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理论学习对于某些人文学科来说或许是足够的，但对于人类学的学生来说，书本知识还远远不够。着名人类学学者黄宗智曾略带幽默的指出，“我自己的的经验是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他指出理论学习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不加批判滥用理论，这在很多人文学科领域当中屡见不鲜。而对于文化人类学来说，其特有的田野调查（fieldwork）研究方式可以将这种由于单纯理论学习所引起的消极后果大为减轻。早期的人类学家也曾以整理17、18世纪各个欧洲国家的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和探险家在世界各地活动的游记所收集来的资料开始各自的研究的，如古典进化论学派和传播论学派的人类学着作，因此他们也被戏称为“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直到19世纪末，这种书斋研究方式开始被打破。1898年至1899年，由哈登率领剑桥大学考察队包括里弗斯、塞利格曼、迈尔斯和w．麦孤独等人到托雷斯海峡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这次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史上里程碑。在这之后，功能学派的代表人布朗于1906年至1908年间到印度洋的安达曼岛进行田野调查，并总结到：“如果社会人类学要前进，它就必须遵守所有归纳法的规则。事实必须是观察来的，假设必须看来能解释这些事实。这种观察与假设结合一起的过程，只能由社会人类学家在实地来进行。”但真正将人类学研究从书斋拉到田野的是马林若夫斯基。1915年，马林若夫斯基独自一人来到特洛布里安德进行为期两年半的田野调查，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尽可能的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从而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以及同他生活的关系，以认清他对所处世界的看法，这种田野调查方法也被成为“参与式观察”。尽管今年来学界内外越来越多对田野调查方法的神圣性提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田野调查仍然是人类学展开研究的经典手段之一。
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了社会调查的四个阶段：定题阶段，制定研究计划和方案阶段，收集原始资料阶段，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和得出结论的总结阶段，这实际上也是每个要进入田野调查的人所必经的大概四个阶段，以下笔者结合自身的田野经验，谈谈在选点、制定提纲、收集资料和撰写调查报告四个环节方面的一点感想。
（1）选择田野调查点
对于目前处于学习人类学阶段的研究生来说，定题所涉及的工作相对较少，毕竟我们绝大多数的田野调查都在于参与一些课题的调查研究。我们所面对更多的是，在接到一个调查课题任务时，如何根据课题要求，结合实际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田野调查点。毫不夸张地说，田野点选择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决定田野工作的成败，在这方面，我曾有过一次失败的教训。
在第一学年上半学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寒假，我有幸参加导师的平话人和客家人比较研究课题。在选择调查点时，笔者了解到广西北流市是一个客家人聚居之地，而离北流相距仅有半个小时车程的玉林市是一个平话人聚居之地。因此，按照我的设想，可以对两地分别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对平话人和客家人展开比较。但我的设想并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在调查当中才发现，第一，北流的客家人在整个北流市的分布并不是很集中，而是散布在各个地方，因此人文特征并不是很明显；第二，毕竟北流和玉林之间还是相隔一段距离，这样两者之间在经济生产方式、族群关系互动、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联系并不是很密切。另外，每次要进行调查的时候，往往需要往返于两地之间，浪费了不必要的时间和金钱，给调查工作造成一定的麻烦。但当时却并没有及时和老师联系，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潜在的不利因素，以至到后来在整个寒假期间仅仅收集到一些基本材料。后来在老师的提醒下，才意识到最佳调查地点应该是在一个社区内既有平话人又有客家人，这样才好对两者展开全方位的比较。正是在这样指导下，后来我找到贵港市八塘镇这样一个平话人和客家人共同居住的小镇，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完成了基本的调长任务。
通过这次失败的教训，我的经验是：在确定一个田野调查点之前，至少要依次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调查点的典型性、调查点的人脉关系和调查点的远近程度。首先要确保的是调查点最大程度具有课题所要论证问题的特征；其次，如果有一定的朋友同学或是亲戚人人脉关系可以运用，将会有利于调查工作的开展。最后，在前两个条件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可以尽可能选择那些离出发地周边的地点，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节省一定的时间和金钱。
（2）制定调查提纲
