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是不仅处于被动，而且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此地仍然不成，便星夜突围，转到梨园口去。我军经几天的恶战，兵力疲劳，饭吃不饱，没有水喝，又是连夜行军，到达梨园口，急忙布防，九军堵住我们左侧敌人的来路，三十军布置右侧，对付正面敌人。在我到不久，敌人又追击上来了，与我九军激战，我方顽抗数小时，抵抗不住敌人的进攻，我九军大部分在此地被敌人消灭，一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去，全体同志是英勇的，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也战死。此时，敌乘机向我防地突击，三十军派去两个团（每团二三百人），临时找阵地阻止住敌人。到天黑时，我军又向山里转移，经一夜的急行军，走了80里，到达康隆寺一带。当我军离目的地还有八里地远，此时天亮不久，敌人数旅骑兵又猛追击上来，我三十军后卫二六四团（200多人）被歼灭，二六三团也大部受损失。我沿途抵抗到康龙寺的前山，找高地抵抗，敌数次猛攻，我二六八团将敌击退，敌暂时停止进攻，我方固守。
梨园口及康隆寺战斗。这两仗是西路军最后的大失败，时间大概是1937年3月上旬的时候。这时间，剩下的一部分干部和战士疲劳到极点，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境地了。
失败到这样程度，算是革命以来第一次的惨败，相互间见面都在流泪，而敌人还在我们面前集结着兵力，不走，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当时天快黑了，我们连夜又出发，向山里行动，经一夜行军，天亮到石窝一带。
我军才上山布置，敌两旅骑兵又追上来了，三十军以二六八团（300多人）转到我后面大山上巩固后路，以二六五团、二六七团各剩下的一部就地抵抗，掩护总直属及九军剩下的小部分上山。战斗三小时，抵抗不住敌人的进攻，我方伤亡200多人，小部分被敌人俘去，其余一面战斗一面后退上山，与后面掩护部队会合。敌人在山下未有追击，到下午4点钟我军都在山上集中了。
到了这时，部队已溃不成军，大家相见落泪，而敌人还在我们的山下面，有继续消灭我们的危险。要出主意才成，否则的话，一个人也是救不到的。天黑之前，陈昌浩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分散活动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分散行动才是办法，如果再集中活动，有全部被敌人搞掉的可能。当时陈昌浩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现在是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点力量，待援西军过黄河后再去会合。
（2）军队只剩这么多人，昌浩、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去。陈提出来后，向前同志反对离开部队，还要与部队一齐走，死也死在一起。当时各干部同意离开部队，减少目标。不过干部同意不是主要的，决定权在昌浩，最后昌浩决定他两个离开部队。
（3）任务分配，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为左支队，由世才、先念、天焕带走，在左翼打游击；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及100多骑兵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走，在右翼大山上去打游击；总直属队剩下的大部分干部，与三十军一路去打游击。这个时候，真是惨痛到极点，大家都在落泪。会开完后，各自回去组织部队，准备天黑行动。有些伤病员不能跟着走，另组织小单位，派个排掩护，去打游击，各自逃生路。不多会儿天黑了，徐、陈离开部队，其他单位也各照自己的方向出发了。开始出动还走一条路，走不到三里地，就各自分开走了。
三、西路军最后一部分到新疆（一）经过三十军在总的失败后，只剩下千把人及总直几个干部，组成一个支队，单独向祁连山方向打游击。这时，在惨痛情况下分开，上级与我们脱离时，只简单告诉我们的任务是——自找出路打游击。任务虽然简单，但在惨败后既无饭吃，又无向导，做起来却很困难。而且任务也不明确，究竟打到哪里？将来怎么办？还未得出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敌人离我们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决定：第一步，先摆脱敌人。我们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急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的甩在后面了。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着。不幸的是，当晚从石窝出发时，有几个战士逃跑了，特别是几个高级干部私自脱离部队，影响了部队情绪与团结，增加了带队的困难，是很不应该的。当时我们曾为此事哭了一场。最不幸的是，当我们行军到柴沟河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及团长邹丰明、团政委黄英祥三同志，因伤重不能继续跟着部队走。当时的情况是，带上走会死在路上，不带上走敌人追来也活不成，李先念、李天焕和我亲自去看他们，又哭了两小时，但熊厚发同志却坚决不再走，并说：“我留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只是要给我写一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最后，我们给他留下些药，派一个排掩护他打游击，就很悲惨的分别了。
