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焕
3月该是解冻的时候了，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冰雪。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仿佛是起伏的波涛，永远不见尽头。寒风呼啸着，卷起雪片和沙砾，从山顶扑向峡谷，又怒吼着飞向远方，气温在零下30多度。
这是1937年的春天，一支被击溃的不到1000人的队伍，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行进着。这支队伍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衫，裹着破烂不堪的毯子，披着花絮绽露的棉被，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疲惫到了极点。往日驰骋疆场的战马，也饿得瘦骨嶙峋，默默地驮着伤员，不再昂首长嘶。往日迎风漫卷的红旗，现在已被战火和硝烟炙燃得残缺不全，也似乎悲哀地垂下了头。
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虽然它是残酷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1936年10月24日，刚走出过草地不久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自靖远上游西渡黄河。渡河以后，先后遇到了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十三个旅据调查，马步芳、马步青在河西攻打西路军的部队共7个旅（每旅辖两个团）又7个独立团，另有甘肃绥靖公署补充旅（辖两个团）已开到河西，但未参战。
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攻、堵击和追击。当时，西路军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装备又非常低劣，在河西走廊与拥有骑、步、炮兵的优势敌人死拼。虽然全军战士浴血奋战，反复冲杀，仅倪家营子一战就歼敌万余，杀得敌人落花流水，尸横遍野，但是在错误的路线指导之下，还是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古浪一战，九军兵力损失一半；高台城血战七昼夜，五军又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英勇牺牲；最后梨园口、康隆寺失利，红三十军遭受重大伤亡，九军余部又损失大半，政委陈海松同志战死。三十军杀出重围之后，部队已溃不成军。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只好把不到2000名的将士据《悲壮的征程》记载，石窝分兵时，西路军余部尚近3000人，参见该书上册第25页、下册第312页。编为左右两个支队，跑到深山打游击。
祁连山被一片严寒封锁着，没有人，没有草，飞鸟也很少，纵目所及，只见一片茫茫积雪和无数悬崖峭壁。同志们身上的衣服很少，肚里缺食，许多人赤着脚，爬冰踩雪，错误路线真是把我们推到绝境里来了！在这最严峻的时刻，少数不坚定的分子开小差了，其中包括个别高级干部。这件事使我们军里的几位领导同志非常痛心。但是我们想：动摇分子要逃跑就让他跑吧，我们留下的要更加团结，为了革命，我们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
最苦的要算伤员，没有药，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伤口溃烂了，成天流着脓水。我们慰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首长啊，您什么都不必说了，道理我们全懂，还是弄点布条给裹裹伤吧！”哪里弄布条呢？进入祁连山的第二天，左臂负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便不能再走了，伤口化了脓，胳膊肿得腕口粗，疼得他直咬牙，先念、良才同志和我去看他，相见之后，只有抱头痛哭。他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们只好把他“坚壁”在一个石崖底下，派一个排掩护他就地坚持。谁知道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他便被国民党俘虏，押到西宁，用炮轰死。厚发同志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是我们回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据《悲壮的征程》上册记载：1937年3月22日，敌军搜山，在祁连山草岭大坂大山根发现了熊厚发同志的隐藏处，即围攻上来，熊厚发和警卫排的同志誓死抵抗，壮烈牺牲。详见该书第425页。
部队进入祁连山的目的是要摆脱敌人。几天以后，敌人便被甩远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也达到了顶点。在这冰天雪地的绝境中，我们白天靠着指南针爬山越岭，同志们的胡子、眉毛常常挂满冰霜，身体衰弱的同志不断的倒下去。晚上，我们只好找个避风的山窟露宿。每天住下，有些同志便去拣野牛、野羊粪烧火；有些同志去猎取野牛、野羊，在火上烧熟吃。我们夜间靠着粪火睡觉，有时一觉醒来，已被埋在大雪底下，不少在战斗中以一当百、英勇顽强的好同志，被寒冷夺去了生命。
