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黎平
马匪河防团在我大军进击下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我过河部队立即按原定作战计划展开，九军向永登方向进攻，扩大我军左翼；三十军一马当先，向宁夏南部进击，准备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之枢纽地带，袭取宁夏战略要地定远营。
一天，作战科正在紧张地研究敌情，部署行动，忽然我军侦察员领着两个蒙古族装束的中年人，来到总指挥部，说他俩想找红军，可能是蒙古派来的“联络员”。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一面报告首长，一面热情地招待他俩，急切地询问情况。可是，他俩说的是蒙族话，又不会写汉字，我们怎么也问不明白，就先招待他俩吃饭，急忙到下面找懂蒙语的同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略懂几句蒙语的同志，经反复询问，终于搞清他俩不是什么蒙古派来的“联络员”，而是从内蒙古经宁夏来到这儿的小商贩。他俩见我红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就主动来告诉我们：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马鸿逵军队，正驱赶大批老百姓，在中卫、定远营一带修筑碉堡工事，防备红军北进。
此时，蒋介石、朱绍良也判明了河西红军的主攻方向，立即频频电令甘、青、宁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河西红军北进蒙古，与苏联沟通。马家军蜂拥而来，在一条山、景泰、大拉牌、五佛寺一带，向我北进部队疯狂反扑。
敌人是清一色的骑兵，能在当地的平川、丘陵地带迅速机动、辗转奔袭，尤其对我行进间的步兵，发动突然的集群冲锋，有很大的威胁。我军依托高地和土围子，狠狠反击围攻的马家军。三十军苦战一条山，一举击毙马家军的前敌总指挥——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廷祥，使马步芳、马步青大为震惊。但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又不熟悉步兵对付骑兵的战术，不能处于主动地位，先后伤亡近千人，终难长驱北进。
此时，河东我军主力与南线进逼的蒋军激战正酣，短期内已不可能移兵北上，策应河西部队进取宁夏。总指挥部又获得情报，敌人已抽调好几个旅，星夜兼程，驰援宁夏通往蒙古的交通重镇定远营。总指挥部首长分析这些军情后认为，继续孤军北上难以奏效，决定部队暂停北进。
张国焘见河西部队北进受阻，马上又提出“西进甘北”的主张。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一主张，并未表示完全同意，复电时仅同意过河部队进占永登、古浪之线，但留一部扼守一条山、五佛寺。而张国焘却立即电令我们不受一切牵制地西进，以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并强调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11月6日，我作战科根据这两个电令，拟定出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11月9日，部队开始西进。
这时，中央又根据河东、河西的战局情况，判断“宁夏战役计划”暂无执行之可能，于11月8日发布了一个“作战新计划”，拟集中在河东的三个方面军主力，消灭敌之一部，以改变局势。同意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
11月10日，党中央正式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西路军政委，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王树声为西路军副总指挥，李特为总指挥部参谋长，李卓然为政治部主任。至此，西路军正式组成。总指挥部召开干部会，宣布了上述电令和任命。
西路军刚出发两天，总指挥部连续两次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原来，军委再次研究了河西走廊的地形、敌情、民情等条件，要我们对西进慎重考虑，如无把握就回头过河来。当时，陈昌浩同志认为西进是有把握的，所以仍按照张国焘自甘孜率兵北上就拟定的西进意图行事，给军委回了一个电报，大意是：我们有把握消灭马家军，现在不利于回河东。这样，西路军在西进的道路上终于越走越远。
录自吕黎平同志的《星光照西陲》。吕黎平，江西兴国人，生于1917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红军总部第一局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局副科长，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长。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在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队长、训练处长，空军第四航校校长，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