到白大坂后，部队已拖得精疲力竭，便住了两天，一方面休息整顿，恢复疲劳，并开些会议，进行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又怕住下不走，敌人会追击上来，便召开工委会（李卓然同志任书记）商讨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大家对摆脱敌人、保存力量、革命到底，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对部队向东打游击，还是向西打游击就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向东打，有的主张向西打，最后工委会决定向西打游击，便趋于一致了。这时又发生了正确思想与不正确思想的斗争，就是李特提出，他要脱离部队回陕北或者到莫斯科去。当时李卓然、李先念、我和黄火青等同志，积极反对他的这种错误思想，我并且说：“目前正需要我们紧密团结，同生死共患难，你绝不能走，你要走，我报告中央说你开了小差。”恰好，当时我们电台还未与中央电台联络上，他给中央的电报也未发出，才作罢。在这次思想斗争中，卓然同志起了团结的作用。另外，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则苟：应为错沟，位于祁连山中，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水关乡。
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边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
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部队决定西进了，出发前，为了减少负担，轻装前进，只带一架电台，将另一架电台砸坏。同时，除每连配备较好的机枪两挺外，将多余的机枪统统毁掉。开始从白大坂出发，就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脉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小路上行进。沟里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天，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吃饭找不到粮食、炊具，就用牛羊粪烧（烤）牛羊肉，刺刀做菜刀，瓷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里露营，用枪托做枕头，大家冻得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伤病员无药可上，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着敌人追袭上来。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一到休息时，我们就和战士们唱歌，因此上下团结得很亲密，每天清早出发时哨子一吹，大家便很快集合起来了。
这样走了四五天，到达分水岭时，我们的电台和中央取得了联络。中央知道我们的行动情形，便打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要保存力量，一致团结，并指示我们前进的方向：或去新疆，或去蒙古，由我们选择决定，不管去哪里，中央都派陈云同志去迎接我们。当时工委会讨论决定去新疆，马上电复中央。为防止敌人侦知我们行动消息，规定今后每周只通报一次，和中央取得联络，并规定了明确的行动方向。
这时全体指战员非常高兴，情绪大大地提高了。虽然在以后行进的路上仍然饱尝和过去一样的艰苦，但在中央指示极大鼓舞下，艰苦奋斗，坚定了一致行动去新疆的整个信念，终于冲破一切困难而继续前进了。
走了个把月，快到安西时，又碰上了安西有名的大风狂吹不已，飞沙走石，暗无天日，前后离两三米远即看不见人，只好前后拍掌联络，跟着脚印前进。
这时，又发生打不打安西的争论，李特坚决主张打，并说：“安西只住着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安西住一天，部队可以补充一下。”结果工委会决定打了。当时出发到离安西七八里时，碰到一个刚由安西城出来的老乡，我们就向老乡探听城里敌情，据老乡讲：“城里原只驻扎敌人一个排，今天才到了两个旅。”李特不信，亲自叫来老乡问，老乡还是照实讲，李特即打骂老乡，老乡便改口说“敌军没有增加，还是一个排”。于是继续要打。战斗一开始，发现城内敌人很多，向我猛击，我看形势不对，便决定不打，迅速转移到王家围子。敌人跟着猛攻上来，我们即予还击，整整打了一天。我军原只剩下903人，这次战斗又伤亡了七八十人及一个团长，这是吃了主观主义的亏。当晚我们突围到白墩子，敌人骑兵又围攻上来，激战了一天，反复冲锋七八次，用运动防御战法，才阻止住敌人进攻。下午我们又继续前进，刚到红柳园子，已经精疲力竭，而敌人骑兵又追上来，我们与敌人顽强抵抗，到天黑时突围，进抵星星峡。
从红柳围子到星星峡这一站，是戈壁、沙漠地带，不但找不到水吃，而且狂风骤起，尘土蔽日，对面看不见人。我们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无饭吃也无水喝，大家渴得喉咙窒息，舌唇焦灼，当时有的主张杀马喝马血，有的竟要求向导撒尿喝。到了离星星峡不远时，即派参谋到前边侦察，有无水吃及电线杆子，那个参谋侦察到离星星峡七八里有一飞机场，机场附近有一大水池，大家便一拥而前，抢着喝水，每人喝了七八缸子。以后我们继续前进，到了星星峡，新疆部队派两个连在星星峡等着接我们。和他们取得联络后，即派两辆汽车接我们，并打着红旗欢迎我们，我们便坐上汽车开进星星峡住下。当时办事处主任招待我们很好，每天吃五顿饭，顿顿是猪肉大米，每顿吃五六碗，吃了三天还觉不着饱呢！
