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条件
1.地质构造。
地球经历20多亿年的海陆变迁、造山运动，自燕山运动后基本奠定了宝鸡地质构造上三个构造单元，即秦岭山地及其北部的渭河断陷和鄂尔多斯台向斜。与此同时，气候也经过干湿冷暖多次变化，植物群类逐步出现和演进。地质史第四纪，北半球曾出现过几次大的冰川期。冰川期使地貌、气候发生剧烈改变，而影响着古生物的分布和迁移。宝鸡多山地，地形地貌多样，在一些特殊的构造和地理单元中，受冰川的影响较小，正好形成了泥盆纪、第三纪古老生物的“避难所”，保留下了不少的孑遗植物或原始类型的后裔，并为其生存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生境条件。保留幸存下来的古老孑遗植物有：红豆杉、领春木、连香树、水青树、山白树、杜仲、粗榧、木贼（未包含栽培种银杏、水杉、鹅掌楸）。这些植物种多数已成珍稀濒危物种，其中几种在宝鸡的古树中出现，更显不易和珍贵。到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约1万年前），基本形成了与现代地质构造、气候、植物类群相似的原生态条件。
2.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宝鸡市位于关中西部，东与咸阳、西安市毗邻，南与汉中市接壤，西部北部与甘肃省天水、平凉市交界。所辖12个县区为：太白县、凤县、眉县、陈仓区、渭滨区、金台区、扶风县、岐山县、凤翔县、麟游县、千阳县、陇县。地处东经106°18′～108°03′，北纬33°35′～35°06′之间，总面积为18172平方千米。秦岭巍立境南，关山纵卧西北，北及黄土高原南缘，渭河横贯东西。从渭河谷地东端的扶风揉谷海拔435米到秦岭主峰太白山顶3767米，高差达3000多米，地势起伏，地形复杂，地貌多样。
与宝鸡地质构造三个单元相对应的地理单元是：秦岭山地（西段）、关中平原（西端）与黄土高原（南缘）。秦岭作为我国南北方气候（即亚热带和温带）、南北不同植被景观（即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与温带落叶林区）的自然分界线，其主脊是长江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秦岭以南属长江流域，宝鸡秦岭南坡的水系为长江主要支流嘉陵江和汉江的源头或上游；秦岭以北属黄河流域，渭河是其主要支流，宝鸡范围内的渭河段汇集了其南的秦岭北坡和其北的黄土高原及陇山（又称关山，其地质、地貌、气候、植被类型同秦岭，林业上把它当作秦岭的一部分看待）的多条支流，而构成渭河平原羽状水系。秦岭主峰太白山是我国大陆东半壁最高的山峰，从基底到山顶，表现出明显的气候、土壤和植被带谱。宝鸡市地跨秦岭南北，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陕西独一无二，其生态地位十分重要。沿渭河两岸的关中平原，西起宝鸡渭河谷地西端，向东逐渐加宽，自古就是人类及社会发育的主要舞台，是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农作区和经济发达区。渭北黄土丘陵区，大部分黄土推积深厚，是自古以来的农作区，因过早开发，过度利用，植被稀少，自然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3.气候。
宝鸡市的基调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90～900毫米，年平均气温7～13℃，极端最低气温-23.5～-16.7℃，极端最高气温31.3～42.7℃。基本趋势是：降水由南向北，由高海拔向低海拔递减，季节性干旱特点明显；气温由北向南，由高海拔向低海拔递增。由于全区纬度、经度、海拔高程、地形地貌变化，使热量和水份状况进行了重新分配，而出现山地与平原河谷、山下与山上不同的区域性气候和植被景观。气候要素中的水、热状况是决定植被地带性分布的重要因素。宝鸡的地带性顶极群落（也称气候顶极群落）从山体基部向上，依次为：基底（即该区水平地带）低山暖温带栓皮栎林，中山中温带锐齿栎、辽东栎林，亚高山寒温带冷杉、云杉林，亚高山上部亚寒带太白红杉林。在此大前提下才有土壤、地形等因子决定的群落小格局。另外，秦岭山脉的存在，使本区的气候、植被景观和植物区系表现出了明显的交汇性和过渡特征。
4.植被。
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地形条件，孕育出了宝鸡大地上繁茂的森林植被。据有关植被史研究，宝鸡有史以来到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末期，全境几乎全被森林草原覆盖。自周部族首领古公亶父率族人由豳（今旬邑、彬县一带）迁居周原（今岐山、扶风一带）为肇始，3000多年来，一直呈人进林退的局面。森林在创建人类历史上的农业文明、物质文明方面功不可没。宝鸡森林虽屡遭采伐，但仍保留了秦岭和关山两大林区，天然林面积达60万公顷，包括人工林森林覆盖率为48.6%，境内种子植物多达2000种以上，仅太白山就有种子植物1550多种，隶属121科，640属。宝鸡的种子植物中，乔木300多种，灌木400多种，木本植物总数在800种左右。分属华北、华中、中国喜马拉雅、黄土高原、东北等多个植物地理区系，但以华北区系地理成分为主。
