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教学，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文科实验教学法的主体也是学生。如果没有研究生的积极参与，那么文科实验教学法的研究既失去了对象，也失去了意义。为了检验近几年我们进行文科实验教学法的教学效果，2006年6月由研究生们自已组织召开了一个读、田野与学术感悟学术讨论会”。研究生们选出了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分工筹备会议，并积极撰写了论文。其实这次会议本身就是研究生们的一个关于组织和筹备学术研讨会的实验。本章将着重介绍这次研讨会研究生们田野在线的感悟，从而体现出文科实验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一、漂泊与永恒的学术感悟
林敏霞在发言中说：
在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已经反复考虑用其他字眼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但是百转千折，竟无法跳出一直以来印在我心里而自己又极力想回避的词——漂泊与永恒。学习人类学的人都知道，这两个词是来自于乔健先生所着的《漂泊中的永恒》一书，此书也是我进到人类学殿堂伊时所读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气质内在地契合了我心中一直以来所渴求而缺失的东西，那就是试图在自己变动和漂泊着的生活中寻求到一种永恒的真实和认知的渴望。当读到序言中“人类学家执着于人性普同本质与文化歧异追寻，就像瑶民的千家峒寻根，或是基督徒的寻找天国复临的运动一样，忍受寂寞与困难，锲而不舍去追求他的理想”一言时，我知道人类学为我在寂寞和漂泊中寻求真知的企图作了一个注脚——或许没有哪门学科可以像人类学那样实实在在地帮我去实践这个莫明的企图。
读书是增进知识的一个迅速而有效的办法，前辈们毕生的思想精华往往就汇聚在一本或者几本书中，阅读它们，我们自然不时能获得一种智性上的快乐。然而快乐之余，也难免寂寞。这种寂寞不仅仅是读书人坐冷板凳的寂寞，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思想的小水滴消融到人类学知识海洋里面的那种迷失所引起的漂泊感，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需要什么？然而，这种迷失的漂泊是必须要经历一个的过程，因为在这种知识海洋的漂泊中，很多东西会自觉不自觉地被输入到自己的脑海中，成为日后学术灵感的来源。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研究生一年级时读王明珂作品的困顿，这种困顿从北京开会时候听他的会议演讲开始，到我整理徐老师对他的访谈录音，一直持续到我最终有机会读到他的书《羌在汉藏之间》，都没有真正地消失过。我迷失在于我而言异常陌生而新鲜、悠远而绚烂的华夏边缘族群边界理论、文本和表征的关系、历史心性的本质等问题中。这种迷失在审美的意义上是苍凉而漂泊的，因为无论如何，凭借我自己平凡的资质和薄弱的人类学基础，我都没有办法理解和欣赏作者到底要说什么，当时留下的唯一一个直观的印象是：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古老的华夏边缘，这个边缘在历史的幽暗中让我异常地觉得自己的思想在书本里面居然会这么没有地方着陆，居然如此漂泊。可是后来二年级下学期我在做关于《雪球》书评的作业时候，这次让我如此困顿的读书经历，却成了我做这次作业时最重要的学术灵感的来源。我知道当时卡住我的东西，没有在《雪球》中出现，而这个就是对两本书进行比较的所体现的学术感悟的基本所在。所以，我常常想，读书过程中如能遇到即让自己迷恋又给自己带来挫折的书可能会更好，会更能给自己带来学术感悟。因为不使自己迷恋的书往往是自己不感兴趣的，而太轻易就从自己眼前翻过去的书又往往是陈词滥调，人云亦云。所以，我感谢那些让我在阅读过程感到我快乐，然而也使我的思想倍受漂泊的书籍，那是我们燃起思想和智慧，获得学术感悟的源泉。
读书所带来的漂泊感不仅仅限于读到自己读不懂的书里面。那些读得懂的书，因其本身所带有的浓厚的人类学色彩，也常常叫渺小的自己一下子消融在广阔的人类学视野中而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然而，人类学就是这样，你必须对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从亲属制度、宗教习俗到经济生产、神话传说等都需要了解；从刀耕火种的初民部落到霓虹闪烁的大都会都需要渉略；从医疗卫生到旅游饮食都要保持一定的关注和兴趣。许多学者都会专注于自己领域中某个方面，就像经济学家往往专注于由各种需求和供给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变化等问题一样，一旦把他置身到人类学的世界里面，往往不知所措。这种经验对我而言是很熟悉的。因为我原来的哲学专业的学习让我习惯于形而上的思辨，对形而下的器物、制度、生产、习俗往往感到很隔阂，总觉得那个不是读书人需要考虑的东西。然而思想附着于器物、制度、生产和习俗当中，形而上的思辨其实也来源于对形而下的事物的关注和思考。于是，在短时间里面补足这些知识的缺失，去大量阅读人类学家的作品成为唯一的方法，也是必须的方法。