有一位战士，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爱说爱笑，聪明伶俐，别人都是光头，独他留着长发，从前他是连里的战士，进山以后，同志们看他身体不好，想把他和伤员们一起留下，但他坚决不肯，于是就让他随队前进了。他提着一把洋铁壶，背着个洗脸盆，每天住下，总要化点雪水给大家喝，煮点野羊肉给大家吃。一天傍晚，阴云低垂着，我在他们的火堆旁边，喝了口他化的雪水，吃了两片他煮的半生不熟的野羊肉，说了一阵话，便各自睡下了。夜里落了一场鹅毛大雪，第二天清早，起床哨响了，他还不起来，同志们拂掉他身上的雪片，只见他缩在一床破毯子里，脸颊黑紫，嘴角上还挂着微笑，但呼吸早已停止了。我们默默地含着泪，哀悼这个尚未成年的战友。但是大家只知道他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小鬼”，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山越走越深，生活越来越苦，我们吃不到粮食，吃不到盐巴，头昏眼花，浑身酸软，整个部队像一只在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彷徨在万山丛中，看不到出路，也预料不到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时，虽然根据工委决定，部队向西行进，但进到哪里去呢？打游击打到何时为止呢？谁也不能解答。当时还有个别同志企图离开部队个人行动，左支队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进山的第五天拂晓，东方刚泛起玫瑰红，启明星还挂在天上，一个震动全军的好消息来了！
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和中央联系上了根据西路军文献记载，西路军左支队电台与中央军委接通电讯联系的时间为3月23日。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6页。，并且收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陕北发来的电报，指示我们：保存力量、团结一致，前进的方向是新疆或蒙古，去向由我们自己决定，但不论到哪里，中央都派陈云同志去迎接。陷入了绝境的我们，真像是在茫茫的大海中看见了灯塔，沙漠中看到了路标。工委立即决定去新疆，并复电中央，还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已经疲倦到极点的战士们，这时都欢欣鼓舞，跃然而起，人心之振奋，士气之高涨，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当太阳刚升起，山上的积雪发出耀眼的金光之后，部队唱着“巍巍峨峨祁连山”的歌出发了。雄壮的歌声震撼着高山深谷，传得很远很远。以后的日子像从前一样艰苦，甚至比从前更艰苦，但是人们不再沮丧，想起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就觉得背后有了强大的后盾，心里燃烧起了希望的火苗，浑身充满着力量。这样，我们一天又一天，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脉西进，整整走了43天据计算，西路军从3月12日进入梨园口，至4月21日从石包城出山，在祁连山中艰苦战斗、行军共41天。才从安西附近跨出祁连山口。
李月润整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李天焕同志，原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石窝分兵后为左支队领导人之一，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42页。
在祁连山中在祁连山中程世才3月，祁连山仍是冰天雪地。高耸入云的山峰，披冰戴雪，一座连着一座，绵亘千里。寒风夹着雪末，从山头扑入峡谷，像利刀刮着皮肤。左支队的1000多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拉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翻山越岭，迤逦西进。两天以后，虽然敌人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但是困难也更加严重了。
分兵后的第三天，左支队到达一条干枯的柴沟河边，负重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因为山高、坡陡，骑不了马，又不能步行，因此，不能继续前进了。我命令部队原地休息，立即同李先念政委、李天焕主任前去探望。
这时天阴得厉害，山谷里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熊厚发同志倚着一块岩石，坐在一丛干枯的枸杞旁边。他那丰满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两眼痛苦地半闭着，左臂挂在脖子上，衣袖上满是血污，一看到我们，还想挣扎着起来，先念同志连忙把他按住。“首长，伤口疼得厉害……”熊厚发同志皱着眉头指着左臂，痛苦地说。我们坐在他的身旁，极力安慰他，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那打折了的左臂，肿得碗口那么粗，伤口化了脓，没有好药治疗，而且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这怎么能叫人受得了呢？
“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厚发同志休息了几次，才说完了这句话。听到这里，真是心如刀绞，我们四个人都抱头痛哭，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怎么忍心把他扔下呢！熊厚发同志一再地说：“在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为全军的利益，大家只好擦着眼泪，想办法将他隐藏起来，决定让厚发同志住在附近的一个突出的石崖下，给他留下一部分药品，并留下一个排掩护。就要分手了，先念同志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厚发同志忽然抬起了头，眼睛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彩，说：“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就是我死了，这是为革命，毫不惋惜！”