我们到星星峡不久，又碰到新的困难，原来驻哈密的司令尧乐博斯与马步青、马步芳很好（都是回回），听说我们到了星星峡，他不知道盛世才和我们的关系，便派了60个骑兵、两辆小汽车及两辆大汽车，由他的两个人带着，到了苦水苦水：地名，位于星星峡西北70公里处。，当即通知我们，要进新疆需解除武装，否则武力解决。我们即与盛世才两个连商量抵抗，并回信说：“我们有13000人，现全国已和平，一致抗日，你来打我，就消灭你！”结果我们将他的四辆汽车扣住，将他的两个人杀了，那60个骑兵也跑回去了。不久盛世才来电说，尧已反水，省方已派出三个团及十几架飞机消灭他，要我们配合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尧乐博斯只带五十几人跑掉了。
在星星峡住时，经过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的交涉，盛世才派飞机送东西给我们。部队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行军，到这时才得到休息整顿，战士们情绪很高，上下级团结也很亲密。到“五一”开纪念大会，我们部队和盛世才两个连都参加，我正讲话时，接到盛世才电报，派来三架飞机送子弹步枪等东西给我们，当场宣布后，全体战士鼓掌，马上带队到飞机场欢迎。
接着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带来十辆汽车（运的物资），发给每人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筷子及一个碗，还带来哈密瓜给大家吃。当时一见到自己人，真是悲喜交集，不禁掉下眼泪来。陈云同志向大家解释：“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好力量，将来还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以后大家都坐上汽车开往迪化，沿途战士纪律良好，服从命令，高兴得很。另外，大家坐在汽车上，身上的虱子还蠕蠕而动，虽然极不相称，但却是一段有趣的插话。
离迪化还有八里地时，苏联领事馆出城欢迎我们，会场设在一僻静的山沟里（为的是避免别人注意），摆着丰富的点心，彼此都很欢欣鼓舞。当晚即开进迪化，住在西关新建的纺织厂。
第二天战士们看见苏联领事馆红旗飘扬，都拍手欢呼。陈云同志第二次讲话，指出我们经过艰苦斗争终于到达目的地，并报告国内形势很好。以后休息了个把月，又移住东关。为了统一战线关系，诡称是由东北开来的新兵营。但当地群众似已知道我们是红军，我们的纪律很好，很受群众欢迎。新兵营编了三个连学汽车，100多人学炮兵，学飞机、坦克，还有七八十人学文化，我们干部学战术理论，由苏联教官上课。新兵营由陈云同志领导。当时李特要求去苏联，我们几个人也要求去苏联学习，陈云同志再三解释说，就要参加抗战了，不要去了。接着季米特洛夫也写信给陈云同志转告我们，说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好，但不要去莫斯科，只负伤残废的同志可去。我们因不让去苏联就不高兴，而李特却用带挑拨性的词句说：“我们是失败的将军，苏联才不让我们去！”这样会影响战士干部不团结现象，今天想来，我们当时那样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以后毛主席来电报，叫我们主要干部先回延安，把部队交给邓发同志领导。
（二）我们为什么能到新疆？
（1）党中央首先是毛主席指示的正确。当我们在祁连山中彷徨前进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同在大海中看到灯塔，沙漠中获得路标一样，明确的确定了我们行动的方向，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前进的勇气。特别是派陈云同志迎接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照顾真是无微不至的。
（2）我们是团结一致的。虽然在开始行动时有少数同志离开我们，但在整个行程中，我们是亲密团结的，干部战士间、战士们之间都是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愈困难我们愈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特别是我们曾和个别同志妨害团结的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3）我们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从石窝出发到达星星峡，整整走了48天，经过了三个民族（蒙古族、黑番族黑番族：旧时当地汉人对祁连山区藏族的称谓。、黄番族黄番族：旧时当地汉人对祁连山区裕固族的称谓。
）地区和人罕到的祁连山脉，以及从甘肃到新疆有名的穷八站，富八站，不穷到不富十八站，备尝了除苏联红军之外全世界空前未有的艰苦，才终于保存了力量，保存了干部，到达新疆。
这是程世才同志1945年2月写的回忆材料，原载《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一书。这部材料形成时间较早，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作者程世才同志，湖北大悟人，生于1912年。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第三十军军长。后历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东北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南满军区司令员，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