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才
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连夜转移到沙河，马家军的追兵又紧跟在屁股后面，我军在沙河只住了一天，便又连夜出发了。那是3月初的一个夜晚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西路军从沙河堡开始向三道柳沟转移的时间应为2月28日夜晚，到达三道柳的时间为3月1日凌晨，见《悲壮的征程》下册311页。
，我军踏着刺脚的石子和沙砾，向着西南方向趱行。这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一阵阵北风，利刃似的刮着人们的肌肤。红军战士们穿着褴褛的衣服，在戈壁滩上走了一夜，拂晓进抵50里外的三道柳沟。
三道柳沟是一个东西十多里长的村子，南面依傍着祁连山，东、北面是戈壁，西面是沙漠，南北平行的三条河沟，将村子切成几段，砌着黄土围墙的民房，疏疏落落地散布在河沟之间。根据总部命令，九军扼守东柳沟，总部和直属队驻村中央，我们红三十军防守在南柳沟。
经过连日苦战和行军的红军战士们，真是疲倦得连眼皮都支不起来了，谁不想就地睡上一觉，可是追兵就紧跟在我们身后啊！我们一到驻地，水也没有来得及喝一口，就立即动手挖枪眼，砍鹿砦，构筑工事，准备厮杀。
天刚蒙蒙亮，村西北的沙漠上忽然卷起了滚滚烟尘，马家军的大批骑兵、步兵，一窝蜂似的向八十八师阵地扑来。敌人的机枪风暴似的扫射，西面的围墙被打得冒起一股股尘土，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弹片和冰冻的土块，雨点似的飞进指挥所里。敌人的企图很明显，是想乘我们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举把我们冲垮。当时我正在八十八师，于是命令师长熊厚发同志坚决固守，并待机出击，打垮敌人。厚发同志坚决执行固守的命令，亲自到阵地上指挥作战。
马家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冲到我军阵地前。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战士们，立即从尘土中爬起来，跳出工事，以大刀、枪刺、梭镖，同马家军展开肉搏。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了，每个倒下去的同志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入夜，我看战机已到，即指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两个师（实际上只有3000人）实行反击，将进攻的马家军打退，并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夜间，敌人用沙包、箱柜在我军周围筑起工事，并且生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当我去视察阵地的时候，站在围墙上纵顾四野，看到我们是被包围在几道火环中间。作为一个军的指挥员，我完全明白面临的形势如何严重。
次日，马家军集中了三四个旅的兵力，继续进攻我八十八师阵地，我军坚守一天。傍晚，敌人在我军一次反击受挫以后，更加疯狂起来，他们沿着干涸的砟子河，借着堤坝的隐蔽，向我展开了猛烈攻击。当时红二六八团守卫在砟子河东岸赵家庄子的两座小围子里，首当其冲，遭受的威胁最大。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和熊厚发同志一起赶到二六八团指挥。
太阳下山了，小围子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硝烟中，围墙被子弹、炮弹打得锯齿似的，西面还被炮弹轰开子一个大缺口。沿着堤埂攻上来的敌人，已占领了村沿的一座独立房屋。我和厚发同志登上围墙，刚从缺口里观察了一下敌情，耳边便咝咝地飞过几颗子弹，墙头上被打起一股尘土，厚发同志摇晃了一下，一股鲜血嗤地冒到我的身上，厚发同志的左臂负伤了，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袖，看样子是打断了动脉血管。我扶着他说：“快下去包扎，我来指挥。”“不要紧，打断了手，有嘴和腿照样能指挥作战。”厚发同志按着伤口，紧紧地咬着牙，眼睛望着敌人，不肯离开。“不行，你要下去！”我只好命令道。
熊厚发同志的胳膊虽然被打断了，但他并没有躺下，整个夜晚，他一手吊在脖子上，一手提着马刀，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鼓励同志们坚守阵地，并且嘱咐指挥员们“指挥好，消灭敌人”。他担心我的安全，还对他们说：“不要让副军长到危险地方来。”厚发同志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给了同志们很大的鼓舞，许多负了重伤的战士，都在继续抗击敌人，不下火线。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警卫员鲜开端同志，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鬼，从四川跟着我来到了河西。那天晚上他在我的身旁。我军守着两座围子，两座围子中间是一片30来米的开阔地，敌人为了切断我们的联系，用机枪火力紧紧封锁着它。但是为了取得协同一致的行动，必须立即将我的一个命令送到对面的围子里。我考虑了情况以后，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鲜开端。