确定调查点之后，制定调查提纲成为接下来要面对的工作。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把调查提纲的制定看成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框架，否则的话我们的思维将会被严重束缚，从而有可能错过田野中鲜活生动的现实材料。费孝通曾说：“计划的制定不能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那种像电影里表现的指挥官对着地图想出来的作战方案，在实战中未必行得通，多半要吃败仗。”由此，他总结了所谓探索性调查的方法，指的是在计划阶段要深入实际进行详尽的观察，根据观察的经验来做计划的依据。这里就提示我们，在制定调查提纲时，要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理论和实际的关系。一般来说，调查提纲只能在理论上给出一个大概的调查方向和指导，提纲中不可能涵盖所要调查方方面面的主题，而且提纲中的主题可能会与现实碰到的新情况不符合，这时就要根据现实情况对提纲作出修正和补充。例如，在笔者到北海进行珠蛋调查之前，所能参考的仅仅大概要针对经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提纲，在实际调查中，仅就经济生产方式一项就出现了提纲中没有提到的方面，如珠蛋的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出的是珍珠、虾苗养殖，浅海渔业，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商业经营多元一体的格局。仅就珍珠养殖一项就有购买珠核、插螺、出海护理珍珠螺和开螺取珠几个环节。这就要求调查者需要根据在实际中的经验不断调整调查提纲，形成费孝通说的探索性的调查。
（3）收集资料
“民族志者所描述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剧变而人类学中已居于霸权地位的‘田野调查’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这是近年来针对田野调查提出批评的声音之一。在笔者看来，这种指责似乎忽略了田野调查手段也在根据时代要求而不断改进的一面。收集资料是田野调查的重要环节，以上批评似乎也更多针对这个环节提出，试想，要是所收集的资料真的无法准确反映出急剧变化的客观世界，那也许这样的置疑就的确命中要害。可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我们身处的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而田野调查的手段也在日益丰富。除了传统的强调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参与观察法，针对个人或者家庭的个案访谈法，开调查会，发放问卷，文物文献收集法和定点回访调查等手段之外，随着近年来应用人类学快速发展所产生的PRA（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法），它强调不局限于固定的调查程序和问卷，调查者可以根据获取信息的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调查内容和程序，以及借鉴社会学统计分析法，利用统计分析软件等高科技的手段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例如，笔者在对北海珠蛋这个特殊群体进行调查时，就注重传统的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发放问卷以及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法和PRA快速评估法多种调查手段相结合，尽量做到由点及面，由局部到整体的综合反映出珠蛋群体的生活概貌。尽管这样的研究不可能完全100％反映客观现实，但是它至少可以逐步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社会的变化，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
（4）分析整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
由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类学者目前来说都还是处于中国人研究中国本文化的状态，因此我主要想谈谈关于分析整理材料时，所要特别注意如何尽可能避免带着某种文化偏见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
1982年，英国着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英国求学时的同学利奇在他的SocialAnthropology一书中针对早期中国人类学者的着作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对于这个问题，利奇是抱否定态度。费孝通不太同意利奇的观点，在正面回应时有过一番精彩的表述：“人类学者能不能研究别的社会依赖于他能不能参与别的社会的生活实际，首先要解决好是个‘进得去’的问题；而以自己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能不能研究得好却依赖于他能不能超脱他所生活其中的社会，是个‘出的来’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出现了进和出的区别。参与程度和超脱程度不同，也就决定了研究成果的质量。”换句话说，在费孝通看来，无论是研究异文化还是本文化，田野调查成果的质量不再于是研究异文化还是本土文化，因为无论是异文化研究的“进得去”，还是本土文化“出得来”，尽管进和出有方向上的区别，但是他们的实质却都是参与程度和超脱程度的问题，这才是决定调查成果质量高低的关键。