据2008年普查，宝鸡古树名木树种多达51种，其中银杏、核桃、杏为古代就有的归化种。除珊瑚朴、鹅掌揪为外来树种之外，几乎全是乡土植物。宝鸡古树名木不仅数量大而且树种繁多，这一特点与宝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广茂的森林和复杂的生物多样性不无关系。
（二）人文背景
宝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上演过一幕幕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的历史悲喜剧，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史传，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分别起源于宝鸡渭水流域的“姜水”和“姬水”。丰富的仰韶、龙山文化和流传至今的有关炎帝和黄帝的民间故事亦证明了这段历史传说。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在宝鸡渭水流域创立了以农耕文化为主，并含有陶器、医药、“日市”、音乐、服饰等文化的“姜炎文化”。姜炎文化自产生到发展，以至其后的影响，在宝鸡长达四五千年。它不仅在新石期时代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对夏商尤其是对周秦文化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先进的姜炎文化为以后宝鸡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经过夏商近一千年的沉寂后，宝鸡文化、文明随着周人、秦人的相继迁入走向繁荣；又随着周、秦的立国，而走向全国。先后出现了岐周文化和雍秦文化两个辉煌期。
秦、汉以后，全国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宝鸡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巨流，虽然从整体上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由于地处关中西部，是沟通长安、西域、巴蜀的交通要枢，是兵家驻守和争夺的战略要地。这一地理特点和已往的文化积淀，形成了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还有佛道宗教的兴衰和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无不丰富着宝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流溢着宝鸡文化的独特韵律。这其中也包含了用顽强生命力传递历史信息的活文物——古树名木。
宝鸡古树名木的产生、延续，除受自然环境和树木本身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影响外，还与社会人文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孕育于农耕文化。
炎帝，号“神农氏”，他“制耒耜，教民农作”“钻燧生火，以热荤臊”“亲尝百草”“求天伤之命”“埏埴以为器”“酒之所兴”。其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发明生产工具耒耜，以及培育了我国最早的谷物粟，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开创者。其后还有周族先祖后稷，在邰（现在的武功，原隶属宝鸡）教民稼穑，创种了稷和麦，一直被人们奉为“农神”，所以宝鸡可称之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
农耕文化、农业文明是奠定中华文化、文明的基石，影响着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
