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族群理论的灵感是从与台湾着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的学术交流中获得的。1994年以前我国学术界对族群概念基本上一无所知，而我一直把学术的关注力集中在民族概念身上，根本不知道族群为何物。1994年乔健先生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退休后，被台湾东华大学聘为教授，并创办了“东华大学族群与族群关系研究所”，向我提出要在广西或是广东召开一次族群研讨会，要我协助他筹备。这是我第一次从乔先生那里听到了“族群”一词，给我以极大的新鲜感。这一次与乔先生的交流，碰撞出来的火花虽小，仅“族群”一词：但对我正在酝酿的《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方案却带来了颠覆性的结果。族群这一个小火花给我带来的学术灵感，最终使我主持完成了《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有意思的是《雪球》这个书名的灵感，也是在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胡小静和施宏俊两位先生的交流中获得的。1998年7月，当我把《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交稿后，他们两位在与我共进午餐时提出能否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书名作进一步的概括，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一样，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在午餐中进行的交流碰撞，激活了我的学术灵感，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提升，提出了“雪球理论”，并将“雪球”定为书名，而原来的书名“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改成了副标题。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参加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听费孝通先生的讲演，获得了关于“文化自觉”的灵感；从参加台湾东华大学“依山依水族群研讨会”，从李亦园先生的讲演中获得了关于“文化适应”的灵感；从与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的对话中获得了“天下观”的灵感；从听取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长、巴黎第八大学人类学家李比雄（Alainlepichon）在中央民族大学所作“互惠人类学”的讲演中获得了中国可以是“第二镜子”的灵感，凡此等等，只要你善于交流，碰撞就会经常发生；只要你有心，学术灵感就会被激活。可见，交流碰撞是科研学术灵感之源。所以我在45年的科研生涯中不放过任何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说起来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1993年我与其他一些老师都接到到泰国清迈参加国际瑶学研讨会的邀请。向学校申请经费都没有得到批准，不少老师就放弃了。我为了不错过这次难得的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自费参加了会议。这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对我的影响极大，在国际会议的交流碰撞中，不仅使我获得了以人类学的理论进行个案研究的灵感，还打开了我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道路，才有了我1998年被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邀请到美国出席第14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才有了我2000年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邀请到法国考察法国瑶族和苗族的学术访问。学术交流真是多多益善。
四、建团队：一个人不可能包打天下
知无涯，学也无涯。45年的科研生涯，我还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学问是大家做的，一个人不可能包打天下。为此，我把建学术团队作为自己科研的一个方略。
一般来说，我都是按课题来组建学术团队，并由参加人员的不同分为四个方阵，即校外学者方阵、校内教师方阵、混合方阵和学生方阵。
1、校外学者方阵
在策划“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课题方案时，考虑到要涵盖全国不同的汉族地区，涉及的范围广，所以，一开始组建团队时就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几经协商从西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河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南宁社科院选择了11位学者参加，于1996年成立了课题组。正因为参加团队的学者志同道合，相互比较了解，所以，在课题组决定运用族群理论，转向为“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时，在团队内虽然为此发生过十分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最后仍然顺利转向，并通力合作，仅用2年时间，就完成并出版了《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课题。
五卷本的《汉族风俗史》更是校外学者团队同心同德，通力合作20年的成果，其中之酸甜苦辣麻一言难尽，但从1983年开始历经20年的坎坷，团队的合作终于修成正果，于200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近200万字的《汉族风俗史》，并于2006年获得了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然。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果没有校外学者方阵的支撑，这种涉及范围广、历史跨度大的课题的完成是比较难想像的。
2、校内教师方阵
在校内，与校内教师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主持《简明民族理论政策教程》（1987年），《中国民族政策通论》（1992年）、《中国民族政策史鉴》（1992年）、《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程》（2005年）中，我与校内教师通力合作，深化了对中国民族政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民族政策史的研究。在校内教师的合作中，团队的力量也是伟大的，不仅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成了广西自治区的精品课程，《中国民族政策通论》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程》分别于1996年和2006年获广西优秀教材一等奖。
3、混合方阵
“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这个国家课题就是由混合方阵完成的。所谓混合方阵就是由校内外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如前所述“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的研究在全国选择了10个点，仅靠校内的学术力量很难胜任，且难保质量，于是我从内蒙古、宁夏、西藏、云南、上海、深圳、广西挑选了相关的校外学者组成子课题组，由校内学者组成了新疆、青海、湖南子课题组。有的子课题组由校外或校内学者单独承担，有的组则由校内外学者合作承担。这样，历经二年，混合方阵的成员精诚合作，于2004年完成并出版了66余万字的《中国民族团结考察报告》。2005年完成了最终成果《磐石——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被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匿名评审鉴定为“优秀”。