而我想说的是，每一次的阅读，于我的思想而言都是一次漂泊的旅程。在这漂泊的旅程中，我并不刻意地要达到什么目的，阅读就是阅读，我总是虔诚地相信它本身自有它自己的目的，有一天它自会向你闪耀光彩。于是一路行来，时而呼吸到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浓厚的乡土气息；时而又辗转于莫斯《礼物》的世界里而深感交换的奥妙；也曾着迷于本尼迪克特优美文笔下的《文化模式》；更一度被《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那种精细的、如丝般的民族志描述所折服，因为当时确信自己无法做到像马林诺斯基一般对所研究的对象能进行如此细致入微的记录；也曾和列维那本“抒情的、辛辣的、迷一样的”《忧郁的热带》一起，从法国出发，深入到巴西的丛林中，和那里的印第安人如真切般地接触，才深刻地体会到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于心灵深处面对文化分解和消亡的沉痛感受……
这些旅程让我在不同的主题中转换漂泊，所给予我的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是人类学知识的一种积累，可能是人类学方法的一种获得，也可能是人类学气质的一种形成。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作为一名人类学的学生都需要有这样一种在书中漂泊的经历，以具备一名人类学的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何况，这种漂泊还是往后自己做研究、写文章时学术感悟的重要来源呢？以个人的经验而言，我在《上山与讨海——洋屿村生存方式的转变》中所运用的“环境资源、利用环境资源的工具与知识（技术）、使用技术与资源结合的工作组织”，即“资源、技术与组织”的分析框架无疑是获益于对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的好奇；《榕树下的祈祷——南宁位子渌二月二“土地诞”考察》中对于这个仪式从“戏剧——仪式”两端的分析，是一次偶尔凭借兴趣对《宗教人类学》的阅读所获得的灵感。凡此种种，在座诸位同窗好友应该都是有相似的体会的。
如果说所有的学科都是多少需要借助阅读来获得学术感悟的话，那么人类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鲜活的学术感悟的来源，那就是我们的田野。然而，与读书一样，在田野中我们也往往有一种身处漂泊之中的感受，而且一次又一次试图超越这种漂泊感，为这种漂泊之旅做出一种人类学的学术阐释和注解，来获得永恒的认知。我们的田野往往也是我们漂泊的历程。对于一个从异地来此学习的学子而言，广西本身就是我天然的田野点。我依然深深记得当火车载着我从上海渐渐进入广西时候那种越来越强烈的被潮润的空气所包裹的陌生的感觉；也依然清晰地记得我是怎么和一群“陌生”的人渡过我在异地的除夕和新年，而电话那头是我母亲欲言又止的思念与牵挂；不会忘记位子渌的土地诞上，我拿着摄影机、照相机、录音机、笔记本，跟着师公、道公和村民们一天一夜彻夜不眠孤独地拍摄、访问、记录；更不会忘记我辗转反侧于细樟岭、平西、林屋、位子渌，乃至杨村、忠良村、石西村时候的那种内心的茫然与不知所措，因为忙碌那么多、记录那么多，却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关于此，曾经被导师指责为“缺乏学术感悟能力、没有学术灵感”。
然而，看似松散无序零乱的田野，却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寻。这就像一个平面坐标上的很多点，当你把它们连接成一条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是一条符合函数公式的曲线，它们并不是无药可救、需得全部作废，而是提供了一条呈现“在共时性基础上的历时性的非均衡变迁”的曲线和轨迹。这条曲线大概就是我这三年断断续续的田野的一次小小的人类学注脚，或者换句话说是我梦寐以求的一点学术感悟。
我深信因为在田野中不知所以而倍觉漂泊和寂寞的滋味是所有学习人类学的学者都会共同感受到的，然而，在这种漂泊中我们依然坚信它是获得永恒的必经之旅。我一个只是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附近的几个村落里面辗转的无名小辈尚且有此感受，那么那些长年累月在异国他乡做田野的学者们其感受更是百倍、千倍于我了。而事实证明，在田野中漂泊越长，往往收获越多，其学术感悟也越深，最终所求得的认知也就更令人赞叹、更为永恒。从泰勒、摩尔根开始，一直到米德、到格尔兹，每一位令人赞叹的人类学家都是在田野中接受洗礼的勇士，都是在漂泊中追求永恒的信徒。田野是人类学的实验室，没有田野，就没有人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和创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读书和田野，人类学赋予我们的不仅是心灵和思想上的漂泊，还有身体上的漂泊。更重要的是，读书的漂泊之旅与田野的漂泊之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唯有两者的结合，才能最好的帮助我们获得学术感悟，达到我所企图的永恒的认知。读书，不仅给予我们智性上的快乐，它也是帮助我们不至于在田野中迷失太久的良方，因为读书使得我们带上“问题”，而带着“问题”做田野，显然会更有方向、更有效率。反之，田野也常常带来读书所不能给予的新的发现和启迪。于是，在读书和田野之间来来回回，在文本中做田野，在田野里做文本，最终升华为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感悟，我想，这是符合人类认知方式上的普同性规律的。
