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开始，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文化人类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每逢寒暑假都要进行将近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由于课题的关系，这些调查主要集中在广西境内的汉族社区；同年开始，研究生作为助教连续三个学期都负责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本科生进行田野调查，总人数将近千人，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400多人，包括了中文、社会学、历史学、档案学和新闻学等专业的学生。杨清媚就深有体会地说：“就我个人来说，从这两种实践活动中我都获得了很大的好处。首先，密切了我与当地政府官员、地方精英的关系，提升了我在当地的知名度，有利于我在社区开展广泛的访谈。其次，借助本科生田野调查的机会，可以对田野点进行量的研究。为了活动能够顺利、安全地进行，我们带本科生进行田野调查的地点都是自己曾经做过田野调查、有人事基础的社区；但是原来仅凭一己之力，在搜集、验证社区的统计资料方面，例如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情况等；或者针对一些主观性强的研究问题，如当地人对某种仪式或现象的看法、解释等类型的研究，较难拓宽到整个社区面。而短时间本科生田野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结合访谈提纲的方式；而且人数较多，通常可以对社区每户都展开调查，这样得来的资料是第一手的，有面上的广度，也更为可靠。对本科生来说，收获同样不小，他们增强了自信，肯定了自己在陌生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学会应用田野调查技巧，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看问题更有深度。每次开展这种活动，我都注意观察学生们的做法和反应，经常和他们交流看法；在活动结束后，要求每人交一份田野日记，强调要详细记录他们本次田野中的具体经历和个人的感受。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田野调查实践活动作为经验累积下来。”
这两种实践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在具体调查过程中我们都主张田野调查者与访谈对象应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在田野调查者是作为个体与当地的文化进行接触的，他的感受和看法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也因此，田野调查者所遇到的困难有基本相同之处，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理论准备和实践
如前文所述，田野调查以扎根理论为指导，主张摒弃一切成见直接进行田野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而且一个头脑空空的人面对田野丰富的文化事象时只会获得片面的、感性的认识，无法整合成为研究内容，即使按照问卷和提纲，他所做的工作也是粗糙的、机械的，无法充分反映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主张田野调查应作为规范的课程，就应该在调查前给学生充分的、扎实的理论指导；针对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田野调查者自己必须有意识地去搜集相关的资料，对具体的调查步骤做到“心中有数”。
2、心理调适
在课堂经验中，“田野”是十分抽象的概念，学生必须亲自到当地社区去才能感受到什么是“田野”。人类学田野调查提倡“异文化研究”，就是要到一个与本文化不同的社区环境中去做调查，还要求调查者放下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去扮演一个当地文化的初学者，田野调查者通常会因异文化的冲击感到不适，而对长期田野调查来说，这是一段非常寂寞的生活（李亦园1999）。因此，应该如何去调适自己的心理就成为田野调查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所在。根据很多研究生的田野调查经验，心理调适的成败一方面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一方面取决于调查者融入社区的程度，在这方面，可以利用一些客观因素作为辅助手段，如选择一个在地方上能说话的联系人作为进入社区的中介者、积极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增加自己在社区中的曝光率等。如2003年，杨清媚进行的第一次田野，是到广西H县去做一个族群文化特征的调查。当时按照通常步骤，先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的时候，很幸运地她得到了县历史资料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的热情帮助，向她详细介绍了各个主要村落的族群组成情况，还提到了他的老家。杨清媚当时马上想到，由他介绍进入村子阻力会小很多，于是提出到他老家做调查，结果由他介绍安排，杨清媚很顺利地进入了当地社区，并住在了村支书的家里。这位支书为后来她收集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由于他的关系，杨清媚在村中活动比较自由，人身安全也有保障，还很容易参加到当地大型的节庆活动中。很快村民们就都认识并接纳了我，称杨清媚为“支书家的大学生”。这样杨清媚很快地与当地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初那种紧张和不适的心情大大地缓解了。杨清媚的这次田野调查也做得比较成功，为她后来更换田野调查点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我”与当地人