《汉族民间风俗》课题也是混合方阵合作的成果。这个由广西和浙江两省的校内外学者合作的课题开始出了“汉族民间风俗丛书”8种，后来又出了一个80余万字的《汉族民间风俗》。这个课题成果内容十分丰富，受到民俗学界的广泛好评，在近两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汉族民间风俗》成了一本必读书。混合方阵的研究成果，同样证明了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
4、学生方阵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学生方阵是一支绝对不可忽视的学术团队。从我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以来，我从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的出发，十分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组建学生方阵团队，让学生直接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
学生方阵与我一起完成并出版了《人类学教程》，完成了《人类学经典导读》和《田野上的教室》两个课题的编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00年开始学生方阵所进行的平话人研究课题，历经6年，完成了对广西、贺州、富川、永福、罗城、三江、临桂、宾阳、邕宁、龙州、武宣、南宁、百色、玉林、桂县；湖南江永；广东南雄、连山等地平话人的考察，写了百余万字的考察报告和百余万字的文献资料，最近这些考察报告和资料已汇编成“中国平话人书系”三种，即《平话人印象》、《平话人图像》、《平话人素描》，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即将出版。学生方阵对平话人的研究已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目前正联合向境外基金申请进一步研究的经费。学生方阵的成果，同样证明了团队力量的伟大。
不少人看到我的科研成果多，问我有什么诀窍。其实没什么诀窍，就是充分发挥了团队的作用和力量。学问是大家一起做的，一个人包打不了天下。有好的学术团队，学术力量可以倍增，学术成果也是可以倍增的。
五、深挖井：在一个方向上走向学术前沿
深挖井的方略，得从“图文中华民族史”课题的立项说起。2005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位声音清脆女士的电话。交谈之后方才知她是福建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正在策划一套与《话说中国》类似的“图文中华民族史”，需要找一位国内知名的学者担任主编，并说开始他们到北京找，没有合适的；到上海找也没有合适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仅研究少数民族史，极少有人研究汉民族史；而研究中华民族史的人又不是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仅研究中华民族史的某个问题或某个时期的问题。这样她在网络上反复搜索，终于发现我不仅专门研究汉民族，同时也研究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也有整体的关怀。她把这个发现向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以后，决定给我打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一下子打到我在学报的办公室，一番交流后，她在电话中就兴奋地说，看来找你找对了。没有几天，她就风尘朴朴地从福建赶到了南宁，我们见面交流了以后，她就说通了电话就认定了你，见了面这个“图文中华民族史”的主编非你莫属了。12月，我应邀请访问到该出版社，与社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就基上确定了这个课题的立项，出版社投资40多万。后来听说社领导说：见了徐教授就对这个课题放心了。目前这个课题由校内外学者组成了一个混合方阵，150多万字的初稿已杀青。
看起来，《图文中华民族史》由我担任主编，有点偶然，或者说这块陷饼掉在我的头上，得益于网络。但在偶然的背后是必然，因为我从20世纪70年代未开始从事汉民族研究以来，坚持不懈地挖这一具有特色的学术之“井”，从《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到《汉民族发展史》，到《汉族民间风俗》，到《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到《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到五卷本的《汉族风俗史》，从宏观叙事方面来说，我的汉民族研究从一棵小树到有了自己的一片树林。21世纪初对汉民族的研究从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开始了对平话人的个案研究，即将出版《中国平话人书系》三种和《新乡土中国》。
形象地说，我在汉民族研究方向上20余年坚持不懈地挖自己的这口学术之井，而且越挖越深，科研成果不断积累，或者说我这口井的出油量或者出水量越来越丰富，使科研成果在一个学术方向上积少成多，久而久之形成规模，从而自然地会产生规模效应，这就是学术影响和学术知名度的必然扩大和提高。
深挖井，不仅可以在一个学术方向上走向学术前沿，建立学术制高点，还可以用这口井丰富的油或水，来培育和发展相关方向上的学术成果，对此，我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俗学、民族史、乡村研究、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上都相得益彰，也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果，获得了新的进步。
六、结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我能以身作则，带头搞好科研，站在学术前沿，不仅课越讲越好、越讲越活，而且也为研究生做出了榜样，使他们能跟着导师一起努力培养和锻炼自已的学术能力。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至今乃记忆犹新，那是2006年7日15日到8月25日，我和徐桂兰副研究员带领了4个博士生、两个硕士生，在浙江武义县进行新农村建设田野调查的日日夜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与学生们一起，白天下田野调查，晚上或讨论交流、或伏案整理资料，日以继夜，大家同甘苦、共欢乐，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完成了4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写成了《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一书，不仅使武义县的干部们感到震撼，而且也使参加评审的郑杭生、曹锦清、贺雪峰、陈华文、顾益康等专家感到惊呀，在45天的时间内完成田野调查和研究报告的撰写，一般是难以想像。但是当大家了解到我曾在武义县工作过2O年，也就不为奇，不称怪了。此后，我与同学们又经过4个月的修改，最后于2006年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在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不久，我们师生就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也走进了三农研究的学术前沿。这正是榜样的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