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南桂
我们走出祁连山的时候，还有两个团，即红三十军的二六七团和二六八团，一共900余人，我们的红色指战员们，经过祁连山中40余天饥寒交迫的日子，出山后又在安西一带干旱的戈壁滩上，日夜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战士们实在疲倦极了。但万恶的马步芳匪军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追击，紧跟在我军的后面追杀过来。军首长叫二六七团在后面掩护，二六八团保护总部机关及没有武器的同志在前面西进。
敌人依靠人多势众，把我们团团围住，但红军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冲上来，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打下去。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拔出大刀，挺起枪刺，向敌人杀去，阵地前到处都是敌人的死尸，倒毙的战马。我二六七团只剩下百余人了，但同志们一个个紧握大刀，和敌人做最后的搏斗。敌人越聚越多，政委用驳壳枪两面射击，打死了好几个敌兵。团长的枪膛里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马匪军以为他的枪空了，就伸出手来抓他的手臂，但枪又响了，马匪兵哗的向后倒下。周围的战士们狂怒了，提着染血的大刀，猛扑上去，敌人吓呆了，纷纷向后退去。就在这生死关头，一个20岁刚过的年轻指挥员挺起胸膛，大声喊道：“同志们跟着我，冲出去呀！”战士们跟着他，用刺刀、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直向西面冲出去了。
晚霞照耀着茫茫的戈壁滩，二六七团三营营长胡鉴同志，领着剩余的同志们冲了出来，与程世才军长、李先念政委会合在一起。气还没有喘一下，后面的敌人又跟踪追了上来，我们抢占了一个低矮的山丘，程军长、李政委命令把20多挺轻机枪一起架在山上。敌人怪叫着冲上来了，乱舞着马刀，这时，我们的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就像冰雹一样向他们倾泻下去，敌人立刻倒下一片，凶焰被压住了。天已渐渐黑了，敌人再也不敢前进，我们趁这个机会爬过山丘，向西边的戈壁滩上前进。这是红西路军在西征道路上的最后一仗。
第二天继续西行。戈壁滩上的干热使人太难受了，不停的行军，战士们张着嘴喘气，嘴唇干得裂开了血口子，一滴水也找不到，大家干渴到极点了。正在这最艰难的时候，忽然又卷起一阵大狂风，战士们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都灌满了沙子，满脸盖着厚厚的尘土。
有的战士渴得实在走不动了，有的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上。大家又饥又渴，望见远处有一片“白雪”，但走近抓起来一看，却是芒硝，又苦又涩。这时，有的战士提出杀两匹马，喝马血解渴，首长们考虑，人比马重要得多，于是下令杀了两匹已经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战马，大家分着喝了一点马血。战士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一鼓劲朝前走去。
部队在戈壁滩上走了三天三夜，到第四天的中午，前面出现了一条山冈，我们走到山崖下，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水池塘，里面是浑浊的泥汤，战士们欢欣若狂，一下子拥到池边，有的跪下，有的爬着，喝个不停。大家痛饮之后，又向前去。
不久，我们远远看见前方公路上有几个人走动。李政委就派骑兵营长郑大章同志前去联络，一会儿，他就高兴地跑回来报告，那是新疆的边防部队。我们听了浑身都长了力量，直向前走去，看到公路两旁有几座黄土房子——这就是星星峡；公路旁还筑有碉堡，住着盛世才的部队。
当时，新疆盛世才受我党影响，同情抗日，并同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因此，星星峡的驻军欢迎我们，为我们准备了猪肉、羊肉、馍馍和米饭，非常客气地招待我们。过了几天，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从迪化来到星星峡，亲切地握着每一个同志的手，进行慰问。我们大家跳跃着，欢呼着，真像一群孩子见到母亲一样，很多同志眼眶里流着泪水。
陈云同志从迪化给我们运来大批物资，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双皮靴、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大家把新衣服和鞋袜都穿戴起来，高兴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想得多么周到啊！吃的、穿的、用的全都齐备了。”有的说：“孩子离不开娘，革命离不开党中央。”
在星星峡休息的几天日子里，大家含着眼泪，回想起西征河西走廊，我们如何在敌人的枪弹与马刀下杀出来。在这漫长的道路上，到处都洒下了红西路军烈士的鲜血。我们虽然只剩下400多人，但决心为烈士们复仇，把革命进行到底，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让烈士们的鲜血，化成万朵红花，开遍中国。
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标题为编者所改。作者杨南桂同志，当时是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于1940年1月返回延安，随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