古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要毁掉一部分森林以扩大耕地，要消耗一部分林木，用于建筑、熟食、取暖、烧陶。但限于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而涉及的范围有限，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也是有限的，决非当今之生态灾难。这在社会发展史上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是人类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合理有度利用森林，保护山林树木，栽培用材树木、果木、桑茶，宫苑、行道、园林、庭院、村落植树以及有关古代林业的许多著述，是农耕文化的内容之一。现存的大部分古树名木，可以说是农耕文化、林业文化的产物。
大量散布在各县区城镇、村落、宅旁、道边、田间、地头的古树名木多为人工栽植，或作用材，或作养蚕、果用、药用，或用以改善、美化环境，与人类衣、食、住、行即人类生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树种多为椿、榆、楸、槐、小叶杨、青杨、旱柳、核桃、茅栗、柿、杏、枣、桑、皂荚、黄连木、龙爪槐、垂柳、合欢、华北紫丁香等。凤翔东湖园林风景区为宋代苏轼在凤翔任上所建，后经各代扩建、增建，颇具规模。尚存清代旱柳、垂柳、青杨、榆树等古树十多株，其中有清代名将左宗棠所植的“左公柳”和“林则徐手植柳”。据史料记载，原有“苏公柳”多株，但已在900余年的风雨苍桑中消失。秦岭、关山山区早期有人类活动的一些荒野尚留有为数不多的群状分布的古树名木。有反映古代林业文化的陈仓区吴山脚下的古栗群和太白县桃川枣园村的山茱萸古树群，其经营利用史可上溯到几百年前的明、清时代。宝鸡有扶风杏林（镇）、凤翔柳林（镇）、岐山枣林（镇）、千阳柿沟（乡）、渭滨桑园铺（村）等多处以树木命名的地名，可这些地方早已看不到这些树木的踪影，从地名文化折射出了古代农业文明的兴衰。宝鸡还有一处代表早期近代林业（近代林业也称传统林业，始于产业革命的18世纪中叶，终结于20世纪中叶，我国滞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近代林业大致只能从民国初年算起）文化的眉县营头林场三合庄工区车场凹芬茨尔栎树群（栓皮栎、锐齿栎，1934年营造），因在宝鸡林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而闻名于林业界。
产生于农耕文化的许多古树名木，之所以能保留至今，是因为有些古树为历史名人所植，或属后人为纪念名人所植，人们尊其功德贤能，仰其人品、精神，而对这些古树倍加保护。宝鸡与古树名木有关的历史名人有：姜太公、周公、召公、段秀实、诸葛亮、张载、苏东坡、左宗棠、党崇雅、芬茨尔等。这些古树名木大都在风景名胜区，个别在乡村山野，它们身上往往记录映射着与该名人有关或之前之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周文王磻溪访贤、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李渊诏建周公祠、唐宏夫斩柏誓军等。
有些则是得益于当地的民风民俗纯朴，崇尚自然，向往美好事物，而对一些古树爱护有加。如渭滨区马营镇永清村古槐。该村文化气息浓厚，村民崇尚古风，为槐赋铭刻碑，既保护了古树，又激励了后人。岐山县安乐镇柳家庄“百鸟树”，其特殊的自然景观是柳家庄村民维护生态环境，护树保鸟的结果。陈仓区天王镇胥家村“思乡槐”，是胥姓村民为纪念先祖，不忘迁前故土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所植。宝鸡的古树名木，有不少附丽着动人的民间传说。陈仓赤沙太安村两棵千年以上的黑弹朴，传为唐时晋王李克用挂甲之树，民间称“挂甲榆”“花豹榆”。陈仓胡店林光村千年“宋柏”，因与抗金英雄、南宋培王吴玠及白马坐骑壮烈殉节的民间传说有关，而被称为“烈马柏”。
麟游县常丰苏家村两棵皂荚古树，一棵结实，一棵不结，近旁而生，交枝臂连，相互盼顾，像一对恩爱夫妻，当地百姓称其为“夫妻树”。扶风城关镇小留村1100年古侧柏，因盘屈生长于古城墙之缝隙中，树体侧斜而生，形似苍龙伏地，传为唐哀帝李柷所植，称“大唐卧龙柏”；其硕大树干和伸出的枝桠又极像一头卧地的小牛，群众又称为“卧牛柏”。金台区温家寨八里桥的“柏抱桑”、凤县三岔酒铺村的“槐抱松”、太白王家塄九平沟悬挂神奇松钟的古油松，以及岐山五丈原诸葛亮庙一棵树干三叉合围，象征刘、关、张三结义的“结义槐”等古树，无不展现了大自然的神奇之美，令人遐生联想。
古树名木常成为某地的地标性景观，被作为乡村地名，出于热爱家乡的本土情结，而使这些古树得到有效保护、长期保留。如麟游县招贤镇招贤村半坡组“杜梨底”，得名于此处的一棵300年的古杜梨大树。该县常丰乡武申村“槐树底”，得名于该处600年、胸围6.24米的古槐。渭滨区晁峪乡“槐树岭”村，得名于该处800年、胸围6.55米的古槐大树。太白县鹦鸽乡火烧滩村“药树垭”，得名于该处1000余年、胸围4.86米的古黄连木大树。千阳县城关镇候家坡村“药树底下”，亦得名于此处500多年、胸围3.40米的古黄连木。凤县温江寺乡“白果树村”，因广布银杏古树而闻名。
2.相生于祭祀宗教文化。
古树的栽植、养护以至长期留存，与上古的祭祀活动及后来的宗教兴起和传播也有关系。寺院道观之树，人们出于对神的敬畏，不敢毁伤，因而成为今天的古树。
