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所为何事？他忍不住在天下人面前解释一番，但好像越描越黑，百姓偏偏津津乐道于飞短流长，这让他情何以堪！盛怒之下，不由得雷霆万钧，不料更落得刻薄寡恩之名，终究莫名离世，饮恨终生。白云悠悠，蓝天依旧，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猜测，竟也独成一树风景。
回头再说曾静、吕留良的案子，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曾静在招供时说道：“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监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之上撞死。”这段话，短短百十余字，已经透露了雍正的三大恶：谋父，逼母，弑兄。不仅如此，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书信中还列举了他另外七大恶：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
雍正万万没有想到，已经当了六年皇帝，自己的名声在民间竟然如此不堪，且传播如此之广。玷污声誉，必将危及自己的地位，他怎能不勃然大怒？这就是为何曾静一案牵连那么广的原因。
现在且不说曾静对自己的诽谤，那些涉及皇帝即位的宫廷秘闻，令雍正奇怪的是，曾静这个山野民夫是怎么知道的？人言可畏，这些问题如果不解释清楚，雍正在臣民中的圣君形象难于树立。为此，他一边发怒：“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一边将这些传言过程追查到底。
曾静供称：这些话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这两个人又是听谁说的呢？一路追查下去，何、陈供称：他是听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讯问陈帝锡，陈帝锡也记不清楚自己是从哪里听说的了，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他在衡州路上，遇到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汉子说的，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但没有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事情仍然没有搞清楚，几经辗转，顺藤摸瓜，最终查到被判罪流放的允禩、允禟的亲信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身上。这些太监被允禩、允禟株连而遭到流放，心怀不满，在从北京发配到广西的途中，一路为其主子允禩、允禟“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谩骂雍正。他们每到一处，就高声大喊：“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皇帝“只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与此同时，还查出被发配到东北三姓的允禩亲信党羽，也是一路“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
原来这才是根源！
雍正盛怒之下，将这些散布谣言者同曾静、吕留良文字狱连结在一起，也算是为彻底肃清八爷党残余找到了借口。这些人被重新加罪处置，至于他们最终下场如何，没有人能说得清，只要看看甚至没有参与此案的吕留良及其后人的遭遇，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下场了。
以上只是处置结果，且看雍正对此事的自辩。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富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觐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斋戒。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佑、阿其那、塞思黑、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在这段辩词中，雍正从雍亲王时代讲起，说自己的安分守礼，赢得了皇阿玛“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的赞誉，合法继承了帝位。自己“备尽孝养”，额娘因此受到后宫中人的羡慕。把谋父、逼母之恶撇得一干二净。所以出现这等谣言是阿其那、塞思黑之流“久蓄邪谋，希冀储位”，看到自己即位，自然心中不爽，不肯臣服，因而“诬谤及此者也”。
关于弑兄、屠弟，他说：“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
也就是说，是康熙留不得大阿哥和废太子等人，雍正自己不忍心遵照皇阿玛的谕旨办，不料八爷党煽动扰乱人心。雍正不得不慢慢开导两位兄长“消除妄念”，现在他们已经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而且对于废太子，数年来，雍正还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足见雍正心胸之豁达。
雍正还表示，允禩等人当年结党营私，现在对朕无理谩骂，他们所犯的过错，是很多人都看见的，朕完全可以秉公执法，根据大臣们定拟的罪状把他们处死。即或不公开处死，在拘禁他们的几年中，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但朕并没有这样做，可见弑兄、杀弟之恶都是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贪财、好杀之恶，是讲雍正在清欠的过程中对一些臣子的处置问题。这一点雍正更好辩解了。当时地方官员普遍贪污，导致国库亏空，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雍正稍作解释，便能将自己的形象塑造得伟岸起来。
至于酗酒之恶，雍正从《论语》讲起，说孔子说“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圣人都这么说了，况且，自己是压根不饮酒的。从前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时，还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觐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朕从前并不知道外面是怎样传说我的，都一笑了之。现在竟然有逆贼诽谤朕酗酒，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切都是谣言。
至于淫色之恶，“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几句话就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再次证明曾静所言皆是谣言。
至于诛忠之恶，雍正自辩说，自己对别人，从来都是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臣子们也都非常信服他。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等人，的确是雍正下令处死的，不过雍正从众大臣对几人的弹劾说起，证明这几个人完全是咎由自取。典型如年羹尧，从康熙年间便有不轨的想法，大臣们弹劾他的罪行，有九十二条之多，根据国法，本应当对他处之以极刑，是自己念他在平定青海、西藏叛乱时有功，才从宽处理，让他自尽。而且他死后，他的父兄都没有受到处分，他的儿子流放了几年，也开恩释回，可谓仁至义尽！雍正还说，曾静所说的诛杀忠良，自己能想到的只有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个罪有应得的人，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可能是天下人将年羹尧之流当成忠良了，这些人是否当得起“忠良”二字，相信天下自有公论。
至于任佞之恶，“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接着，雍正说自己即位以来，对于那些歌颂自己的人，一概不用，在用人方面，完全沿袭父皇的老模式。还说自己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指出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以忠言为第一，以迎合皇帝心理为戒，所有官员都不敢浮夸颂扬，否则会被朕讨厌轻视。曾静说自己好用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请随便给朕举出一人一事的例子来说明吧！
归根结底，一切都是谣言，是逆贼灭绝良心、猖狂诋毁编造出来的。
通过《大义觉迷录》，雍正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万乘之尊的光辉皇帝形象。随后，他将这本承载着自己光辉形象的书广发天下，要求各级官吏人手一册，当作教材告知全天下百姓。并令曾静、张熙以反面教材的身份，到全国各地巡讲雍正的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