以学生身份进入田野和以教师或专家学者身份进入田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体现在调查者与政府打交道上，也直接影响到调查者本人与当地人的关系。由于受人类学乡村研究的影响，我们的田野调查常常针对乡村社区，其主体是农民。在杨清媚等研究生的经历中，他们发现农民对于大学生身份的调查者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来人是聪明的读书人，一方面又认为来人是不懂农事、没有社会经验的城里娃，傻得什么都要问，从而自动把调查者与自己区分开来。这种态度使调查者有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有的家庭例如自己寄住的主人家会竭力向调查者提供“城市化”的生活待遇，搞特殊；而有的人则会质疑调查者的调查意义何在，甚至嗤之以鼻等。对于前者，杨清媚就表示婉拒，说明自己也经历过农村生活，希望能体验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对于后者，不要急着去解释，应先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多和他们接触，聊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建立起友好信任的感情之后，才开始慢慢了解自己想知道的事情，这样才能获得当地人充分的支持。
调查者具有写作的特权，这种特权也许会被当地人视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杨清媚有一次在广西H县做调查时，曾被当地一个Z姓宗族包围起来，他们以为我是记者，要求我写信给媒体“曝光”当地的生活用水问题，因为他们怀疑是另一个J姓的大宗族垄断了水脉。后来杨清媚承诺说给村委反映一下，回去再帮忙联系一下媒体，才被放行，离开后才感觉到了紧张和害怕。事后，杨清媚对这个经历进行了总结，觉得这实际上牵涉到既要为当地的弱势群体说话，又要尊重客观事实，还要保护自己三方面的关系。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调查者尊重当地社会及文化，研究成果应能为当地的弱势群体说话；但是当村民们申诉的问题与自己的研究题目无涉的时候，本着研究者的良心，我们至少能够将实际问题弄清楚，通过正当的途径给予村民帮助。当现实调查的结果与村民们的认识有出入的时候，我们应选择尊重事实，同时弄清楚矛盾的症结所在，并及时把研究成果反馈给当地。田野调查具有一定的风险，调查者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调查的过程、研究报告的撰写都要承担责任；而作为当地文化初学者的身份，是将调查者置身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调查者也应该有自己的正当权益，懂得保护自己。例如，要表明自己的学生身份、来历和来意；始终公开表示坚持一种中立的态度，避免卷入当地的矛盾纠纷中；不能因为怕破坏关系就不敢拒绝一些故意和恶意的要求；不能只与特定的人来往，也不宜在调查过程中明显表露出对某些人或某些当地特殊行为的好、恶感等。
在处理“我”与当地人的关系上，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尊重当地人及其文化。我们并不是在实验室的牢笼中研究动物，不能利用研究来操纵他们、控制他们的环境或是以实验的心态引进某些行为（ConrandPhilipKottak：58），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暴露被调查者的隐私。
4、坚持做田野日记
田野日记是田野工作者每天生活和工作细节的记录，它与田野笔记不一样，更注重的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籍由田野日记，我们能看到身处异文化中自我面临着哪些困惑和挣扎，反思自己在田野调查中是否能摆脱本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在日记中，还可以记录下田野笔记中或许遗漏的一些生活细节，成为以后研究中必不可缺的参考。如果说田野笔记反映了田野工作者的一种“工作状态”，它力求使用客观的描述词语，强烈地排斥调查者本人的判断和喜恶，调查者的个性是被压抑着的；那么田野日记则是一种抒发的方式，揭示调查者自身同样丰富的文化诉求。在某种意义上，调查者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应该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也没必要成为真正的“局内人”，因为这有可能将“陌生”的文化变成“熟悉”的，失去了研究的真正意义（陈向明2000：142、143）。在与当地文化之间有一个空间存在，能够更好地激发调查者的创造力，田野日记是调查者维持局外身份的一种方式，也是属于这个空间的一部分，应该被坚持下来。
四、结语
田野调查方法作为人类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已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将它引入高校课堂，作为文科实验教学方法，将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根据教学实践经验对其进行初步的总结，有关的研究探讨还可以更深入下去。田野调查方法是一个科学、系统、内容丰富的研究体系，它以人类学为依托，在实践当中能够独立出来，灵活运用；而且，在组织方式上其实并不止上文中所讨论的两种方式。根据不同学校的情况、学生的具体素质和经费等客观因素，还可以考虑组成团队针对一处田野点进行长期的研究，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共同描绘出当地社区的文化面目，这种做法在国外一些着名大学成为一项经典的研究制度（ConrandPhilipKottak2005：66、67）。国内大学如中山大学也采取这一做法，不过仍主要面向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做法都可以成为文科实验教学法借鉴的对象。
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人类学持续升温，由原来的“冷门”学科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从人类学借鉴研究方法，这方面主要集中在研究领域，由一些学者来进行，大多数学生对此并不了解。这说明人类学包括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仍然处于一种被“专享”的状态，未能成为基础知识教育。文科实验教学法是改善这种现象的一种尝试，无论是对人类学、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对广大的文科生来说，都是一种良好的促进；期待今后在这方面能有多的研究和探索，使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