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基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徐向前元帅不仅对战争规律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指挥艺术。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由几百人的游击队开始，发展到鼎盛时期有十万之众，先后开辟创建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都与徐帅正确的军事决策和指挥分不开。那时，敌强我弱是基本特征，红军经常遭遇强敌围攻，屡屡面临困境。有多少次，在决定命运的时刻，由于有了徐总指挥的深思熟虑、英明决策和果断指挥，使部队转危为安，最终夺取胜利。他战略眼光敏锐，看问题很深刻，思虑很深远。红军时期，我因较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对此有直接的感受。
1936年10月，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打通“国际路线”，渡过黄河，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又奉命组成西路军，从新疆方向打通“远方”。开始，战斗比较顺利，可是，古浪一仗，红九军遭到优势之敌的突袭，损失惨重。徐总指挥打算部队在驻地永昌、山丹等地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继续西进。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在如何正确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的时候，徐总指挥和政委陈昌浩有不同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那时，我是陈政委身边的勤务员，他们在室内争论，我就在旁边做服务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一幕。
徐总认为，红九军在古浪遭到重大损失，我军力量削弱了，加上永、凉地区的地形、敌情、民情等方面的条件，都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可陈昌浩政委却表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两人坐在室内的火盆边，开始是心平气和地边烤火边交谈。徐总指挥说：“昌浩同志，现在可要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一带能不能站住脚，都是问题。”可是，陈昌浩政委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红九军的损失完全是该军领导人的指挥失误造成的，而不是马家军有战斗力的表现。他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已经好了，马家军基本上被我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你的估计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基本击溃’要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但现在呢？是敌人在进攻我们，我们在防御敌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两位领导人发生重大争论，我从来没有见过。过去我们亲眼见到他俩相互很尊重，从来没有红过脸。所以，今天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使我吓了一跳。至于谁是谁非，我虽然当时年龄不大，懂得的军事知识有限，但是，凭感觉，部队在永、凉地区是不能久驻的。当地什么都缺乏，没吃的，没穿的，人畜吃水都很困难，没有药品，伤员无法安置，也没有子弹。马家军很狡猾，一次出击不带多少子弹，打了就跑，即使是抓到俘虏，也缴不到多少子弹。而且，敌人大量增加兵力，采取人海战术围攻我们，我们处境很困难。在当时，我只了解这些，别的懂不了许多，更不能在首长谈话争论时插嘴。
徐向前和陈昌浩争得面红耳赤，但又谁也说服不了谁。陈政委认为徐总指挥是右倾机会主义，徐总指挥认为他昏头胀脑，根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后来，随着西路军奉命在河西走廊时而东进，时而西进，犹豫徘徊。为了部队的命运，徐总指挥又多次与昌浩政委发生争论，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徐总指挥认为不能照搬，要实事求是。
记得西路军第一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后，杀了一个“回马枪”，歼灭马家军的一个宪兵团。这时，陈昌浩又顾虑突围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竟然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徐总指挥又一次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陈政委说：我们能够建立根据地，这个敌人我们可以消灭。一向沉着冷静的徐总指挥听后，一下从炕上跃起跳下地来，大声说：“我的老子！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力量消灭敌人嘛！”总指挥的言辞、声调和神态，深深地震撼着我，我一下明白了，这只有在极度痛苦和愤懑的境况中才会有的。然后，徐总指挥又冷静下来，反复向昌浩政委分析敌情我情，说：我们只有几十个堡寨，被敌人重兵围攻，怎么建立根据地？打阵地战我们没资格，我们部队很英勇、很坚决，但毕竟各方面很有限。部队已经伤亡过半，精疲力竭。昌浩政委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强调说：“我们别无出路，别无出路！
”最后，徐总指挥的意见被否定，但他保留自己的意见。
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看到，为了西路军的前途和命运，徐总指挥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是李培基同志所写《在徐帅身边的几件事》一文的一部分，录自《徐向前元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原标题为《为了西路军的前途命运，徐总指挥据理力争》，本书编者改为现题。
李培基同志，四川巴中人，生于1921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任西路军总部首长警卫员，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返回延安。后历任军委二局报务员、参谋、研究员，机要训练大队大队长、科长，军委三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兰州军区三局局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