各地有不少古树，身系红丝绳或红绸带，树前留有香火遗迹，被作为“神树”或“风水树”而长期祭祀供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探讨，“神树”和其他“神”一样，因人类原始崇拜而形成。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一切自然现象都被人们奉若神明，森林是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条件，是人类的摇篮，树木因而也被作为崇拜的对象。历代帝王的“封禅”和“社祭”也包涵着对山林的崇拜，祀天曰封，祭地曰禅，在祭祀天地的活动中也视草木为神灵。“自禹兴而修社祀”（《史记·封禅书》），这种社祀是祭土地、林木与农作物的原始宗教活动，渐渐地发展为群众性，自天子至庶民皆立社以祈福报社。社之林木称“社木”或“社丛”，这种社木代表土地之神，神圣不可侵犯。《论语·八佾》有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秦人以榛为社树，榛是秦人氏族的图腾（《说文》），以后发展到民间，也就成了仍保留至今天的“神树”“风水树”现象。人类敬畏自然、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由此而来，自古有之。
对自然、祖宗的原始崇拜和祭祀是宗教的原始形态，发展到后来，便出现了明确的宗教。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盛行于唐初。佛教，产生于印度，东汉初年经中亚传入中国，隋唐时鼎盛。宝鸡历史上曾道观林立，佛寺遍地。直到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重修凤翔府志》载录，宝鸡有道观80所、佛寺144所，可见当时宗教在宝鸡的兴盛情况。
散落在农村的“神树”“风水树”，有些是农耕种植类型转化而来，有些散生株则是山区天然林因采伐消退后的遗留者。古树群常在道观佛寺等庙宇周围，有些是庙宇趋山林而建，有些是建庙时或之后栽植。凤翔县宝玉山九天圣母庙前的辽东栎古树群，百年以上的大树120株，面积6公顷，因祭祀宗教而长期保留下来，是宝鸡渭北尚存不多的几处天然片林之一。陇县龙门洞道观，除几株古柏、古槐、古白皮松为历代道徒栽植外，周围大量古树全为天然原生。陈仓区磻溪宫一株800余年的古银杏，相传为道教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所植。金台区金台观遗留古柏3株，另有古槐2株，树龄500年左右，相传为道教传奇道人张三丰早期在金台观修道时所植。金台区长寿山牛头观也遗留有古柏5棵。以上均可溯及道教文化的渊源。
麟游县兴国寺兴建于唐代，盛于五代到北宋末年，毁于宋金战争，仅遗留唐代一株银杏古树，树龄约1300年，胸围5.8米，树高30米，生长已趋停滞，但仍有结实能力。凤县双石铺镇柏林禅寺两株古柏，树龄约900年，为宋代遗存。凤翔县田家庄镇寺头村新兴寺古七叶树、金台区金顶寺古槐、扶风午井镇高望寺古楸、千阳南寨小学（原兴善寺）古白皮松等，均与佛教有关。另外，凤县多处古树，尽管对其来源有各种传说和推测，当地也并无寺庙建筑，但从地名文化可窥见一斑。宝鸡最古最大的银杏，几乎全生长在该县温江寺乡几个相邻的村子，其中宝鸡的“银杏王”就在该乡沙江寺村。“温江寺”“沙江寺”，从地名可知，这里历史上曾经有寺庙存在，而现存的银杏古树，应是佛寺灭失后的遗留之物。类似情况还有该县河口镇安河寺村树龄约1400年的古七叶树，平坎镇银母寺村树龄约800年的古七叶树。
相传太白县鹦鸽镇牟家坪天主教堂两株树龄约400年的古槐，为法籍神父方德望所植；眉县石头河齐镇管理站院内珊瑚朴、七叶树两株古树，为清代德籍传教土所植；千阳县文家坡乡新文村古白杜，为清嘉庆年间英籍基督教徒在该地布道时所植。
明《古微书》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候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栗；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这是始于汉代关于坟地植树等级的规定。
宝鸡自古到今有墓地植柏的习俗，这是延续了“秦人坟地树柏”之习俗。千阳张家塬镇双庙塬村师家祖坟一棵侧柏，树龄200余年，远眺树形如“麒麟送子”，因临公路常引得行人驻足观评。另外，祠庙植树也多为松、柏，张载词宋柏即是一例。国人崇尚松柏，是取其万年长青、永世不衰之意蕴和营造庄严肃穆之气氛，同时也因它们曾是夏、商氏族的社树。七叶树被佛家称为“婆罗树”，道家称“天师栗”，珊瑚朴又被信徒称以“普提树”。宗教场所的这些古树通称“圣树”，与所信奉的各路神仙同享香火祭祀。从以上可以看出古树名木与祭祀宗教文化的关系。此类古树名木在宝鸡数量可观，仅次于农业文化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