短短三年的人类学学习，我自然不敢说人类学已经帮助我实现了我最初“寻真”的企图，但是却可以使我更有信心的说它能帮助我去更好的实现我的企图。或许大家会问，我从一开始便口口声声说到的这个“真”到底是什么？我想，对我个人而言，最初这个“真”是形而上的对生与死的了知，是我难以向人道明的一种对永恒的“体悟”；而人类学却为我对这个“真”的追求提供了一条实际的途径——从文化的历史中、从文化的差异中、从文化的普同中，可以渐渐地看到人类行为中的一些内在的结构和基本的规律。这些内在的、本质的认识的积累，我想有一天会成为我整个人生感悟的一个最大的来源。
二、读书、田野与人类学的学术感悟力
杨清媚在发言中说：
学术感悟力体现了研究者本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品位，它不仅具象化为研究者的学术作品，还表现为研究者世界观、人生观的独特认知，以及由此在处理事务上的行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感悟力是研究者独自占有的、独一无二的学术生命的生长点。学术感悟力重在“悟”字，包含了“领悟”、“自觉”、“理解”、“启蒙”等多重含义，简言之，就是研究者所具备的具有学术深度的观察和解释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来自于后天的学习和培养，尤其在高级人才的培养中得到更多的重视。从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与学科特点来看，要获得和提高对人类学的学术感悟力，必须处理好读书与田野调查二者的关系。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得以在欧洲确立（王铭铭，2005：6），古典进化论学派成为人类学最早的主流研究群体，当时的人类学者以为他们是在穿越时间寻找人类文明的过去影像，他们把大量的“奇风异俗”堆砌在一起来构思美妙的人类进化历史——这是人类学学科发轫之初的确存在过的简单、粗糙的作法。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人类学理论从进化、传播、历史特殊论、功能主义、文化人格、结构主义、象征、解释等等到反思的文化批评学派，经历了何等壮观的理论喷发和积累，今天的人类学，已经有自己丰富且成熟的理论方法体系，过去古典进化学派所使用的历时性研究及关注的文化起源问题（夏建中，1997：121），早已不再是当代人类学者奉若经典的准则；但是文化镜像中的“他者”却从未走出我们的视野，并且逐渐被放置在与“我”平等的位置上。如果说当代人类学的根本要义在于理解（陈庆德，2005），那么人类学者的学术感悟力首先来自于面对“他者”时能够平等地倾听和交流的态度，要习得这种态度，就必须懂得尊重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完整的历史，因为对学科发展的理解将会大大有助于人类学研究者认识自身的文化塑造，以尽量避免面对“他者”时的自我蒙蔽。在这方面，读书就是最好的积累途径。
然而这还不够，人类学者的学术感悟力必须依靠田野调查的支持才可以节节向上、发檗开花。从马凌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提出“参与观察法”开始成为人类学实证主义研究的特色之一并经久不衰。中国人类学早期的学者，无一不受此影响，他们开创的“社区调查”，形成了一股研究中国社会的新风气，率先将人类学研究转向复杂的文明社会。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有的学者提倡的是不需要理论准备的田野调查，由此造成了搜集的材料互不联系和没有什么意义；在社区研究逐渐成熟之后，这种做法得到了反思和纠正，提出社区研究的价值正是在于准备检验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社会调查应从理论开始，在调查过程中检验和修改理论，产生新理论——这是一个循环上升的过程（［美］大卫·阿古什，1985：70～71）。尽管后来功能主义遭到批判，社区研究方法受到质疑（王铭铭，1996），但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中重视实践和实用的传统沿袭了下来，田野调查仍受到普遍重视。不过如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指导已经远远超出了实证主义的范围，具有更宽阔的视野。从这点上看，研究者学术感悟力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理论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互动，而对理论的消化融合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