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侃夫
西路军的电台活动，伴随着二万红色健儿的浴血奋战，在河西走廊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正气歌。
1936年10月下旬，秋高气爽，黄叶纷飞，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率领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000人，于10月25日从靖远河包口（虎豹口）西渡黄河天险。我们电台随总部机关行动，等先头部队渡河占领西岸阵地后才过河，到赵家水住了下来。
一天，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找我和王子纲谈话，让我们重新恢复三局的工作（总部三局未过黄河），语气讲得很严肃，讲到西进敌情不明，靠中央提供情报已经来不及，希望我们尽快把马家队伍的情况搞清楚。开始，我们对接受新任务有点儿犹豫，第二次，领导又找我们谈话，我们才坚决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马家军的电报密码破掉！”这样，我们三局又把收音机架起来了，电台日夜值班，除同中央保持联系外，几乎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搞敌情上。西北军的孙蔚如，在陕南曾送给我们一本密码底本，这对我们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突击了五六天，就把马家军的密码基本上搞出来了。我们收到一份密电，蒋介石电告马家军：红军的无线电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以后，马家军的密码就经常变化，敌变我变，经过十几天的苦战，终于把甘西地区的全部敌情，包括兵力部署、行动时间、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都搞清楚了，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在永昌时，我们收到马步青给马步芳的一个电报，电文大意是：如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马家军对我们很残酷，捉到红军就杀掉。戈壁滩上，缺粮、缺水，生活十分艰难。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命执行西进任务。12月下旬，撤离了山丹、永昌地区，冒着凛冽的风雪向西挺进。12月30日，红五军进入临泽县城。1937年元旦，又一举攻占高台。守敌1400多人全部投降。红九军一部，攻甘州未下。不久，敌两万多人在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追来，敌一部牵制倪家营子地区我主力，集中力量于1月12日向高台进攻。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带领3000人死守高台，与敌浴血奋战。
在战斗危急时，我们收到敌人电报，立即报告陈昌浩同志派骑兵师去策应，我骑兵师的马不是战马，子弹少，未经训练，被敌骑兵截击打垮了。1月21日，高台城被敌人攻破，董振堂同志看到敌人冲上来要捉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在高台同时壮烈牺牲的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同志。董振堂同志的牺牲，对部队震动很大，对我是个教育，后来我手枪里就保留了两发子弹，以备应付紧急情况，绝不当俘虏。
这时，我西路军全部集中于倪家营子地区。从1月23日到2月27日，与优势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共毙伤敌万余人。我军也伤亡惨重，到突围时，只剩下几千人了。
倪家营子突围后，我们的电台被敌人骑兵冲散了，我骑的马也丢了，我一面走，一面集合电台的同志。走到一个村庄，看到灯光很亮，走进去见总部首长在烤火，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徐向前同志又给我一匹马骑着走，到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住下来。我们电台还可以工作，不断向中央报告情况。从马家军电台得知，我们电台的总工程师及其他几位同志被俘了。“二马”电报中还有要抓我、并在俘虏中清查我的内容。我在手枪里保留了两发子弹，以备应付紧急情况，绝不当俘虏。
3月14日到石窝，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回延安。李特讲，为缩小目标，减轻负担，除留下一部电台和中央联系外，其余全部砸烂毁掉。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回电台传达命令时，声音都哽咽了。我和同志们都想到，红军电台的建立，是多么不容易，大家一面砸，一面烧，一面流眼泪。
进了祁连山，我们就摆脱了敌人，整整50天，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老百姓，没有友军，生活越来越艰苦。每天行军快到宿营地之前，就通知拣牛粪，到达宿营地每人拣一大包，又烤火，又烧肉，有时还用牛油把羊肉炸了当干粮。搞不到牛羊，就杀病马吃。翻荒山，过冰河，晚上在避风坡上露营。我们电台晚上还能点电灯，部队战士羡慕我们过的是“洋日子”。电台同志们思想很活跃，有的想跟步兵一起去打仗，有的想自己找出路，我们就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领导同志也不骑马了，和大家一起走路，把骡马让给病号骑。有一次，搞到一碗小米，同志们要给我烧碗饭吃，我把它倒在大锅里熬汤大家喝了。
走呀，走呀，走到红柳园子，敌人骑兵举着闪亮的马刀包围了我们，从早晨打到晚上，突围后，总部命令我们把最后一部电台砸掉。在戈壁滩上，我烧掉了最后保存的一个密码本和几份电报底稿。这之前，我们给中央发过两份电报：一份是要打安西，在祁连山没有粮食吃；一份是敌情有变化，安西打不下来，准备突围后往西走。这两个电报发出后，中央都没有回电。
中央给西路军的最后一份电报，是在出祁连山之前。电报说：可以走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已派人通过新疆接应你们。
沙漠里行军，嘴巴苦干头发晕，我们坚持走了三天两晚上。休息的时候，骑的马突然不见了，大家都找马，才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个水池，骡马跑去喝水了。戈壁遇清泉，我们心里都乐开了花。我拿起小瓷碗，一气喝了六碗水。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听到了汽车马达响，看到了飘动的红旗，这下得救了。到了星星峡，才知道陈云同志、滕代远同志，还有盛世才办事处的一个处长接我们来了。新疆派飞机给我们送来了新衣服、新武器、新装备。
1937年5月5日，我们800多人据西路军文献记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只有400多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35页。分乘几十辆卡车，离开星星峡，三天后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东门外的一个兵营里。据说，共产国际准备了200多辆汽车，运送大批物资、武器和装备给西路军，后来听说在祁连山失败了，就停运了，有的交给了盛世才。
1938年春节前的一天，即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安排接见我们。我们怀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来到毛主席在延安城内的住处。
毛主席亲切热情地说，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是为党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毛主席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工作中犯了错误，那是张国焘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张国焘，中央也有责任嘛！什么责任呢？毛主席说：张国焘当中央代表、中央分局的书记，当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军委会主席，都是中央委派的嘛！中央也有一定的责任。
毛主席鼓励我们：你们都是好同志。你们在工作中也许有缺点、有毛病，但哪一个同志在工作中没有错误、没有毛病呢？那种所谓张国焘路线残余的提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这样看。毛主席谆谆嘱咐我们：你们回到延安后，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散了压在我心头上的乌云。说实话，自从西路军失败以后，我们像失散了亲人的孩子一样，如今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母亲，是最了解她的孩子的；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西进以来，亲眼看着经过党长期培养的一个个优秀指挥员倒下去了，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曾日三、姜启化、孙玉清、杨克明、熊国炳、熊厚发、吴永康等同志，以及数千名烈士，他们的鲜血洒在了河西走廊和戈壁荒山。他们是奉命过黄河，奉命在永昌建立根据地，为“打通国际路线”而离开我们的啊，怎能不令人崇敬和怀念。
祁连山的电波永不消逝！
西路军的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录自《艰苦的历程》，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原标题为《祁连山的电波》，编者改为现标题。作者宋侃夫同志，江西萍乡人，生于1909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路军总部第三局（通讯局）局长。后历任延安大学秘书长，二野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