了张国焘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并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这是中央的部署，所以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开来了。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敌前登陆的军事训练。
这天夜间，我们按照预定计划，在靖远上游15公里的地方渡河了。但是船到中流遇上了一片浅滩，过不去。我们三十军是一梯队，九军、五军、总直属队是二梯队。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全军同志今晚都在看着我们，这时，远远传来几声鸡啼，东方已泛起微明，我立即同李先念同志交换了意见，并取得总部同意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辛苦了一夜的战士们，抬起被水浸湿了的船只，在天亮前赶了30里，返回了原驻地。
第二天我们派人继续侦察过河渡口。经过一天的努力，侦察到虎豹口虎豹口：又名河包口，位于靖远县城西南八公里处，是黄河的一个渡口。
可以渡河，并将敌人马步青部的河防部署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当天下午，我带了八十八师团以上干部和二六三团（前卫团）的连、排干部，换上便衣，到河边看地形，我们隐蔽在河岸上，看到滚滚的黄河，从两山之间咆哮而来，浩荡直下，对岸的光秃山峦，重叠纠缠，起伏不尽。贴近河岸是一带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军马禄的骑兵旅就在这防守。敌人的工事不能不算严密，但它是挡不住我们红军的。
八十八师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对岸山谷较广的一个小树林旁边。薄暮，部队又一次告别了房东，悄悄地向虎豹口出发了。黄河南岸有许多村庄，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政治工作人员劝他们不要出门送别。但在到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时，狗咬不已，为了不暴露我军行动，我们花钱将狗买下，把狗嘴堵住，并讲明红军渡河后，这只狗归还老乡。老乡说：“为了国家大事，一只狗算不了什么！”
当晚10点钟左右，部队到达渡口。对岸的马家军不时地放着冷枪，大概是在为自己壮胆。当我的表针指向11点，我向周围的同志一挥手说：“渡河！”那些渴望着行动的战士们，立即将命令带回本班，霎时之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我们坐在河边的指挥位置上，心情紧张得像弓上弦似的。二十分钟以后，对岸传来枪声，我命令火力掩护，顿时枪声、炮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先头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和掩护部队发的迫击炮弹，在对岸团团爆炸，战斗的火光，由河岸转向了小山。这时我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船只都陆续返了回来，河南岸的同志们高兴地跳起来了。有人喊，快攻打碉堡，有人急着登船过河去。掩护部队正以猛烈的火力掩护着船只往返。登上岸的部队，以勇猛的动作和步机枪、手榴弹的猛烈火力，迅速地将敌人河防军一个团固守的防线突破了，占领了几十个碉堡作立足点，守敌一个多连，除极少数逃命外，全部被歼灭。
天亮时已渡过两个团的兵力。我从渡口回到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汤面条，这时我才想起一天一夜没吃一点东西了。当我大口吞咽着又香又热的面条时，不禁想起了正在战斗的同志们：一天比一天寒冷，马鬃上经常挂着白霜，风吹得皮肤像刀割似的，可是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想起这些，面条也难以下咽了，因为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我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地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忽然一声震天地的巨响把我惊醒，接着听到了飞机扫射声。参谋跑来报告说：有数架敌机在渡口上轰炸。我忙跑出去一看，还好，因为早已有防空布置，我们损失不大。敌机一跑，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渡河。
全军人马都渡过了黄河。红三十军仍是前卫军。第二天下午4时，八十九师在吴家川，以3小时的战斗，击退了马禄骑兵旅的阻拦，俘虏了200多敌人，缴获了800多枝步枪，10余挺机枪，70多匹战马。第三、四两天，敌人退却，我军一直追到景泰一条山一带。三十军还担任前卫军的任务，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逵部。九军和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部，向西南方向警戒马步芳可能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第七天，我率领八十八师两个团，在景泰县五佛寺，两小时就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团。
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佛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7只、小船10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做了些调查。
不料第三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这时马步青、马步芳的主力已增援上来，三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一条山猛扑。守卫在一条山的八十九师两个团、八十八师一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共同指挥下英勇抗击着，和敌人进行争夺战。
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的一个小围子里陷入了重围。他们只有一个警卫排的战斗部队，其余的全是干部和勤杂人员，可是包围着他们的起码有1500个骑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首先将一个排布置在围子四周，然后将全体干部、宣传员、警卫员组织起来，共有几十只短枪，在天焕同志率领下行动。敌人从东南角冲了上来，天焕同志立即带着他们赶到东南角，守住枪眼，一枪不发等敌人冲到眼前，天焕同志一声喊“打！”几十枝短枪便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扔下了几十条死尸，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东南角刚打退，敌人又从西北角攻上来，那几十枝短枪就忙赶到西北角……就是这样，抢险堵口似的打了一天。
黄昏，人也乏了，子弹也少了。但敌人铁桶似的围在外面。在暮色沉沉的远处，一队队的敌骑在穿梭似的奔跑，看来敌人正重新布置，似乎要在天黑以前来一次总攻。暮色渐浓，正当危急的时候，一条山南面忽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一支红军队伍杀了过来。
援军上来了，敌人四处奔逃，李天焕主任率全体同志打了出来，伙夫拿着扁担、宣传员拿着石头参加战斗。军政治部和援军会师了，指挥援军杀来的正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这个年轻的指挥员经过连日血战，一身军装上已沾满了烟硝和尘土，满脸污垢，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像过去一样精神。他一见到李天焕同志，就摇起他的手来说：“主任啊，这一天可把我急坏了。”李天焕同志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在困扰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
“五马”指马麟、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他们都是西北回族军阀。主力好几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民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有饭吃，但以后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正当我对这些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上级又来了命令：全军向甘北挺进，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于是，红三十军为右路军，九军为左路军，五军和总直属队跟进，全军向甘北进发了。
这是程世才同志《烽火年代》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程世才时任红三十军军长，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