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子健
1936年12月初，经过两天的行军，红五军歼灭了山丹守敌，正要据守，不料第二天马步芳的两个骑兵旅就包围上来了。董振堂军长面对敌情，从容不迫，他沉思片刻，决定这样用兵：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随营学校的同志守卫山丹城，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准备出击敌军。事后回想，这样使用兵力是十分合理的。战斗初期，尽管敌人锐气正旺，但由于敌人不了解我军实力，不敢轻易贸然进犯，而我方则可保存实力，伺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守城战斗开始后，城四周人喊马嘶，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战斗的前奏曲。我们的红军战士再疲劳，一听到这种微妙的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我每到一个连队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时，同志们就纷纷围上来，急不可耐地问：“参谋长，赶快要求军长让我们上阵吧，兄弟部队在那里打，我们在这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们可享受不了！”
我安慰大家说：“请同志们尽管放心，我们三十九团该在什么地方用，军长早有打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战士们的情绪立即镇定下来了。
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三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拥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
我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被敌人打倒了，我急忙扑上去，只见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地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话刚交代完毕，就听到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可凭的困难境地！
“同志们，敌人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在率部队与敌人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下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人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们瞄准敌人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的栽倒在地上，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跟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
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没的危险。后来董军长和我们一道总结了经验教训：出击过远，主要是对敌人骑兵的作战速度没有考虑进去，如果追击到长城一线转为据守，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
山丹第一次战斗结束不久，军部分配我到三十七团担任团长。我来到军部报到，只见董军长正捧着一张甘肃地图眉宇紧锁，久久凝思，我的到来，并没完全打断他的思索，他神色严峻，话语不多，简单交代了几句，说：“就这样吧！”伸出手来与我握别，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时下，敌人又铁筒似的紧紧包围着山丹城，而三十军、九军还在200多里外的永昌与马匪作战，战局危急，他的心情沉重呵！
我五军在山丹与敌人拉锯式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伤员显着增加，药品极度缺乏，营养就更是侈谈，伤口难以愈合，使五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根据西路军总部西进的命令，红五军在12月底的一天夜里，趁敌人骑兵退缩到周围的小寨子里，静悄悄地突出山丹东门，绕到北面，又走进了浩瀚的沙漠里。这次转移，一副副担架列成了长阵，抬担架的战士一个个也都精疲力竭，无力行走，深厚的战友之情，激励着大家咬紧牙关，奋力支撑，不使一个伤员留给敌人。
这是饶子健同志《漫漫西征路》的一部分，原载《峥嵘岁月》一书，转录自《悲壮的征程》。饶子健时任红五军第三十九团参谋长，李连祥牺牲后调任第三十七团团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