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昌汉
1937年3月，西路军辗转进入祁连山，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最难熬的日子。
那时，我军的处境已非常困难，子弹打掉一颗少一颗，无从补充，就把部分步枪改作钢锥同敌人厮杀。粮食所剩无几，冰冻三尺，连野菜也无处可挖。寒冬腊月，滴水成冰，而很多战士还穿着从南方穿来的单衣，冻得直打哆嗦，就拼足力气猛跑一阵，使身上出汗发热，被汗湿透的衣裳顿时就结了冰，冻得浑身发青，似乎血液都结成了冰块。
最惨的要数伤员，药品几乎全部用完，连碘酒、红汞也用尽了。过草地时，我们医院还有一些从四川带来的中药，沿途还可采到一些草药，而这时，天寒地冻，不见寸草。负伤的战士流血不止，没有纱布，只能用藏区带来的哈达，庙门口悬挂的幡布来包扎止血。后来，甚至盐也十分紧张，无法给伤口消毒，我们军医只能用双手给伤员挤出伤口的脓水。听着伤员痛苦的呻吟，我们的心像刀割一般。至于有多少伤员虽负轻伤，但因为伤口感染而牺牲者，那就无计其数了。
当战斗白热化，发展到没有前线后方之分时，山沟里充满了枪声、拼杀声和惨叫声。我和其他医务人员经常一手提着枪，一手架着伤员奔跑在战场上，子弹从耳边“哧哧哧”掠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震得耳膜直痛。刚把伤员安置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还没有喘完一口气，就见光着膀子、口里怪声呼喊、舞着长枪大刀的敌人追了上来，于是我们连忙拉动枪栓，扣扳机，撂倒几个敌人，背起伤员再跑。我的同乡、与我共事多年的战友、军医马齐友同志和其他许许多多同志，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英雄战死西征路，英名万世着荣光。
3月13日傍晚，上级决定机关人员全部下放到战斗部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一个支队继续西进“打游击”，伤员和其他同志向东突围“打游击”。
炮声、枪声、厮杀声刚刚平息下来，战场上显得格外宁静，漫天飘舞着雪花，白色的山川，白色的树木，山谷里，寒风呜呜作响，仿佛在为牺牲在河西的西路军将士志哀。我们这些幸存者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支从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和宁都起义发展壮大起来的、身经百战的铁军，就这样断送了，压抑不住满腔的悲愤，许多人在山沟里痛哭。
我随着不成行的队伍，默默地向前走着，“部队完了”这个可怕的念头缠绕着我。从家乡参加红军，从根据地反“围剿”战斗到长征，从三过草地到会宁会师……不！西路军失败了，革命没有失败；西路军完了，红军没有完。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一部还在陕北。只要还剩一口气，就是爬，也要一步一步爬到陕北去！
天已经黑了，脚下是齐膝深的积雪，蜿蜒在山路上的部队继续前进着。忽然，我借着雪光的反射，发现路边有几匹马，跑近一看，马旁站着几个人，他们是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裴寿月，还有八十八师的参谋长、八十九师的供给部长、二六八团的政治委员、原军部参谋张方明和几个警卫员。
我跟邵烈坤是老熟人了，曾经几次给他医过伤，他见到我，大声打招呼：“梁医官，向东，过黄河去！”这天晚上，我们躲进了山坡上的一片原始森林里。我们在森林里躲了一天，怕被山下的敌人发现，没敢点篝火。一直藏到第二天的夜里，我们才悄悄地往山下走。在祁连山里转了几天，来到黑河边，用石头砸开冰，洗去脸上的污垢和身上的血迹，又美美地喝饱了水。当时，因为我们常常一连好几天吃不上饭，一看到可吃的东西，就吃个痛快；一看到可喝的水，就喝个痛快。大伙说：“吃饱喝足了，就是死了，也落个饱鬼！”
但是光喝水怎么行呢？得吃点干粮，荒凉的山沟里，哪来的人家？正当我们四顾展望的时候，不知谁喊到：“快看，那是什么？”大家一齐望去，只见北边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一些火光忽隐忽现。“走，红军不能老躲着老百姓！”大伙儿顿时来了劲，向火光闪现的地方走去。在山坡上的一个帐篷里，它的主人——几个放羊的汉子，热情地接待我们，专门煮了两小锅米饭，宰了一只羊，还给我们找了一个避风的山洞。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我们决定分散行动，经过一番商量，我与张方明两人为一个小组，其他的同志也都两人、三人的分了组，分别行动。临分手时，我们依依惜别，互相鼓励坚决不投敌，一定要活着到陕北见。邵烈坤师长从怀里掏出三块大洋，拉过我的手，亲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邵师长，但是，他那双布满血丝、热泪盈眶的眼睛，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大苦水煤窑”是普通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我和张方明在这里遇上一个驮煤炭的老乡，他看到我们身上的打扮，就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这位老乡告诉我们，敌人还在满山遍野地搜查红军，他们把抓到的红军战士，不是枪杀、刀砍，就是活埋，还有用炮轰、火烧、绳子勒的，用各种难以想像的酷刑活活折磨死。
于是，我把一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皮大衣的面子扒掉，换了一件对襟破夹袄和一条满是窟窿的棉裤，老乡还给了我一顶旧毡帽。为了装扮得更像一个挖煤工，我在脸上、脖子上还抹了一些黑灰。我俩把枪拆成零件，扔进山谷里。上路前，老乡特意关照：“路上见了谁也不要说话，装成哑巴。”就这样，老乡在前面赶着驴子走，我俩在后面跟着，走出了祁连山。
就这样，我靠着老乡，靠着人民群众，走出了困境。
这是梁昌汉《我在红西路军的前前后后》一文的一部分，录自《民乐党史资料》。标题为编者所加。梁昌汉同志，四川省人，原任红三十军卫生部医院军医，西路军失败后，辗转返回延安，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