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推出了。
它正如日中天，人如其书，书如其人，引起方方面面的兴趣和向往，也掀起了读三国的热潮。多有友朋在看了敝作《品三国中的女人》一书后，很有兴趣地提出：去年秋天《品三国》（上册）曾经风卷云涌，一时产生几多粉丝，令易迷竞折腰。今年春天又经云涌风卷，又见有粉丝、易迷们，后浪推前浪，何不驾此旋风，跟着潇洒走一回呢？学界同行也多有此意。于是在几方感召后，我就开始运作了。
去年我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聆听过易先生的《品三国》若干次演说，以后又较为认真、仔细地拜读了拥有55万册印数（现在据称已有170万册了）的其中的一册，颇有认识，更见收获。说句心里话，易先生书倒也不错，但总觉得写的不如说的好，娓娓说来能够吸引人，诱惑人。每当我听完了后，很能为易先生的抑扬顿挫、巧簧之舌敬仰不已，也为他能将三国那么一部众所周知，而又不生厌的故事，走向大众、传播社会，赞叹莫似。至于有某些先生将它捧为三国文化传播学的最大成就者，或可作如是说，但不须把话说绝，且有甚者说是前无古人，那就不很恰当了。讲三国说三国，中华自来多有人才，远的不说，近年的袁阔成、唐耿良诸前辈，也都是各具风格的。对此我想自诩为“大萝卜”的易先生，也是不会苟同的。
名下无虚士。易先生的书众望所归。在去年早秋的上海书展上，《品三国》奇花独放，氤氲散发，被视为本届书展最大的看台和热点。易先生的书不错有看头，那是指当作闲书谈，也就是如葛红兵教授所说的“混嚼”，那确能嚼得津津有味，嚼后还可像嚼橄榄那样回味，它完全可以说是上品。但要是如同易先生所说的是文化学术，还有那么些创见，总觉得还有些长距离须提炼、加工，更须摒除些常识性的历史失误，多作些认真而不浮躁的理念和考信。
易先生在上海的一次书展上，于传媒多次提出自己的三原则：硬伤立即改正；学术问题从长讨论；讲述方式不争论。
据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报道，“特别是第三条，对于他在百家讲坛里的讲述方法，他觉得没有必要争论。”（《新民晚报》2006年8月5日）
我是非常同意易先生的“三个原则”的，特别是所提出的第三条。其实这种表达于电视台得天独厚的方式方法，本亦不须我等庸夫俗子多加注意，多作无谓的指谪、研讨。此处有兴趣的，仍是属于第一、二条的学术问题。
易先生说“硬伤立即改正”。硬伤，当然得改正；不改正，行吗？为自己的硬伤辩护得面红耳赤，最不值得，除了说明无知、傲慢，又能找回到什么呢？金无足赤，人非全才。《品三国》还是有硬伤的。比如说：刘备是五十八岁就死了，误将丁斐作“丁裴”（第107页），蔡瑁作“曹瑁”（第141页），将古人换名改姓，即使是电脑先生开玩笑、校对不慎，让你走进另一个房间，也得改；但也有若干“硬伤”，并非是说硬伤便了了。此类“硬伤”，通常乃是失去常识的底线。它即是历史若干常识，也就是我们在中小学课本，或者就是在青少年时代就已掌握了的。比如说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仲父”之“仲”乃管仲之“仲”也，它不得作叔父解。倘如此，又该如何解释称姜尚为“尚父”，小说《三国演义》中阿斗称诸葛丞相为“相父”？等等。
学问从来是靠做出来的，学术研究本是个严肃问题。见于《品三国》被称有含金量的文化学术的著作，因而本书各篇制作，也只能就此中犯了属于学术“硬伤”、有悖于三国史实的问题，即那些学术基本功的起码游戏法则，作些说明、争辩或补证，纠正混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合而为一，忽视时空、随意作引文的取舍、随意解释史事等种种是非非是、是是非非。即以常识再说常识，纠正常识。把那些本已熟悉、早已认同的课题，只因是搞错了、混淆了，再重新拿出来说明、考证和解释。比如说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许下屯田，有民屯竟还有军屯？又将“桥公二女虽流离”的“流离”，说成是“颠沛流离”，而不是古书通常说的“光彩焕发”，即美丽漂亮之意。正是随口说说容易，写成著作就要深究了。行文到此，我忽然想起了上世纪20年代初，清华国学院赵元任导师为学生王力论文批语的6个字：言有易，言无难。
这正是：白纸黑字一席话，考证行文三千言。
本书原打算写成札记，现为方便与《品三国》对照阅读，相得是非，就此不作分类，只是把纠误、质疑、补证、商榷熔为一炉，以短文答句的形式，并按《品三国》（上册）目录次序就题排列，取名为《品三国》补正。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是爬罗剔扶、刮垢磨光而已，不知可以为然否。
是为记。
盛巽昌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