厚发同志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英雄气概，很久很久还感动着我们。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几天以后，马家军搜山时，留下的一排同志战斗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厚发同志也英勇牺牲了。
部队继续西进，山愈来愈高，天气愈来愈冷，几天来不仅见不到一个村落和行人，并且连飞鸟也很少看到。这时，找不到粮食和炊具，就用牛马粪烧野羊肉，用刺刀作菜刀，用脸盆作锅，用枪探条串了野羊肉在火上烤。没有盐吃，使人四肢酸软。夜间在山洞里露营，冻得整夜睡不着，有人裹着破毯子睡着了，夜里被埋在大雪底下。有一天早晨，发现二六七团一营冻死了两个战士，他们手脚发硬，身子蜷缩在一起，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同志们在烈士跟前站队，大家低下头，默默地志哀，然后又向前进。困难是达到了极点，但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情绪还是高涨的。
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部队在一道背风的峡谷里停了下来，准备宿营。这时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都指挥着唱起了革命歌曲，有的唱《国际歌》，有的唱《打骑兵歌》，有的唱着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山谷里歌声雄壮，此起彼伏。这歌声使人们想起往事，想到全国的革命斗争，给人以鼓舞。唱了一阵，先念同志、天焕同志和我带领战士分头出动，准备晚餐，有的到山上打野羊，有的拿着破毡子去拣牛马粪，有的干部便和原地休息的战士们谈天，鼓舞大家的革命意志。
和我一起拣牛粪的有一个四川战士，虽然只有20来岁，但嘴上已长了一层毛茸茸的胡子，我问他对部队的前途是怎么想的，他直了直腰，把两块干牛粪撂到毯子里以后说：“我们死活都在一块！眼前打不过他们，但是拖得过他们；我们消灭不了马匪，马匪也打不了我们，我们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我一边拣、一边给他讲解革命形势，说明眼前虽有困难，但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
我们拣完牛粪，在往回走的路上，这个四川籍战士轻声地问道：“首长，我们到哪一带打游击？打多久啊？还要走几天？”这真是一个难以答复的问题，虽然几天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统一了意见，决定向西打游击。然而向西打，打到哪里去，大家是不明确的，现在部队真是像一只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只知道前进，但是长远的目标并不明确。因此，我没有给这个战士正面答复。
第二天到达祁连山的分水岭，住了一夜。次日是个晴朗的好天，东方升起玫瑰色的朝霞，雪山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部队随着清脆的哨声起床，一天的路程又要开始了。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全军：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这时，我们几个负责同志，拿着机要处长抄来的电报，反复传阅。电报指示说，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并询问我们是否去新疆。中央说，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去迎接。经过工委讨论，一致决定去新疆，并马上电复中央。为了防止敌人侦察到我军行动方向，约定每周与中央联络一次。
得到了中央的指示，真像在夜海中迷途的船只看到了灯塔，全军同志经过传达动员，立即精神倍增，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忘记了，部队唱着歌，举起已经被战火燃烧得残缺不全的红旗，怀着无限的希望向西挺进了。
我把马让给伤员骑，与战士们并肩走路。我看到昨天傍晚和我一块拣牛粪的那个四川战士，他顶着满帽子的霜花，背了两枝步枪，大踏步地走在前头。我紧走了几步追上他说：“现在你知道往哪里去了吧！”“知道了！”他以坚定的语气说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向我一笑，就大踏步地向前走了。
这以后的路程虽然像过去一样的艰苦，甚至更艰苦，但是由于中央有了明确的指示，大家便有了坚定的信念。这样，我们在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走了整整43天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艰苦作战、行军共41天，参见本书第396页脚注。
翻过了无数座大小起伏的山峦，徒涉过寒透骨髓的疏勒河激流，终于从安西走出山口，到达了甘西平原。清点了一下人数，全军还有903人。
这是程世才同志所着《烽火年代》一书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原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石窝分兵后为西路军左支队负责人之一，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