尽管以上是一次中外人类学家的思想交锋，但对于从事田野调查的后辈来说也有莫大的指导意义。笔者每次做完田野调查回来写调查报告的时候，往往有时会不自觉的带着自身的一些观念来人为的分析材料，针对某一个当地的文化现象，不是以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而是潜意识中将自己的好恶变成了评判的标准，这样的话无疑就走入了利奇所指出限于自己社会的文化偏见的误区。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试着做到从“自己”中分化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两个方面，观察、思考的“我”和作为研究对象的“我”的区分，只有做到这样的超脱，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观察现实。
3、读书＋田野＝感悟学术
对于感悟这个词我们并不会陌生，因为在生活中常常会听到生活感悟，人生感悟等。但它似乎离我们又有些遥远，因为我们无法在三言两语表达出人生和生活感悟。事实上，对某事的悟一定是建立在对它感性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的，是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思维活动。换句话说，感在先，悟在后，没有经验材料积累，悟只能是一句空话，对于学术感悟来说更是这样一个过程。书屋和田野是感悟学术的两个积累感性材料和理性材料的空间，当我们在书屋里仔细阅读着一本本人类学的经典原着，以及哲学、政治、宗教等领域的着作，将这些闪烁这前人思想光辉的着作一部部消化的时候，这些宝贵的知识会沉淀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当我们带着这些知识和思考进入田野，呼吸着现实中的人和事给我们带来的新鲜空气时，从书中学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发生了正面的交锋，旧的问题会迎刃而解，而新的困惑也许会随之而生，于是我们又会带着问题从田野中回到书屋，在更高起点上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黄宗智在谈到自己的经验时说：“从认识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在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正是这样一个从经验到理论，在从理论再回到经验，周而反复的过程当中，在时空的变迁中，我们从渐学渐悟，达到对学术的顿悟。
文科实验教学法把我带进了人类学的大门：还未入学，当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无知少年时，我徘徊在人类学大门之前；当研究生第二年学习即将结束，我终于找到了人类学的门和窗，为进入到人类学的殿堂而沾沾自喜时，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刚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而已，摆在面前的依然是一条漫漫求学之路。我终于又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有系统有方法的阅读专业和非专业的经典着作，带着思考和问题艰难地迈出了第二步——进入田野。就这样，我在文科实验教学的求知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渐行渐远。现在并不担心前方的道路上会有多少荆棘和风雨等待着我，因为一路上我可以欣赏人类学的美景，因为一路上我有恩师和同窗陪伴，他们会给我勇气和力量，因为我明白读书、田野学术感悟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经历了书屋和田野天空下的风雨，才能有一天登上知识的山峰之颠，对此，我深信不疑。
八、从“无知”到感知进入人类学世界
黄兰红在发言中说：
在我决定考研之前，人类学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人类学一词在我的记忆中甚至是个空白，对该学科的认识与理解也几乎是零。但是，当我第一次从徐老师那里了解到有关人类学的相关知识时，我的心里突然涌动出一种莫明的学习欲望——研究人类自身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为人类学的天空涂上一笔艳丽的颜色。
1、与人类学初识
从小到大，我学习上的优势都是在理科，对于文科，则是能跟上就行。所以，在政治、历史等方面，我几乎都是考完就忘，很少用心去记忆，这也导致我在后来的学习中，跟人文世界相背而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走越远。但奇怪的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份文学的渴望，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文人、学者那样谈论文学，谈论世界经典名着，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对事物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一直认为人就应该具备这些素质，可我却对此却感到陌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会好好学习人文知识。而今幸运的是，时间不需重来，人类学已经把我带入了人文的广袤世界中。
在大学里，我学的是生物教育专业，毕业后担任了三年的中学生物教学工作。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几乎完全与人文科学的学习脱钩，这种状况使我有时连写信都快找不出词来，极感悲哀！所幸的是，我遇到了徐老师，他把我介绍到学报工作，并建议我考研，考人类学专业。正好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以人类学为主打栏目，还刊有其他文科类的论文，学报的校对工作刚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接触人类学、文学等知识的机会。就这样，我与人类学相识了。
2、我所认识的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