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
1936年11月21日，红五军和西路军的总医院、兵工厂、妇女团进驻甘肃山丹县据《悲壮的征程》及山丹县委党史办调查报告等史料记载，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二六九团和骑兵师于11月21日攻占山丹县城，红五军及其他部队于11月23日、25日分两批进入山丹县城。。我们部队在山丹县住下后，立即派人做群众工作，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等组织。与此同时，部队还派人筹集部队的给养，主要是布匹和粮食。由于军阀的反动部队剥削和封锁，县里粮食和布匹很缺乏，无法解决部队的急需，但一些日常用品如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还可以买到，特别是还能买到香烟，对抽烟人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
那时，我团改为第十三师指红五军第三十七团，该团改为第十三师师部，仍兼三十七团机关。
，我是师政委，李连祥同志是师长，下辖三个团应为两个团，即第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部队驻扎后，根据军团指示，由我师去打破敌军马禄的步、骑兵各一旅马禄为骑五师骑兵第一旅旅长。据史料记载，马禄旅未参加山丹战斗，在山丹围攻红五军的敌军是马彪和马朴指挥的两个骑兵旅和一批民团。和两个民团的阻击。
第一次战斗是在11月24日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董振堂军长是11月25日抵达山丹县城的，此战当在25日以后进行。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1页。，我师奉命向山丹县西北二十里堡的敌骑兵团夜袭。这次军部还加配了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我们利用黑夜的掩护，迅速地接近敌军驻地，突然向敌军发射了几发炮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人喊马叫，一片混乱。由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不敢向我们出击。因为我们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二十里堡的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骑兵旅，也不敢进一步向他们发动进攻。一阵炮击和步、机枪的射击后，在下半夜便迅速撤出战斗，回到山丹县城。军长董振堂同志来欢迎我们，见部队士气高，走得又整齐，我们师领导干部在后卫营一起走，他很高兴。我向他汇报了部队的战斗情况，没有什么伤亡，教训敌人一顿就回来了。他说：“你们打了敌人一顿，教训一下也好，以后，再找机会去教训敌人。”
第二次战斗是11月29日。这天，军首长命令我师到西十里堡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的进攻。我们根据十里堡的地形，选择了有土围子的地方，展开了阵势，我与师长李连祥、参谋长三人分别带领三个团行动。我带一个团守在中间的土围子；师长带一个团在左边的土围子；参谋长带一个团在右边的土围子。各团依土围子的地形，进一步构筑了作战工事。
我们刚刚准备好，敌马禄的一个骑兵旅此旅应为马朴骑兵旅或马彪骑兵旅。据调查，马禄旅未参加山丹战斗。、韩起功的一个步兵旅，以优势兵力，向我师阵地发动了四次集团冲锋。我们依靠土围子的工事和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每次进攻付出的代价都很大，而我们的伤亡却很少。
下午大约三四点钟，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冲锋时，我正在指挥所紧张地指挥部队作战，突然感到左脚发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受伤，仍然指挥部队反击敌人，警卫员发现我脚上有血，就说：“政委，你负伤了。”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血，并感到疼痛，才知道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脚。但我意识到在战斗紧张关头，指挥员一走就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因此我对警卫员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声张，帮我包扎一下伤口就行了。”我一直坚持到把敌人进攻打退以后，部队回撤时，我才从指挥所撤下来。
当天晚上，军首长命令我离开部队到卫生部去治疗。我住在一个老乡家，第二天发现邻房有伤员呼叫，一打听才知道是军参谋长李屏仁同志。他在经过永昌县时，在敌人夜袭中左脚负了伤，胯骨也被打碎了，伤势很重。我想去看他，但走不动，只好写条子向他表示慰问，望他安心养伤，并告诉他我的脚也负伤了。在治疗中，军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奋同志亲自给我动手术、上药，我很感谢他。
第三次战斗是11月30日据《悲壮的征程》记载，山丹县东门及暗门滩战斗时间为12月3日。见该书下册第303页。，也就是我住进卫生部的第二天，敌马禄骑兵旅、韩起功步兵旅、马步芳的一个骑兵旅及马步青的山炮营，向我军驻地山丹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妄想一举把我们消灭掉。我们利用城墙和北边的万里长城作掩护，进行顽强抵抗，虽然敌人组织多次集团冲锋，都给我们打退了。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敌人伤亡很大，我师的伤亡也不小。
快天黑时敌人撤退了，我们的部队一高兴就组织反冲锋，追了四五里路。由于我们的部队没有休整，又吃不饱，加上经过长时间的战斗，部队很疲劳，而敌人的骑兵、步兵兵强马壮，他们突然回头向我们进行反冲锋，来势很猛，我们部队挡不住，被冲散了，伤亡了三四百人，只好撤下来。在这次战斗中，李连祥师长的头部、胸部都负了重伤，抬到军卫生部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我连面也没有见上，他就牺牲了。一个好同志、老战友的牺牲，使我的心情很难过，很悲痛。以后由饶子健同志担任十三师师长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饶子健被任命为第三十七团团长，叶崇本被任命为第十三师师长。。
后来，我在军卫生部治疗中，因子弹未取出来，又没有药，伤口痛得很厉害，引起了高烧。当时西路军里没有消炎退烧药，地方上也买不到，我的体温愈来愈高，烧到四十度。医生想了一个土办法，在脸盆中放上冰块，把腿放在盆上，腿上也放些冰块，这样过了十几天，烧虽然退了，但我的腿却冻坏了。
12月13日早晨，军长董振堂同志到卫生部来看我，一进门就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我一听高兴，竟忘记自己的腿负了伤，一下从床上跳下来，可摔倒在地上。12月28日董振堂同志又来看我时，又高兴地说：“好消息！好消息！蒋介石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日本鬼子要倒霉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董振堂同志接着我的话说：“你说得对，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好好养病吧！”
录自谢良同志所着《独脚将军传奇》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谢良，江西兴国人，生于1915年。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政治委员。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六高级步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军委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