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李屏仁同志的牺牲
谢良我和李屏仁同志是老战友，我们都在红五军三十七团工作。在长征中，他是团长，我是政委，后来他当军参谋长，我是师政委。在这次西进中，我和他在战斗中都负了伤，伤的都是腿，他的左腿胯骨被打碎，比我伤得重。红五军解体后，我俩都在西路军卫生部总医院治伤，随医院行动。
3月14日下午三四点钟，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西路军失败了，剩下的部队要分散行动，你们伤员不能随军行动，自己去逃生吧！”说完后给了我三块银元作路费。接着，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奋来给我换药，还给了一些药和纱布、绑带，并说：“老谢，望你保重！”说完很伤心地走开了。不久，三个支队都各自出发了，剩下的伤病员、家属，有的向北、有的向南走了。
我和李屏仁同志带了警卫员、饲养员，下山往北面的大森林走去。一路上，有骑马的，有走路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大家怀着失望的心情，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漫无目的地随着人群走。走啊，走啊！谁也不知往哪里走，谁也不讲话，好像都是哑巴。走了一个通宵，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拂晓时，走到一条河边，经查问，才知道已经到了黑河边，大家不约而同地奔向河边，用茶杯或面盆盛水洗脸，把脸上黑乎乎的泥土洗干净，烧水吃了些干粮。天亮后，大家又继续顺河边走去。我和李屏仁同志由于腿伤，一拐一瘸，一路上全靠警卫员、饲养员的照顾。
我们到深山老林里，在有灌木和草的山沟里住下来。第三天听到四处有枪声，敌人搜山来了。到第六天，腿伤和饥饿更加严重，带的干粮仅剩下一碗炒面，腿伤发炎，痛得实在无法走动。我和李屏仁同志对警卫员、饲养员说：“我俩的腿伤很严重，实在走不动了，恐怕走不出去了，你们年轻身体好，找到部队还可以为革命工作，你们下山向陕北方向走，找延安派来的支援部队，再拖下去把你们连累了。”他们一听哭了，再三表示不能把首长扔下不管。经我和李屏仁同志反复说服、动员，他们才勉强同意，临走前，我们把剩下的炒面分吃了，他们还给我们拾了些柴，烧了些雪水，尔后才离开我们。
第八天，敌人又搜山来了，我们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时山上的夜晚特别冷，肚子又饿，伤口又痛得不能动。突然李屏仁同志向我说话了，他说：“老谢啊！我俩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是革命到底好些，免得被敌人抓去受罪。”我理解他的意思，虽然不想死，哪还有什么办法能活着出去呢？我说：“怎么死法？”他说：“我治腿痛还有一些用的大烟土，就吃大烟去见马克思吧！”“那就我俩分着吃吧。”我接着说。李屏仁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不行，分着吃谁也死不了，我吃烟土，你上吊。”不等我回话，他就拿出烟土往嘴里送，一会儿就吃完了。我发呆了，战友要走了，我也只能陪他一起去！找不到绳子，只好解下绑伤口的绑带，想往大树上挂，由于腿伤，爬不上大树，就挂在小树上，小树太矮，没吊死。
到第二天拂晓，我正在发愁的时候，李屏仁同志的烟毒发作，口吐白沫，舌头发硬。我连忙喊：“老李，老李。”他已不能说话，一会儿就停止呼吸了。怎么办呢？我一个人拿着树枝和雪，把战友埋好，尽了一份革命同志的友爱责任。埋好后，我想：被敌人抓去，还不如跟战友一起去见马克思，也算革命到底了。想到这里，我又去上吊，刚吊上去，就来了两个红军散兵，把我救了下来，还说：“不要想不开，还是下山去吧！”我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决心活下去。下山吧！腿不能走，又没有拐棍，只好用捆伤口的绑带挂在颈上，把另一头绑在左腿上，手扶着地，顺着山沟往下爬。由于雨水长年冲刷，石头像刀子一样尖，把我的衣服和手脚都磨破，棉裤也被血水湿透了。我咬紧牙关，忍痛前进，满头大汗，爬一段休息一会，一天只能爬二三里路。
爬到第三天，发现山沟里有个牧民的帐篷。我向帐篷爬去，想向牧民要些吃的。他见了我很害怕，怕连累他，不肯帮助我。我没办法，只好把藏在伤口附近的三元钱拿出来交给他。他见我很诚恳，又很大方，就给我一些吃的，但不让我进帐篷住，我只好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里住下来。
录自谢良所着《独脚将军传奇》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谢良同志原任红五军第十三师政委，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