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1937年4月间，我们走出祁连山，经万佛峡、踏实等地来到安西城郊。一天晚上，红西路军以三十军为主，攻打安西县城。攻城时发现城墙上每个垛口都有一碗油灯，由于当时对城里的敌情不明，因此，攻城部队遭到敌人机枪、步枪的猛烈射击，使攻城部队受到不应有的伤亡，这说明安西城里有不少敌人。
我军攻城不下，即撤离到安西城外围的村庄，坚持了一天，至晚上，继续向西行进，过疏勒河，走出90里地，天亮时到达白墩子，首长命令部队休息，烧开水喝。水还没有烧开，我骑兵连跑来报告：“敌人骑兵追上来了。”首长又指示：“不要惊慌，以密集队形向西前进。”
我们总直属队和三十军军直属队约500人左右，到红柳园附近的一个小山上，看到敌骑兵从公路两侧包围上来，距我们几百米远的地方停下来。首长说：“将红旗都拿出来。”我们用棍子、扁担，把红军连队的红旗套上树立起来。敌人骑兵看到山上有十多面红旗，以为红军有十多个连有这个山上，因此敌骑兵不敢进攻了。
我们坚持到天黑，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带两个团，不到1000人，集到一起。李卓然、黄超、黄火青、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领导人坐在一起开会，决定：总直、军直往北进入沙漠地带；二六七团坚守这个山头阵地，担任掩护任务；二六八团沿公路向西去星星峡。进入沙漠地带的人、马、骡三天没有喝上一滴水，人们渴得口干唇裂。我看到有的同志实在渴得不行，就自己尿一点尿，用小洋瓷碗接上喝下去。沙漠地带气候变化异常，刮起大风来，什么都看不见，前面走的人拍拍手，后面走的人听到响声，再朝有响声的方向走。
有时天晴，太阳晒得厉害，如同在火炉里烤一样；夜晚又特别冷。在沙漠里行军，困难太大，真是一言难尽。
第三天下午，部队走到一座不高的山跟前休息，看到山上有些小树，军长程世才站在山顶上，用望远镜看到公路上有人骑骆驼，一个骆驼背上骑着三个人。正在这个时候，军部侦察员回来报告：公路上骑骆驼的是二六八团的人，这个小山那边有水。指战员们听到这个好消息都十分高兴，人、马、骡立即翻过山喝水，水很清，真好喝，人们将背的小米倒出来给骡马吃，指战员们吃了干粮后，继续前进。
走出不远，我们又看见一辆汽车上有红旗，还有“青天白日”的旗子，车上有我们二六八团的参谋长饶子健同志，还有驻星星峡友军的一名少尉军官，他们是来接我们的。我记得凡是骑马的，马也不骑了，都上了汽车，警卫员也都上了汽车，我是警卫员之一，当然一同上了汽车，很快就到了星星峡。晚上吃饭，桌上摆着刀、叉、勺、面包、牛羊肉等。我们坐下来，我看你，你看我，大家互相看，怎么吃？干脆用手拿着吃，大伙边吃边笑。因为房子少，桌子少，我们是分批就座吃的。
我们在星星峡住时，从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来飞机，在星星峡以东细沙滩上空投了一些东西，大都摔坏了，后来在原地用两匹白布摆成十字形，飞机来了，看到有目标，就降落下来，这样运来了苏式步机枪、牛羊肉、大饼、被子、衣服、鞋袜等，当每个指战员领到上述东西时，都很高兴，同声说：“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1937年5月间，由陈云同志（党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迪化带着几十辆汽车来到星星峡，接我们去迪化。我们到迪化后住进了纺织厂。不几天，听说盛世才要来看望我们，工作委员会李卓然等领导同志指示：各连队全体指战员务必将住的房子周围卫生搞好，屋内卫生也要搞好，内务要整洁。各连队按上级指示都照办了，工委领导同志还进行了检查，认为不错。
一天上午10时左右，盛世才坐着小汽车来到纺织厂大门口，车停后，盛走出汽车，右手一摆，跟他来的卫士们立即停下。跟盛来的一队骑兵，马都是枣红色的，也都停在大门口。盛披斗篷，脚穿黑皮马靴，一走进大门，就受到李卓然、黄超、李先念、黄火青、程世才、李天焕等领导同志的迎接。到会客室坐了约半个小时，盛提出要看我们部队的房间，便由领导同志陪同，到各连队住的房间参观。当时，部队都在上课（政治课、文化课），盛看到营房内外卫生很好，内务也很整洁，连声叫好。
红西路军余部到迪化后，原来驻在南疆的一个杂牌师叛变了，盛世才将驻在迪化东门外的部队调去打叛军去了，就让我们由纺织厂搬到东门外营房住。住下后，我各大队开始学文化、学技术。
文化课有小学、初中、高中等课程；技术分为炮兵、汽车、装甲车、医务、无线电等专业。学习很紧张，指战员们信心很足，都愿学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又来东门外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驻地看望大家，李卓然、李先念、黄超等同志会见了他，互相问候，谈了抗日战争问题。约两个小时后，盛离开我们驻地，回城内去了。
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6辑，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王文同志，原任西路军三十军直属通讯连政治指导员，后任三十军直属冲锋连连长、李天焕主任的警卫员，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3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化名赵启。1939年5月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