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
1936年12月下旬，西路军被迫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的风雪，继续跋涉，向甘州、高台西进。以五军为前卫，我们九军和总部直属队跟进，三十军为后卫军，成梯队缓慢前进着。这里皆是雪山草原沙漠，天气灰暗，人烟稀少，不利于我们行动。敌多骑兵，运动迅速，为避敌袭扰，我们多半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
1937年1月初，红五军攻取高台，歼敌千余。我们九军以少数部队突袭张掖未果之后，迅即渡黑河到沙河南待机。接着，三十军也随后过黑河，进至倪家营子一带，与九军衔接。
各部到达目的地以后，依托土围子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在这战斗空隙之间，我们宣传部门人员深入部队，进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教育，在干部中进行党的建设、民族政策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策水平。
就在我们立足未稳之时，敌马步芳、马步青调集近两万人马蜂拥追来，拉开决战架势，妄图各个击破，消灭西路军。在我部队疲劳不堪，弹药无法补充，群众条件又差的情况下，本应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求得补充。军政委员会未从实际出发，将部队分兵把口，坚守一地一城，以主力对主力，与敌决战。敌人抓住这一弱点，便以主力部队猛攻五军阵地——高台，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对我九军、三十军作牵制性攻击。
敌人除集中两个主力旅兵力外，还从青海调来反动民团，在大炮轰击之后，向高台发起围攻，我五军指挥员英勇抗敌。大炮轰倒了城门，敌人冲入城区，这时的高台城枪声四起，火光冲天，霎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我军同敌人展开了巷战。经过七个昼夜的激战根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高台大战进行了9天8夜。，终因敌众我寡，得不到增援，孤军作战，数次突围又未成功，伤亡很大，力竭援绝而战败。五军二千多名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董振堂同志（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也英勇牺牲了。
此时，西路军只有两个军及五军余部，连总部直属队共约9000余人。我们九军和三十军分别驻在倪家营子西南地区和倪家营子西北地区，日夜修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高台失败后，敌人更加猖狂了。
1月23日，“二马”又集中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手枪团、宪兵团以及数千名民团，约有两万余众，向我九军和三十军驻地开始进犯，以实现全歼我西路军的阴谋。我军凭借围墙抵抗，敌以猛烈的炮火打开缺口，然后用机枪掩护，步兵向我阵地冲锋，我军指战员把一个个手榴弹掷向冲在眼前的敌群，随后挥起战刀冲杀过去，打退了敌人。敌人再冲进围墙，又被我砍杀出去，就这样砍杀出去又冲进来，冲进来又砍杀出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苦战一月之久，毙伤敌人万余，我们也伤亡惨重，尸体遍地，血流成河。围墙、房屋大部倒塌，我军失去了依托，部队精疲力竭，人力、物力消耗极大，又无法补充，伤员甚多，医药无着，处境已到十分危急的关头，不宜再战。
没有回旋余地，弹尽粮绝，人员得不到补充，而敌人，气焰愈益嚣张，我西路军面临岌岌可危的形势。在这极为艰难情况下，2月21日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及其他有关史料记载，西路军东返时间为1月21日晚。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1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长期固守无望，为了避免最后全军覆没，终于决定回师东渡，向中央靠拢。为此，命令九军留下一个步兵团和妇女团一起，采取包围佯攻甘州，来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东进。军政委陈海松要我同他随部队同行，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他曾告诉我，对这次任务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为保证主力部队渡过黄河，我们要堵住几十倍于我的敌人，将要承受敌人的围歼，可能全部牺牲。我在执行这项任务中，作了牺牲的准备。
西路军主力部队从倪家营子等地突围东进，大约两天时间，抵达张掖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出敌不意地杀个回马枪，胜利地打了一个歼灭战，消灭了敌宪兵团，击溃手枪团，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马匹，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对我东进很是有利。但军政委员会认为这是战争形势的“转折点”，而否定了东进计划，于是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地区，准备继续西进。
部队返抵倪家营子后，仍错误地按前次布防，兵力分散，难以集中打歼灭战。这实际上重蹈老路，复陷敌网。2月下旬，敌复以重兵围攻，数万之敌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攻。我军（实际只有三十军还有较强战斗力）以主力对主力，与敌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殊死战斗。敌人每发动一次攻击，总以大炮摧毁我围墙工事，打开突破口，集中兵力进行强攻，而我处于被动挨打。当敌人进到阵地前，我军常以手榴弹、大刀、刺刀与敌拼杀，战至黄昏，我军主动出击，将敌击退。
连续战斗多天，部队伤亡很大，连妇女团和伙、马夫也都上了战场。村落变成废墟，人民群众弃家避难。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兵少弹缺，两次倪家营子与敌决战，被动挨打，没有集中兵力歼敌，这就注定西路军要失败。
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5辑。作者方强同志，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