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古
浪战斗后，总部领导批评九军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将孙玉清军长和曾日三主任撤职调出，把陈海松政委撤职留任，戴罪立功，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九军任参谋长。当时，九军还有4600多人，1000多枝枪，子弹每枪平均不足两排。
九军与三十军在永昌地区会合后，中央又来电指示：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当时，西路军指挥部发生了分歧，焦点是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陈昌浩认为，经过几次战斗，敌人已被我们基本打垮，现在我处优势，敌处劣势；徐向前则认为，所谓优势，既要有人力、物力的后备供应，又必须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而这两者我军眼下都不具备，因此，应该承认我处劣势，敌占优势。对敌我形势的分析正确与否，对整个战局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各项工作刚刚开始布置，“二马”的主力部队就赶来寻求决战。与此同时，胡宗南又派出他的补充旅，作为“二马”的预备队开到凉州。面对这一形势，西路军却据守永昌、山丹地区，不进不退，与敌人进行无休止的消耗战，实在难以制胜。
九军与三十军在永昌东南的三十里铺、四十里铺及油坊院、水磨关等村庄固守，为一村一堡的得失，同敌人展开了持续地拉锯战，虽然打死打伤了数千敌人，但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当战斗处于最险恶的时刻，我们军直属机关的干部和各类勤杂人员也都投入了战斗。我和机关干部一起，也手持大刀和敌人展开了拼杀。在一次肉搏战中，我正要举刀向迎面扑来的敌人砍去，右臂突然被敌弹打穿。因为枪口距离太近，火力很猛，一下子竟把我打倒在地。混战中，幸亏陈海松政委得到报告，下死命令要交通队进行冲杀，才把我从火线上抢救出来。
接着，敌军又以两个旅的主力，在炮火掩护下连续向我驻永昌的守军猛攻。我守城部队八十八师英勇反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把迫近城下的敌人击退。与此同时，我五军在山丹城也击退了进犯之敌。但是，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我军虽曾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却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歼灭战；不仅没有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而极大地削弱了自己。我军只有损失，没有缴获，也得不到补充，部队已经处于西进无力，再战困难的境地。
这时，恰值“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扣了起来。我军上下振奋，一片欢腾；敌人张皇失措，乱作一团。马家军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而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妄图乘机扑灭革命力量，实现其卖国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则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的进攻。此时，党中央电令徐、陈立即率部回师东返，向抗日友军靠拢，以策应西安会战。西路军刚刚开始行动，“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中央又电令西路军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录自方强同志回忆录《红军战士话当年》。作者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见本书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