我说：“同志，任务很重啊，能完成吗？”
“首长放心吧，任务完不成，不活着回来见您！”鲜开端说罢，向外甩了几颗马尾手榴弹，借着烟雾的掩护，飞也似的冲出了围子。敌人的机枪疯狂的吼叫着，树枝被打得纷纷折落在地，我站在一个墙角，焦急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步路。他刚跑出几步，便一头栽倒了，我连忙喊他：“鲜开端！鲜开端！”他慢慢地扭过头来。我问：“还能完成任务吗？”他把头点了几点，便从地上跳起来，像一头发怒了的小狮子，以更快的速度向对面的围子跑去。当他进入了对面的围子，我才松了气口气。在他匍匐过的那块地方，留下了蒲扇那么大的一片鲜血。
我们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好同志，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了党和人民，在我们祖国每一寸土地上，都曾染过他们的鲜血！
从暮色苍茫激战到满天星斗，虽然我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击，守住了围子，但是情况却更加险恶了。敌人以四个团的兵力，将我们团团包围在小围子里面，将三十军分割开了，同时也切断了我们和总部的联系，幸而埋在地下的一道电话线还没有被破坏，我和带着二六五团守卫在另一座围子里的李先念政委还能通话。敌人在四外构筑工事，准备歼灭我们，我军不仅遭受到重大伤亡，而且粮食也吃完了。
那天晚上，我军把所有的粮食收罗起来，仅够煮一顿米汤。但是米汤刚煮好，忽然一发炮弹打中了民房，房顶烧着了，浓烟烈火熊熊升起，如果不立即抢救，这家老乡就会在烈火中倾家荡产。这时，战士们一边抗击敌人，一边救火，战士们把刚刚烧好的米汤舀起来，浇到火上，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许多战士却连一口米汤也没喝到，他们已经足足饿了一整天了。
这时，李先念政委所率领的二六五团正在激战，一时不能派兵增援，但李政委在电话上告诉我，总部已命九军的两个团（只有千把人），从左右两面前来解围。面临着这种形势，我们只好一面坚守阵地，一面把希望寄托在援军解围上面。
10时，从我军左侧约三里路的地方传来了枪声，战士们兴奋地传告着：“援军来了！”“好杀出去了！”但是敌人的兵力太大，解围未成。我心里想，不能再等待了。于是我走下围墙，到惟一通话的电话机跟前，抓起听筒与李先念政委商量。我向他谈了情况以后说：“先念同志，我们必须自己突围了，要不，明天孤军奋战，情况就更不妙了。”“既然这样，就突吧，我派一营，在突围的方向迎接你们！”听筒里传来了我最熟悉的李政委那沉着而又坚决的声音。
“你们还派得出人吗？”我这样问他。我完全了解先念同志的处境，他所领的二六五团只剩了几百人，目前正抗击着数千敌人的进攻，如果再抽出人来迎接我们，确实存在着被敌人攻破围子、全军覆没的危险。“困难是困难，可是你们更困难啊！”先念同志以充满信心的语气说：“我们可以抽出一个营来出来，与你们会合。”先念同志这种为了营救被围的同志和部属，而不惜任何牺牲的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激动得几乎流下泪来。我和他约定了行动的时间，便立即下达了准备突围的命令。
当手表上的指针重叠在12点上的时候，李政委的出击部队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这时我下令开火，早已集中在围子东面的十几挺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战士们把早已拔去锁针的马尾弹下冰雹似的摔向敌人，我拔出驳壳枪和两个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部队便潮水般的冲出围子，扑向敌人。
围子东面有一些纵横交错的沟渠，敌人在沟渠边上构筑了工事。当他们发觉红军突围，便立即以密集的交叉火力进行阻击，黑暗中无数条火舌在喷吐，到处是闪耀的红光和迸溅的火星，火光中可以看到一面面招展的红旗和一个个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呐喊声，像狂烈的风暴，震撼着夜空。我举着驳壳枪，率领二六八团和二六三团一个营，一阵风似的穿过火海，接近了敌人。马家军受不住这泰山压顶一般的打击，第一道防线开始动摇了，那些穿着羊皮大衣的敌军，仓皇地从残破的工事里爬出来，抱头鼠窜。红军战士的战刀哪容得他们脱逃，敌人狂叫着纷纷倒下去，有的被砍掉了脑袋，戴着大皮帽子的头像西瓜似地滚到了我们的脚下。我们跨过了马敌的第一道防线，接着又冲击第二道。我们遇上障碍就冲，碰到敌人就杀，每个人的战刀上都滴着血水，衣服上染着血污，许多同志负了伤，自己都不知道。经过一阵冲杀，缺口被打开了，大概在距离小围子半里多路的地方，我们和李先念政委指挥的出击部队会师了。当时我们真是悲喜交集啊！部队突出包围，又和全军靠在一起。然而，本来已经伤亡惨重的部队，这次又有几百名同志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我又重新握着先念、天焕等同志的手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原载程世才同志所着《烽火年代》一书，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