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青
会宁会合后，王透王透：原任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是黄火青的直属下级，1935年8月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随军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而被捕。1936年10月释放，分配在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2月倪家营子战斗时，外出做群众工作，被敌人捕杀。
被释放出来。有一天夜里他跑来找我，向我要衬衣，我有两件衬衣，分给他一件，五块大洋给他三块，因为他抽烟。后来在甘州附近，西路军动员闲杂人员离开部队去做群众工作，他和廖月华走了。那是一个月夜，卜盛光送他们走的，走了十多里，在一个庙里住下。以后廖月华又跑回来，但王透从此再没有音信。回想起来，当他来找我那天夜里，我如果能去找找李卓然，让他把王透分配和我在一起，也就不会被他们借口赶出部队。再说，如果当陈赓要我跟他走时，我不要过多考虑，而是下决心把九军团的几个干部，如刘学孔刘学孔：红四方面军《人物志》记载为刘鹤孔，原任红九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科长，1936年10月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卜盛光、王透、姜启化和张令彬等都带走，回到陕北，就可以保存一批干部，他们都是会大有作为的。
古浪激战时，姜启化姜启化：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团政委，后任西路军政治部青年科长，古浪战斗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政委，与敌作战中牺牲。担任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在战斗中负重伤，抬到永昌城外五里路的大喇嘛寺，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据说他在昏迷中不断叫我：“黄火青同志！黄主任！”直叫了一夜。当时我正在永昌城内，他的马夫打电话来，我急忙赶去，那时已是晚饭后了。他在庙里的神龛前面躺着，还在叫“黄火青同志！”我急忙答应说，我就是黄火青，但他已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叫。
原来在古浪战斗中，八十八师在接应九军撤退时，敌我力量悬殊，姜启化拿起步枪和敌人拼。他头上戴有风镜，敌人一看是个大干部，就向他开枪，一枪从他背后脖子里打进去，负了重伤。我在他身边呆了个把钟头才走，可惜的是没有把他的日记之类带走。由于没有药物治疗，这样一个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坚决反对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天夜里就停止了呼吸。至今，一提到姜启化，我即凄怆满怀。
1936年10月底，中央决定出发打宁夏，要四方面军的三个主力军即第三十军、第九军和第五军，加上总部直属队一起西渡黄河。我那时的名义是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也随军渡河。由于胡宗南追击，四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即三十一军和四军没来得及渡河。
从靖远西渡黄河的时间在10月底，记得那时河边梨树上的梨子已经收摘下来，准备入窖了。渡河后，我这个军人工作部长整天跟着部队行军，不了解军事动向，既看不到电报文件，也没有工作可做，只知道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西路军指挥部，政治部也改称西路军政治部了。
行军到景泰附近一个名叫一条山的小镇，我军包围了马禄的一个旅。敌人被困在土围子里，周围没有水，也没有援兵，只要再围上一两天，他非缴械投降不可，马匹可以用来武装我们的骑兵师。但指挥部指示要讲统一战线，无条件解围，敌军持枪带马，由我军欢送走了，转过身来照样打我们。以后又曾包围过马家军一个团（或营），他们以讲和为名，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援军一来，就给他们解了围。走到长城边上的西靖，消灭了马家军的一个手枪团据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红西路军在古浪土门镇包围了马步青骑五师工兵团的一个营（共350余人），经红军宣传教育，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缴械投降，有160余人参加了红军，其余人被放回。
，有几百人，也是无条件的叫他们带枪回去，说是讲民族政策。有的士兵不愿回去，还吹着军号欢送他们。
这是黄火青同志所着《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西路军的悲壮征程”一节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黄火青，湖北枣阳人，生于1901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兵运工作，曾任红十四军政治委员，第一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军人部部长。
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教育长，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兼冀热辽军区副政治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